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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7日：我自四月底从无锡太湖南归后，因患心肌劳损，时感眩晕，近虽稍见康复，然极不想写作，迄今已辍笔数月之久。人已老年，无可奈何，惟有读书明道而已……听说《文艺报》主编易人，又上海的《文汇月刊》亦拟停刊，未知确否？近日各地的报刊拟停顿者甚多，上海达二十七种，广州也有十多二十种。
1989年11月25日：在这段时间里，你练练钢琴，多读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很好！一定要甘于寂寞，耐下心来学习。写些作品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多给人指点，确实达到成熟的程度才好发表。（笔者注：黄老在“成熟”二字下加了黑点。）
1990年1月19日：我写的长篇，初稿已经完成，约廿万字，但肯定不会有出版社接受的，还是藏之名山，等百年后再说吧。
1990年10月3日：我会永远记得，每次我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最愉快的交谈和会晤是在你家里的会餐，在那个小小的精致的客厅里，我们谈得那么无拘无束，使我这个生性孤僻的老头子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知心是不容易的，也勉强不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聚首一堂，促膝谈心呢？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得到。岁月不饶人，加上“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滑坡”……我已经七十二岁了，人活到这个年纪，不能算是短命，但是我还想多活几年，静观世变，万一我这个性急的人比你们先走一步，也不必为我悲伤……
自1992年以后，黄老的身体每况愈下，心情也备感郁闷。为了减少他复信的麻烦，我给他的信渐渐减少，隔一段时间打电话向他问候，给他讲讲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希望能给他一些精神慰藉。晚年的秋耘老师，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深受病痛折磨，心境沉重而无奈。他在1993年7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直到现在为止，四肢仍不大听脑子指挥，走路和写字都有困难，思考能力也逐渐衰退，使我苦恼不堪，每天只能随便翻一下报纸，读点不费脑筋的闲书，总之，是过着无聊的日子，几乎与残疾人差不多。”到了1994年，他给我的信，已是由夫人蔡莹代笔。进入1996年，他的身体似乎有些好转，竟然读了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2月2日有亲笔信给我：大作《赤彤丹朱》已拜读，你每一部新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步，真令人高兴。这一部其实是自传体的小说，难度较大，你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自慰了。
在我保存黄老给我的全部信件中，日期到这里戛然而止——1996年2月2日，当时我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他是带着对真善美的殷切期盼，带着未竟的理想、沉思和精神十字架离去的。
晚年的黄老，除了身体的原因，他的孤寂与失望更多地来自心灵深处。作为一个抱有虔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于物欲横流的自由经济和商业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抵触与反感。眼前这个喧嚣而物质的世界，与他一生为之努力奋斗为之历尽艰险的那个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似有本质的差异，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用笔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了。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幸认识的那些令人敬重的前辈作家中，秋耘老师的文德与人品，一直在无形中影响着我。有时我会觉得他像一棵巨大的榕树，以繁茂的浓荫，为后人遮蔽、阻挡烈日风霜。从那些伸展的枝条上，发出茁壮的气根，一直钻到土壤的深处，然后形成新的枝干，最后成为像“小鸟天堂”那样由一棵树发展而成的一整座树林的岛屿。
“三年谁与共心丧，遗墨摩挲泪几行”。再次摩挲秋耘老师留下的书信与作品，泪眼迷离之中，隐没在南国青山绿水之中的亡师之灵，已如我温暖的祖籍和故乡，让我永远地凭借、依托和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