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人为什么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由死而终的痛苦；真善美作为一种美学理想普照人类，然而三者真正达到过内在的和谐么；人追求真实而真实的地平线有人曾经到达过么。在对于人的观念一次次重新思考中，我想为人的灵魂写一部小说。这是一种日益为现代人所困惑、所焦虑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苦恼。我想同我的读者一起来认识自身。《隐形伴侣》绝不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这里并没有此岸对彼岸的输送，只有天空对大地的俯瞰。这种超越并非为了什么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只有在超越的过程中才能领略到的心理空间的奇特形态，以及作家的精神主体由此达到的充分自由境界。在文学十分强调本体、淡化目的的今天，文学仅仅是贩运私货的载体自然可怜，然而语言叙述过程却不可能脱离它的载体，即由语言构成的全部生活形象而孤立出现。文学如果不是为了体现人的内心对命运的悲剧体验和反抗意识，文学是否可能被创造出来又存在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以往的长篇小说观念中，进行一次“定向爆破”，然后再来分析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变化和趋势，我们就会发现，长篇心理小说的产生恰恰是当代人的观念以及文学的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的产物。
《隐形伴侣》开始写于1984年春天，当时知青小说刚从悲壮的英雄主义赞歌中逐渐冷却下来，很少有人对那样一种已经被反复描摹的生活感兴趣。但我却决定着手来做这件已使我耽搁几年的工作，有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咀嚼那段独特的经历，而迟迟未敢轻易下笔。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去步别人的后尘。那时我似乎已感觉到如果没有一种真正属于我的发现，一种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的更深刻的观察透视，创作一部平庸之作毫无意义。
自然，“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一个过程，“知青运动”也是一个过程，还有那个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也是一个过程，可以写成历史画卷、史诗、全景式的浩繁巨著。似乎长篇小说的本体特性所决定，它应比中、短篇更多地担负起反映社会、时代的重大事件的责任。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行全方位扫描。但是，我们也恰恰是从这样一种传统的长篇模式中，逐渐感悟到，真正作为组成社会、改造自然的主体的人，却异化在文学堆砌建构的那个物理世界之中。我们强调刻画生动的人物性格，而忽略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重视人物与社会的冲突行动而轻视人的自身的内部矛盾。尽管行动和性格为我们提供形象，但形象的立体性是否仅仅由此两维表层结构组成？形象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形象的内核或形而上的东西又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人物，人物的命运及其善恶却可以无一例外地在人的阶级性、社会性中得到解释；或归结于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说得偏激一点，文学在被恢复名誉的人文主义思想旗帜下，塑造了人又毁灭了人；重新创造了人又扭曲了人——文学帮助人粉饰自己、蒙蔽自己、伪装自己；使得人永远也不能真实地、客观地、公正地认识自身。
20世纪初，西方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科学发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疯狂之举，终于对文艺复兴时代那种认为人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杰作的人道主义理想提出了怀疑。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开始了对人自身、人本质的深层反思与自省。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当人们终于发现人的理性之外时时都有一种干扰着自己行动的非理性意识时；终于认识到恶并非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性的基本事实时，人们开始承认人的心理潜结构，并试图探索这一禁区，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心理小说或心态小说。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越来越有力地证明：微观世界的许多新的突破，导致了宏观理论的危机与新的发展，人对于宇宙的认识不断达到新的高度的同时，对人体基因和细胞的分析研究也进入了高级阶段。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一曾被沿用已久的哲学概念，即将被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所替代，显然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是在科学手段可以测定各种反映心理状态的生理数据的今天，应该认为心理世界由物理的和心理的两个方面组成。正如外界对于人来说是客体，然而精神的人审视肉体的人时，后者又成为前者的客体。心态小说便在这样的前提下，融会人的情绪、心境、思虑、感觉及欲望等各种基本生理因素之上的心理现象，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心灵空间，从而构成一种新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
《隐形伴侣》似乎述说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女主人公在北大荒农场与一同乡的知青，也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相爱结婚，婚后由于发现了男主人公软弱、惰怠、消极等性格缺陷，还有她最不能容忍的撒谎的品质恶习之后，毅然离开他。可以说女主人公自幼最大的理想是人的真诚。她为了维护真诚而抛弃爱情，但她恰恰在离婚之后寻求自主之路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虚伪的，发现自己在那些不自觉的谎言中隐藏的“恶念”；发现了周围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各种不同的谎言保护自己和防卫别人……她在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对以往奉若神明的真实发出了诘问，并且开始领悟到她的一位后来精神分裂的知青朋友所说过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另一个自己所不认识并同自己作对的另一个人的隐喻。当她认识到绝对真实只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自我满足和伦理需要时，她才真正开始接近真实。与女主人公中途分手的男主人公却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在经历了那场浩劫的政治欺骗之后，便开始对真实有了一种别样的理解。在他看来，一个不承认、不允许人表现私欲的理性的社会，压抑摧毁人的本性，因而使人们内心积淀的后天无意识在先天无意识的反抗下变得更加残酷。他在这个肮脏的人生人海中浮沉，惟一的出路是以恶抗恶。正因为他敢于正视内心那些按照自己的快乐原则派生的所谓邪恶，他才认定一个能够说出自己丑恶的人，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恶。他情愿放纵自己的隐形伴侣，即使受到惩罚——来换取灵魂的自由，也绝不像那个正直清白的知青战友，毁于精神的极度压抑而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在贯穿小说始终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知青之间的感情、性格、思想冲突中，除了今天被称为潜意识的那部分强烈的生命冲动所引起的人的种种不安之外，还有积淀于人类理性意识中的良知、道德、人格等心理机制所形成的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及其残酷无情地压抑了的人的本性欲望。这种历史形成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非自觉的现实原则，甚至成为遗传基因，参与人的无意识，压迫本我。正是这种被无意识透明的外壳紧紧钳制、约束而几乎被扼杀、窒息的潜意识的挣扎与抗争，才构成了人生永难摆脱的另一个“我”，那个令人恐惧和震颤的“隐形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