最早读到《骑兵军》的其中三个短篇小说《盐》、《我的第一只鹅》、《一匹马的故事》，就觉得巴别尔小说的构思很特异，冲击力极强，文字紧密让人看得透不过气。阅读的时候，一段话得来回“扫描”好几遍。后来很快去买了《骑兵军》的插图本，读过前后的序和跋以及他的生平介绍，更使我对这位被“掩埋”几十年的前苏联作家心生敬仰之情。
其中还有像《泅渡兹勃鲁契河》、《家书》、《基大利》、《多尔古绍夫之死》、《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传略》、《政委康金》、《阿弗尼卡·比达》、《歌谣》以及《一匹马的故事续篇》，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读者是否也喜欢巴别尔的小说。在我看来，巴别尔打动读者的并非是因为他的“坚硬”或“强硬”，而恰恰是他的文本背后潜藏的“软弱”。用地球来比喻，地壳的表面是泥土而后岩石，岩石坚硬而厚重，包裹了整个地球。但是通过岩石层，钻透地壳到达地层深处，“地心”的岩浆就像生鸡蛋的蛋黄一样，是液态的、流动的。地面上的人看不到地心的岩浆，但是它存在着。滚烫、沸腾，在某个时刻，会从被岩层封锁的地壳中猛然喷发出来。
我在读《歌谣》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我觉得巴别尔始终在用文字，同他性格中的胆怯和优柔寡断进行搏斗。这种状态，有点像女性面对整个“强硬”的男性社会的那种心情——你必须得不断地战胜自己。
近年来，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现实”深度、艺术风格和个性，已经有了很大差异。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甚至有时是对立和互斥的，所以这种比较有一定难度。但在大多数作家的潜意识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仍然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一致性：这个所谓的“现实”，必须是经由作者主观意识“改造”或是认可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他”的现实，而是“我”的现实。我们很少能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见到显形的“他”与隐形的“我”之间的巨大心理冲突（例如巴别尔作品中所流露的他对哥萨克的钦佩与厌恶——这两种矛盾的心情所构成的极度紧张感）。因而，我们目前所熟稔的那种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达成了“妥协”的“现实主义”，客观性被阉割或是修饰，于是变得有些可疑。
巴别尔的小说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并受到广泛赞誉的许多年中，仍有人批评他的写作方法是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因为18、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而“现实”（故事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已经过精心提炼、提取和加工；情节的铺陈和小说构思，也大多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因此，巴别尔那种“用最直接的方式”将事件和人物呈现给读者的小说，就成为文学的一个异数或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巴别尔的作品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版后，如同飓风一般横扫文坛，迅速引起关注和好评，因为他确实“颠覆”了原有的“现实主义方法”，创造了“另一种现实”，他的作品为既定的文学模式，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巴别尔那样的作家，即使没有经历战争和骑兵军，他的作品也会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的灵魂始终动荡不安，对“现实”与“自我”的质疑，使他的写作与一切的现成秩序都可能发生潜在的心理冲突。（优秀的作家也许大多是这样）虽然，《骑兵军》中达到的那种“力度”，（生命与尊严、死亡与荣誉、文明与野性）除了记述战争之外，是否能找到更合适的载体来加以挥发，并达到那样的极致，我难以假设。但是文学作品的基本素材——故事本身的“质地”：软硬、疏密、浓淡、险夷等等，其实已经决定了小说对“力量”的承受程度。有些故事先天就注定是无法“受力”的。所以，从作家的选材，便可大致窥见写作者的精神取向。为什么有些作家只对庸常的琐碎生活感兴趣，而有的作家，总是钻到历史的深洞里，试图把某种稀有矿石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