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我们这代人在本质上走过的心路历程。如果话题回到知青文学上来，那么也许可以由此窥探到知青文学正被开掘的这一角落。正是由于这种严厉的、坦然的自审，使我们对于在一个虚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的心理素质有了根本的了解，对于那个年代的一切悲剧本源的追溯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因而对现实和未来，也有了比较符合人性的追求和祈盼。
是否可以认为，当代心理小说中的自审性反思，已经从对“自尊”或“自大”型的民族性格、民族性忏悔意识，上升为非民族、非阶级、非党派国籍的人性内省，在对人的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双重艺术表现中，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意识的张扬而非宗教“原罪”的内心谴责。忏悔和自审，绝非一个概念，忏悔是对罪恶恐惧的情感追悔，自审是对罪恶的认识，是经历了从非人化到神化最后回到人化的“怪圈”之后自我的重新获得和确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潜意识理论，作为20世纪的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固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堪称人类第二次尝食禁果，并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活动如文学、绘画、戏剧、哲学产生一系列巨大影响，尤其对心理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但潜意识毕竟是一种科学的发现而不是艺术本身。我在小说中表现了潜意识，然而潜意识并不简单等同于“隐形伴侣”中隐现的那另一个“我”。隐形伴侣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只是在心态小说中，它区别于一般小说中的以描写外部活动为主的人物实体，而虚化为一种气体般自由流动于想象、感觉、梦境、情绪空间之中的思维形象。正如水加热后的表现形式不再是水珠而是蒸发的气体，潜意识的水珠在我的小说中变成为每个人不能认识的隐形伴侣那样一种看不见的但确实存在的气状物质一样。谁能说水就是汽？谁又能说对汽的描写不可以成为形象呢？在《隐形伴侣》中，我一直在摸索由隐意识支配的那一个“隐我”的独特表现手法，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小说中，这个“隐我”是无处不在的，只有将隐意识与“隐我”，显意识与“显我”之间纵横交错，极为复杂的四边关系组合成一个外在世界形象与内在精神体验多向统一的审美机制，才能在一个广阔的心理场中建立起心态小说特殊的魅力。如果将隐意识自然准确地外化为艺术形象，那么心态小说的内涵和外延都可以大大拓展。
在创作过程中，曾经使我十分困惑的有这样一个问题：心理小说究竟是艺术形式的某种分类，还是一种内容的界定？那是一种审美本体还是文学本体？
“隐形伴侣”是在小说基本完成之后才被确定的一个题目。它的第一稿的前六章在写出之后就被我自己作废了。那时我还没有找到一种相应的小说形式来构架我积累的素材。我所期待表现人的思维、心态的层次性，在一种规定性很强的叙事模式中全部黏合成一个平面。这一段的彷徨持续了几个月。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没有小说形式的具体突破，就不会有“小说”的发展。我必须为自己以描写心态为目的的小说创造一种特有结构方式和语言方式。正如那个无所不知的叙事者主宰的全方位小说受命于传统的审美原则；新小说的创作也决定于现代意识对艺术形式的理解。那种简单地把形式看成是内容的依附，或看成是可以离开内容单独鉴别的表象，都是对形式的一种扭曲。从文学本体论出发，文学形式的突破便是文学内在的突破。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便是一种新观念的诞生。形式不是外衣，而是人的体态、身材、皮肤的有机结合，是血肉之躯的组成部分。我们小说自审性要求采用内心独白、联想、联觉、幻觉、梦境、白日梦、感觉等多种表现形式，小说的叙述角度始终跟随着男女主人公，以他们为中心，不断向外蔓延，又回到中心再重新放射出去，在心态与情节的杂糅中完成我的整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