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他在广州，我在北京。那时候的电话尚未像现在这样方便普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距离，使得“师道”更多是通过“函授”进行的——如今回忆起来，我和秋耘老师的交往与交流，都留在书信中了。
我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这十几年间，秋耘老师写给我的五六十封亲笔信。信上的抬头，自始至终无一例外都用“抗抗同志”这个称呼，而信尾的署名，多用“秋耘”、时用“昭彦”、偶用“彦白”。他始终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老友或是忘年之交，倒是让我惭愧得很。
我想简要地摘录一些信中的内容，对于人们了解秋耘先生晚年的所思所想所为所虑，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重新穿过时间的隧道，触摸岁月锈迹斑斑的四壁，我看见那个不朽的灵魂，仍如燃烧的火把，在黑暗中闪烁着不灭的思想之光。信件都已按照年代序列一一编号，其中，以20世纪80年代的通信最为频繁。
秋耘老师在1985年12月24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在京期间，我跟清华、北大、北师大的青年同学们开过五次座谈会。我认为，他们提出很多有益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值得我们这一代人认真反思。（笔者注：黄老在“反思”两个字下面加了黑点）北师大有一位同学很坦率地忠告我：“阁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务希保持革命晚节。”我很感激他，这是对我有力的鞭策。对于我来说，“清名未替”已经评价过高了。我这一辈子所做的蠢事和错事是不少的，不过还没有同流合污，堕落为“贪官庸吏”，也是事实。
1986年的通信大多是谈他正在写作的《风雨年华》。
1986年2月18日：我南归后，专心致志修改《风雨年华》续篇，争取第一季度完成，与正编合成一卷出版（约22万字）。责任编辑所提的意见，基本上我都可以接受（主要是删掉一些他认为有碍的片断），但他要求我增加一章写1957年——1966年的经济建设成绩和各方面的积极现象，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加入经济建设一直向上发展，则三年困难从何而来？这一点尚有待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主要取决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如何。我准备作一些让步，但以“不说假话”为原则。
1986年4月14日：《风雨年华》的续编总算改出来了，虽然删掉不少，跟正编合在一起，还有廿万字左右。老实说，这部书下半部的可读性比上半部强得多，因为所写的大多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记述“干校”那一章，题为“荒原上的狼群”，那个时代“干校”的生活，人对人简直像狼一样残酷，“干校”的周围都有几个甚至十多个枉死者的新坟。
1987年2月15日：拙作回忆录早已印好，但出版社下令“暂缓发行”，涤尘力争亦无效果。“暂缓”二字用得绝妙，（笔者注：黄老在“绝妙”二字下面加了黑点。）可以缓一月半月，也可以缓三年五载……世事如棋，惊涛骇浪，不欲多言。春寒料峭，诸惟珍摄。
1988年6月25日：我还在写长篇小说，已写了十万字左右，间也写点短文。上月那篇“面向文学，背向文坛”反应较强烈，毁誉都有。“广告文学”更引起大风波，不过我也不在乎。其实文章引起争议，是大好事，最怕是有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进入80年代末期，黄老的心情越发沉郁。但他即便在病痛之中，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且不忘在信中关心和鼓励我。十余年后重读这些文字，依然让我感动。
1989年2月16日：此间文坛空气之恶浊，尤甚于北京。不闻书香，只闻铜臭。古语说，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