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代诗人黄仲则，为追悼他老师而写的一首七律诗中的一句。
1997年2月，在黄伟经先生同黄秋耘老师所作的访谈中，秋耘老师曾亲口背诵过这首他十分喜爱的《悼亡师》——65年以前，少年秋耘考入清华大学后，在入学的作文考试文章开头，曾引用过这首旧体诗。后面还有这样的句子：夜半有风开幔帐，水深无梦到黄粱……料得夜台频太息，此时忆我定彷徨。
当我重读《黄秋耘文集》中“风雨年华”卷中收录的这篇访谈文章时，秋耘老师已在一年前离我们而去。想不到真是应了文中悲凉的诗意：夜半的冷风吹开了老师住处的门窗，大水漫漫何处能梦见老师呢？只能倾听他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声声叹息……
叹息，为了这世上的苦难。由于悲悯与哀愁。
秋耘老师过世已近一年，怀念与追思中，我却一直没有写下关于他的纪念文字。
面对多年来我内心所格外敬重的黄老，书写竟然变得如此困难。因为我知道，他这一生中所能做的事，都已尽力而为；他的精神追求、丰富的情感和激荡深沉的内心世界，都已留在四卷本的《黄秋耘文集》中了，不需要在身后由别人来为他树碑立传。
况且，以我疏浅的学识与阅历，回顾与记述先生，真的令我惶恐不安。
算起来，认识秋耘老师已经十六七年了。不记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由于什么事情而熟悉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的热潮仍方兴未艾，读过他的《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丁香花下》，还有后来发表的《雾失楼台》，作为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作家，他笔下那般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使我备感震惊。从他浓重的广东口音中得知他竟是我的“老同乡”，心里更觉亲切。1985年第四次作代会上，黑龙江省代表团有一些人，阻挠我当选理事的提名。此事传开后，有几十位作家仗义执言联名上书主席团，反对这种做法。很久以后我才得知，签名的作家中，竟然也有黄老。对于他的正直，由此感同身受。后来他对我的作品谈过中肯的意见，我自然就将他认作了老师。
那时候秋耘老师虽已年逾花甲，却因各种文学活动之需，常来北京开会，频频奔波于京穗两地，所以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他每次来北京之前，都会先从广州发来一封短笺，告知他抵京的时间，让我到时候去找吴泰昌先生询问他的住处，以便约谈。先生对后生晚辈如此认真谦恭，颇有君子之风。一次邀他来家做客，谈得高兴，到了午餐时间，我与丈夫欲在住处附近的一家餐馆请他吃饭，他不愿让我们破费，坚持只要些简单清淡的蔬菜，我恭敬照办。席间他曾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起他的平生经历，讲到50年代他在北京所经历的反右等历次运动，讲到“文革”以及70年代为什么从北京回到广州。平静的叙述中充满了悲愤正义之情，还有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评判与检讨。最令我惊讶的是，秋耘老师看似那样温文尔雅的一个文人，抗战时期竟然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军人。他戏称自己是军人和诗人的混合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物。渐渐熟识之后，从他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略显忧郁的性格气质中，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真是十分准确。而这似乎水火不容的两种特性，究竟是怎样水乳交融地生成的呢？可惜，我终是没有机会问过他。
一次我去广州开会，到他家里看望，他和夫人留我吃午饭，有莲藕清炖排骨汤和馄饨炒面，我很喜欢，吃了不少，他就很开心。1994年我又一次到广州，《羊城晚报》的女编辑胡区区陪我去看秋耘老师。那时他刚搬过家，区区也不清楚新的地址，我们两个人在梅花村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他对我们的到来很是惊喜。但那年秋耘老师已经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初期症状，还有心脏和关节的问题，行走不便，话语不多。我只记得他的言谈中，对于时下的社会状况忧心忡忡。在我认识他的十几年中，他始终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承载着苦涩而沉痛的精神重负。那一次则是更加忧郁了。我很难过，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宽慰的话。不忍太多打搅，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再三地请他保重身体，就告辞了。临走时许诺说，再来广州定会去看望他的。但未曾想后来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机会去广州。除了过年过节偶有电话向他问候，那次在梅花村寓所见到他，竟然是最后一次。如今留在我耳边的声音，只是他从电话线中传来的微弱的广东口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