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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四平，骑兵驻扎在离城八里外的村子。国军黑夜白天轰炸，八里之外仍觉地面震动。四平攻下来，骑兵进城，他们看到国军钢骨水泥的碉堡连成一片。“碉堡前是什么？”我爸伸出手，手在抖，“八路军的尸体垛成垛啦，一丈多高。”骑兵从近百米长、比人还高的死人垛前走过去，我爸察觉白马浑身都在抖。血水流在壕沟里，上面落一层尘土。马闻到八路军战士血的味，不敢往前走了。骑兵下马，摘下帽子，沮丧地走过去，马垂着头。牺牲者一个人压着另一个人，摞着，血穿过尸体流进壕沟。我爸不敢看血流，但还是偷眼看。血从人垛滴答下来，汇成细小的河流。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我爸说。最难受的是看马寻找牺牲的主人。1948年8月，他们在开鲁县好宝营子遭遇六十多个土匪。骑兵叮咣一顿袭击，消灭了大半土匪，匪首带几个人钻进了苇塘里。芦苇宽广好几亩，我明匪暗，八路军进去一个被打死一个。巴图、却吉、杜楞扎那、东山，一共四个人被土匪打死，都是我爸的长辈。后来，三班长青龙不知采取什么办法爬进苇塘里面，用手榴弹炸死了土匪。他们用刺刀在山坡阳面挖一个大坑，铺上柳条，掩埋战友。遗体撒上一层柳树叶，盖土，用马踩过去。这时候，巴图叔叔的白马、却吉大爷的枣红马、杜楞扎那舅舅的白马、东山叔叔的黄马像疯了一样找它们的主人。这些马在队伍里钻来钻去，见到人就闻腿闻胳膊。骑兵们哭了，我爸手扶鞍子放声大哭。马还在找，慌慌张张地钻来钻去，鬃毛如乱发撒在脖子上。
骑兵们骑着战马踏遍东北的冰天雪地，看过漫山遍野的山杏的白花、长在石头里的杜鹃的粉红花。他们唱着成吉思汗时代的战歌前进，脖子上挂着在庙里请的护身符。子弹不长眼睛，上战场谁不怕死？有了佛爷的护身符，心里踏实点儿。我爸头一回参加战斗，枪一响，白马的身体一阵阵激灵，他身体跟着激灵。“枪声大了就好了，”他说，“谁也不害怕了。”他原来有他奶奶努恩吉雅给的观音菩萨护身符，后来部队不让战士戴佛像，说革命军人不兴这个。我爸不敢扔菩萨像，又没地方放，急得团团转。一次，他在老乡家后院发现一处石片砌的墙，就把护身符塞进墙里，看四外没人，跪地祈祷：“菩萨呀，不是我不戴你，是指导员不让戴，要惩罚就惩罚指导员吧。菩萨，保佑我和白马别让子弹打死。”这一番祈祷的效用深远，我爸于枪林弹雨里无恙，“文革”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没死。这二十年中，他主编出版从古至今蒙古族文学汉译作品典籍十二卷，为蒙古文化史上第一人。菩萨一直在保佑他。
我从小对“骑兵”这个词敏感。上小学时，军分区在体育场举办阅兵式。骑兵骑马走过主席台前，马刀竖在肩膀前闪闪发光。那时候，大喇叭放一首铜管吹奏的《骑兵进行曲》——米多来米米，米多来米米，索索多来米——忒雄壮。在乐曲里，你看战马高昂着头，鬃发一抖一抖，蹄子灵巧地翻盏，那真叫威武雄壮。
赤峰体育场的主席台很小，司令脸上有麻子。我爸的白马比赤峰骑兵老十四团那些马厉害，它参加过开国大典，当然是我爸带它参加。他骑着白马和战友一起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1949年，骑兵二师划归内蒙古军区，组成一个白马团、一个黑马团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式，我爸在白马团。8月，他们进驻清华大学边上一个叫清河的村庄。那时候，北京到处流传国民党的谣言。村里风传：共产党的鞑子兵茹毛饮血、割人耳朵。骑兵们受到歧视却不知缘由。我爸说，村里人供刺猬为神灵。刺猬满地爬行，若被马踩死，老百姓很不高兴。但战马偶尔会踩到刺猬老爷，民运干事点头哈腰跟村民道歉。团长下令，全心全意爱护刺猬，谁踩刺猬谁受处分。我爸差一点儿受处分，但不是因为刺猬。1948年5月，他们和国民党正规军在突泉县对阵，消灭国军一个连。我爸心眼多。他留在连队后面，看连队走远了，偷回战场捡洋捞。他捡到六尺白布、一条雪茄烟，然后追赶队伍。连长罗保发现此事非常生气，说：“你个兔崽子，我要处分你。”我爸把雪茄烟双手举过头（按辈分，罗保是他远房爷爷，原为日本骑兵军官）。我爸七岁已开始吸烟，不得已才把这么好的烟交出去。罗保吸雪茄烟，很入迷。我爸问：“罗保爷爷，我的处分……”罗保说：“我再吸一根。”他又吸了一根烟，说，“下回处分你，这回算了。”
“怎么处分？”我问。
“禁闭三天或七天、十五天不等，再严重送军法处。”
8月份，清河村外的草甸子正开黄花、红花、白花，战马把花朵全踩灭了。骑兵每天训练战马横竖成排，类似现今马的盛装舞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上级要求骑兵团走过天安门时，战马横竖成排。骑兵要把提振缰绳和双腿夹马的功夫掌握纯熟，控制行进速度。天天练，他们练了两个月，人与马达成难以言传的默契。白马在草甸子一排排走过去，迈着小碎步，非常整齐。
1949年10月1日，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师白马团和黑马团凌晨五时从清河村出发，七时到达北京东单。骑兵们头一天发了棉布新军装，马在水泡子里洗了澡——每人领到半块肥皂，给马洗澡。马洗完澡，晚上用缰绳吊起来，不让它躺着睡觉，怕脏了皮毛。夜里，骑兵们领到铁盒的金鸡牌鞋油，马靴擦得油光锃亮。到了东单，团长下令给马蹄子刷上黑鞋油，白马挺神气。检阅开始，骑兵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我爸心里默念：“白马啊，你千万别走错，好好走。”他的汗把军装都湿透了。大喇叭传出总参谋长命令：“向右——看！”右侧是城楼。我爸把脸偏向右面，但眼睛斜回来盯马头。他的战友也都向右转脸，眼盯马。谢天谢地，马走得很整齐，没出错。但骑兵们遗憾没看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面庞。
1950年9月，骑兵二师赴通辽集结，准备赴朝参战。等了几天，中央军委说入朝作战预计伤亡很大，少数民族部队不入朝。内蒙古军区司令乌兰夫要求部队把战马捐献给志愿军。
捐出去战马，骑兵很痛苦。9月10日，我爸和另外六名战士牵着全连一百多匹马来到通辽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战马。我爸抱着白马的脖子，摸马的额头，马闻他胳膊。军需官下令：“一连战马上车！”几块木板搭在黑铁皮车厢上，他们把战马一匹匹牵上火车。我爸让白马待在边上，最后牵它上火车。白马上了车，回头看他。我爸心都快要碎了，咬着嘴唇才没哭出声来。回到连队，我爸走进了空荡荡的马厩，不禁痛哭。他病了，在炕上躺了两天，脑子里全是白马的模样，一合眼睛，就见白马走过来，闻他的腿。科尔沁有一首情歌《乌尤黛》，说一个男人想念女人乌尤黛。连里有人唱这个歌，让我爸更痛苦。歌里唱：
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白马刷了一遍。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青马刷了一遍。我要是蝴蝶呀，落在你的领子上，天天把你瞧。可惜我不是蝴蝶呀，眼巴巴看你转身离去……
我爸喔喔哭起来，觉得他比这个男人惨，半夜起来，白马却没了。那几天，骑兵们的袖子上沾满了眼泪，想念战马。1954年，我爸的思马病再度复发。他不断写文章，写对马的思念，心情好了一些。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银色的白马》，写沙日拉咩绕——他的战马。此诗发表在蒙古文学期刊《花的原野》上面，得了奖。奖品是一支铱金尖英雄牌自来水笔。
昨晚，我爸我妈并排坐沙发上看电视，新闻播报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他在群众集会上面现泪痕，我爸以手按眼窝。我妈问：“普京当总统，你哭啥？”我爸站起来，摇摇头，左手拎下坠的紫红毛裤，说“我想起了我的马”。1950年到2012年，六十二年。我爸今年八十三岁，他在想念他的马。他说：“闻呀、闻呀，可能一个人有一个味吧？马用鼻子闻你……”他的声音走样了，拿手绢擦鹰钩鼻子上的眼泪，说：“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谁在水面倒立起舞
哈萨克人的身体或心灵一定与异族人有不同之处，他们——我说的是哈萨克男人和女人、老人与孩子——听到音乐，会自动地、舒缓地、大方地跳起舞来，像饥饿的人拿起面包那样自然。
褐色的伊犁河从西岸深绿的松林中奔腾流过。山坡上，三位盛装的哈萨克人弹着冬不拉走过来，这是一个仪式，欢迎外来的游客。我一直在看穿红色金丝绒裙子的哈萨克姑娘的帽子，她的帽子上插着一根漂亮的羽毛。
我们唱歌要羞涩一番，好像这是见不得人的事，要扭捏，站起，坐下，清嗓子，假装咳嗽。这一套烦琐的程序是在等待心灵解码，找钥匙把那把羞愧的锁打开才唱，唱得好听不好听两说着。哈萨克人开口就唱，歌声急着从他们肚子里跑出来。唱歌时，他们的表情那么平静，像松树和白云一样平静。河谷里长满了白桦树和松树，树的脚下是大朵的野芍药花，花像兔子贴着地皮飞跑，到处都是它们白色的影子。高山的后面还是高山，正像松树的后面还有松树。茶褐色的伊犁河打着漩儿奔流，就像右面那个四五岁的哈萨克小姑娘。她在乐声里往前跑，跑三步原地转一个圈子，如查看身后有谁站着。河水就这样转着圈流淌，也可能河水听到音乐声之后才这样旋转流淌。看到这些，哈萨克人要开口唱一唱。好在哈萨克人有足够的歌曲唱。他们的祖先早就猜出来后代爱唱歌，因为高山和草原太美好了，给他们发明创造了很多歌。发明歌其实比发明电灯电视都重要。我越来越感到电灯电视很不重要，基本上是多余的东西。它们都是电能驱动的，让电回去吧，别在人间瞎闹了。干什么不好，你点灯点电视干吗？让电回到发电厂，回到风里煤里和水里。没有电灯的夜晚不叫黑暗而叫宁静。
哈萨克人唱歌。他们长着天真的眼睛，黑粗的手和黑红的脸都不妨碍他们眼神的天真。他们像两三岁的儿童站在母亲——这自然是草原——面前唱歌，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人在高天之下唱歌，不可能挤眉弄眼，也不会使用所谓手势。这就像人在教堂里唱歌不能飞眼与乞求掌声一样。他们唱歌的时候，山坡上聚集了许多哈萨克牧民，他们等待叼羊表演。这几十个人当中有一半是儿童。哈萨克人的生育率很高，一半人能生一半人。这些儿童的手脚特别是腰没有消停过，他们一直在跳舞，跳哈萨克民族舞蹈。一个两岁多刚会走的女孩子两手掐腰，抖着肩，一动一动地弯下腰，又一动一动地抬起头，向后仰，一直仰到用眼睛看不到我们了，再抬起头。她的动作受到冬不拉节奏的控制，而且她完全没想过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停下来。假如这个弹奏三角形阿拜冬不拉的男人疯了，一直弹下去，这个女童的腰就永远弯过来，仰过去，掐腰抖肩，像一株在风中摇摆开红花的灯芯草。女童的对面是一个男童，四五岁，是她的舞伴。他跳另一种样式的舞，举起双手，像模仿鹰的飞行。看过去，这里的孩子们都在跳舞。不跳舞的矮个子生灵只有一只小白狗，它傻傻地看小孩跳舞，目光羡慕。它看一阵，转圈跑一阵，毫无道理地咬草。它在恨自己不会跳舞，尤其恨自己不会跳向前并向后弯腰的舞蹈。还是当人好啊，这是我替小白狗说的话。但人和人不一样，我比小狗更惭愧。我想了想我会啥，其实不会啥，会的一两样东西也没啥大用，不及两岁学哈萨克舞蹈，跳一辈子。
我忘不掉哈萨克儿童跳舞那一幕。青草在他们脚下生长，他们背后是灰色的浓云，阳光却明亮地洒下来，草的缝隙里透出黑黑的泥土。
几天后，我在喀纳斯的禾木河边又看到了跳舞的哈萨克孩子。他们在河岸边上跳舞，河水里倒映着孩子们跳舞的身影。我索性不看岸上的孩子，看他们在水里的身影。孩子们快乐地蹦蹦跳跳，一个戴白帽子的男孩弹奏一只椭圆形的江布尔冬不拉。孩子们的胳膊在水波里伸展，他们的身影和蓝天一同印在水面上。看水里的舞蹈者，腿最可观，一蹦一蹦像踩着天。一片树叶漂过来，足以扰乱他们的身影。水面上飞过白鸟，青山在水里只剩下清清的一线。水面静下来后，孩子们还在河面倒立舞蹈，他们掐着腰，抖着肩膀。河水用轻柔的波纹一下一下地摸他们的脸。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图瓦人布云的家里没有杯子，只有碗。他家人喝酒喝茶用的是从巴基斯坦买的铜碗。布云说：“玻璃杯是不好的，像人不穿衣服一样。酒和茶的样子被人们看到了，它们会羞愧。”
“谁们羞愧？”我问。
“酒、茶、水、汽水它们，不好意思呢。”
“那你用瓷杯子吗？”我问。
“瓷杯子嘛，我在布尔津的饭馆里见过。酒在里面憋屈，那么小。你知道，酒不愿意待在小东西里，它喜欢大缸（他指了指西边，西屋的大钐刀边上放着布云酿的骆驼奶酒的酒坛子，他喜欢管它叫缸），还喜欢待在皮囊里，最小的地方也是酒瓶子里。”
我在布云的家里用巴基斯坦的哈扎拉（蒙古人支系）人制造的大铜碗喝奶和奶茶。一条小河从他家的窗户下流过去，河水泛青。我在新疆看过的河大多是青色的，如冻石一般，只有伊犁河黄浊，他们说用伊犁河水煮出来的羊肉最香。在喀纳斯——这里是图瓦人和哈萨克人的乡土——青碧的河水在戈壁石的河床流过，激起细碎的白浪花，像啤酒沫子一样。河水绕过松树，流入白桦林里面。落叶松像山坡上睁着眼睛张望的狍子。松树的阳面微红，像肉煮到五成熟那种鲜嫩的粉红色，而背阴的树干呈褐黑色。落叶松的脚下撒满去年的松针，冬天，这些松针保管在干净的积雪里。雪化后，松针一片金黄。落叶松落下这么高贵的松针，真有点儿可惜。如今松树枝头长出新叶子，像肉色的小松塔或小花蕾。山坡上，松树错落排列，似僧侣下山散步，走进布云的家喝茶。
布云听说我去过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喜欢听我讲这个国家的一切，特别是总统的事情。我说：“他们的总统四十多岁，笑眯眯的，背着手逛商店，或者坐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
布云听得眼睛亮晶晶的，他把嘴角上拉，说：“是这样子吗？总统笑眯眯的？”
我说：“正是，总统右手无名指戴了一枚镶琥珀的银戒指，左手食指戴一枚镶西藏松石的银戒指。”
布云摸自己的左手和右手，说：“我也要有那样的戒指，人人都可以有银戒指。”
“我的故事讲完了，该你吹楚尔了。”我说。
布云从墙上摘下用芦苇做的笛子——他们叫“楚尔”，用嘴角轻轻吹。旋律轻柔而忧伤，仿佛在叙说湖水、雾和白桦林的样子。我觉得梅花鹿如果会吹笛子，吹的一定是楚尔，它的音色表达的正是动物的心情。松鼠看见露珠从松针垂直坠落，羊羔在河边看见一条小鱼卡在水底的石缝里，猫头鹰看见月牙坐在松树的枝杈上，后背让露水打湿了。布云的楚尔正在表达这些境况，简单，说幼稚亦无不可。布云本人就很简单幼稚，愿长生天保佑他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幼稚。在这里，奸诈没有一点儿用处。
我拿铜碗，舀一碗泉水喝（布云的泉水从山腰取回，放在维吾尔人的大铜壶里，他认为水和铜相互喜欢）。我走到房门外边，见绊着马绊的马两个前蹄一起往前蹦，找新草吃。黄色的山羊群急急忙忙跑过来，白云像围脖一样遮住山的胸口却露出山峰的脸。我低头喝水，看见碗里竟然有玫红的霞光和刺眼的蓝天。碗装下了这么多东西，真是比杯子好多啦。
说汉语的嘴
新疆作家刘亮程评论我的相貌，他说：“你长得不像蒙古人（我心里很不高兴），你长得像汉族人（也高兴不起来），你的鼻子是蒙古人的鼻子（五官之一官有谱了），你的脸正面窄侧面宽（有这样的脸吗？），这是马和欧洲人的脸（没听说，欧洲人是从马那儿进化来的吗？），你的嘴是汉族人的嘴。”
汉族人的嘴？人的头发与皮肤的颜色、鼻梁和眼睛常常是种族标志，嘴也分族吗？多年来，我每天都见到许许多多汉族人的嘴——在街上和各种场合。你见到一位汉族人，同时也见到了他的嘴——这些嘴一样吗？我没想过。汉族人，如果彼此没有血缘关系，自然各有各的嘴。我是说，汉族虽然特别推崇统一，但不一定有统一的嘴形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刘亮程说这话时，我迅速浏览在座人士的嘴，他们中有六位是汉族，两位是维吾尔族。我粗略判断，他们具有八种样式的嘴，其嘴长、嘴宽、唇厚和嘴唇的颜色（中医说唇色取决于脾经，而非取决于民族）各有千秋，看不出什么奥秘或门道。我的嘴呢？我借机去洗手间照镜子观看吾嘴，没看出汉族性。
嘴作为人体器官，不能抱着研究的目的去看它。世上有“嘴学”吗？没听说。你专注地盯着嘴看，越看越毛，好像不是自己的嘴了。你会想，我的嘴怎么成了这样（你想怎么样？）？噢，它是这样的（是这样）。我们每天用嘴吃饭喝水撒谎，只重功能，忽略了它的特征。汉族人的嘴——我看着我的嘴想——是什么样呢？唐诗宋词之汉族，书同文车同轨之汉族，五千年文明缔造者之汉族老大哥的嘴是什么样？有多少样呢？这真是巨大艰深的学问。刘亮程怎么说我有汉族人的嘴呢？汉族人居于山东兮山西、河南哉河北、海内其海外，海了。汉族人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水土不一样，嘴也该不一样吧？呵呵。
我没看出我的嘴隶属于哪一族，却想起语言学家说过：每种语言的发音，将对这个民族人员的下颚口唇的结构产生进化性的影响。我不懂法语，听法国人讲话有“空、若、帕、瑞”等音，其女人嘴唇丰润柔软，男人嘴大而宽，演员贝尔蒙多不正是这样吗？当然这也可能是由吃牡蛎、喝葡萄酒形成的。这样的嘴与喝玉米（米左查右）子粥、开口“干啥干啥，整两盅”的东北汉族人的唇态不一样。
我对刘亮程说，我嘴成了这样，跟我爸我妈的嘴确实不一样，这是说汉语说的。他们一直在讲蒙古话，嘴唇朴厚，而我讲汉语讲太多了，轮廓不鲜明了，这也是脾经薄弱的表现。以后填表，民族填蒙古，括号：嘴汉族。这个嘴喝小米粥、吃酸菜粉条、唱汉族歌曲“辣妹子辣”、读汉文报纸，进化（也许是异化）到长江流域去了。
我喜欢蒙古语，它像一个心灵花园，听与说蒙古语如同闻到带露水的青草味。这个语言对我意味着史诗和民间故事，这是我的曾祖母千百遍讲过的瑰丽情景。它是被奶茶浸泡的木碗的花纹，是牛粪的气味，是马身上的汗味，是从脚下到天边的草原。可是我跟谁说蒙古语？到哪里去倾听这种语言呢？对这种语言而言，我是一个弃儿，像身不由己的草籽，被风吹到陌生之地生根发芽，长出了异样的嘴。
嘴做的大事是吃饭喝水，但在这个事里，嘴仅仅是入口。像看电影一样，入口不放影片，影片放映在电影院的银幕上。对语言和心灵来说，嘴是出口，是发生语言的地方。心灵和口唇一同创造语言，述说关于爱和被征用的土地，清泉或大楼，花朵与工厂，露珠与水泥马路。嘴边经过了诚实与奸诈、歌声与哭喊。嘴是假话之源头，嘴也是伤害、嗔怒、烦恼的根源。嘴是甘泉，也是地狱。嘴是历史。
我带着我的嘴吃吃喝喝，游走八方。我怎样改造我的嘴使之蒙古化呢？今年入夏，我打算在牧区待到秋天。我要带一个小镜子，一边说蒙古语，一边照镜子，让它慢慢回到草原上。
微光里的蜘蛛
我妈有时会相信征兆一类神秘的提示，如果左眼或右眼跳，都让她心神不安。我十二岁时候，在夏天，我坐在炕头的被子垛上读书，头接近报纸糊的顶棚，可以俯视众生。傍晚时分，透过西边射来的微红的光线，我看到玻璃窗上爬过一只小蜘蛛。
我跳下被子垛，告诉我妈，西边爬过一只小红蜘蛛。
我妈正用豁齿的菜刀剁喂鸡的萝卜缨子，她听了一怔，问，红蜘蛛？
对，报喜蜘蛛，我说。其实这个蜘蛛只是背上有一点夕阳的微光。
我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问我，从西边爬过来的吗？
我说，对，从西边窗户第一块玻璃爬到了第二块玻璃上。
我妈用围裙擦手。西边？她说，你姑姥姥要回来了？
我说，肯定是。我姑姥姥其木格住在呼和浩特，在赤峰西边。
蜘蛛爬过来是有亲戚要来吗？她问我。
对呀，这是我听家属院的人说的。
像左右眼跳这些事都是汉族人的讲究，我妈并不知道，她是听我说的。盟公署家属院百分之八十是汉族人，小孩在一起玩，获取信息。在我向我妈报告这些民俗学知识时，顺便加一些我编撰的内容，比如蜘蛛爬窗预兆有亲戚来串门就是我上礼拜创作并告诉她的。
我妈陷入沉思。那个时代，家庭没有手机和座机，靠写信沟通信息。那个时代更鲜明的特征是“文革”正在进行中，我爸已被关进监狱。我姑姥爷义都合西格是蒙古史专家，仅这一条，他也会被关进监狱。那时候，获取亲戚的生死下落是心中大事，但谁也不敢写信，所有的信都会被拆开检查。蜘蛛报信更安全一些。
我妈盯着我问，你真的听说蜘蛛爬窗户是有亲戚来串门吗？
对呀，我以坚定的信心回答她。
你没撒谎吧？她问。我妈最恨撒谎。
没有，我挺直腰杆回答。我小时候十分喜欢撒谎，没少挨我妈训斥。
我妈眼睛湿润了。如果我不在边上，她肯定撩起围裙擦泪水。她的姑姑比她大三岁，她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姑姑会来看她吗？也有可能。不光蜘蛛爬过了窗玻璃，姑姥姥的老家就在赤峰的巴林右旗。
蜘蛛在哪儿呢？我妈问。
我和我妈一起上炕。从这儿爬到这儿，我指着窗上的玻璃说。
蜘蛛呢？
蜘蛛怎么会待在玻璃上等待我们发动思念呢？我假装找了找，说爬走了。
你没撒谎吧？我妈妈看我，在我脸上寻找撒谎的痕迹。
我很气恼，挺胸遥望窗外，说蜘蛛确实爬过。
我妈点点头，说，你姑姥姥好多年没回来了，该回来了。她回来，证明她家里很平安。
对，我说。
从第二天起，我妈脸上一副喜悦的神情。她从箱子底拿出一块舍不得用的新塑料布铺在炕席上。塑料布蓝地白花，发出工业的芳香气味。她找出我姐用白棉线钩的图案花帘子，蒙在红箱子、书架和收音机上，这是过年才拿出来的装饰物。
她对我和我姐说，你姑姥姥来了，你们要听话。如果她问你爸干啥去了，你们就说下乡了。
我们点头。
她却低下头，眼泪成串滴在膝盖上。我爸被定为“内人党”，关在昭乌达报社私设的监狱里，被造反派轮番吊打十五个昼夜，身上骨折七处，把他活活打疯了，患有罕见的外伤性精神分裂症。当然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
我妈掏出手绢，在膝盖上叠成小方块，擦眼泪。她的眼泪越擦越多。
你们记住了吗？她抬头说。
我们点头。我姐说，到时候，你不能哭。
我妈点头，又流泪。
呼和浩特到赤峰的火车晚上到站，我妈每天晚上去接站。我有点儿不安，想告诉她蜘蛛的事是我瞎编的，但肯定挨打，只好挺着不说。我妈下班给我们做完饭，她不吃，急忙赶到火车站。她每天穿一身干净衣服，脸上带着期盼的表情去车站。回来后神情落寞，独自坐很长时间。我感到犯下了莫大的罪行，不敢看我妈。
我妈往火车站跑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上，我硬着头皮对我妈说，可能……好像蜘蛛，是从东边爬到西边玻璃上的。
东边？我妈几乎跳起来。你好好想想，是东边吗？
我伸出手，在空中从东往西、再从西往东比画，说，是的，蜘蛛从东边爬过来，爬到了西边。
噢，我妈坐在炕沿上，没说话。我大伯在东边的哲里木盟。
我妈坐炕沿上想了很长时间，临睡前，她把铺炕的蓝塑料布和白棉线钩的花帘子收起来。我大伯布和德力格尔是农民，那时也在挨斗。我曾祖母努恩吉亚原来住我家，由于我爸是“内人党”，曾祖母被撵到乡下我大伯的家里。
第二天早上，我妈说，你帖帖（蒙古语，曾祖母）可能要回咱们家了，你大爷挨斗，她住不下去了。
肯定是这么回事，我附和。
我妈点头。从那天起，她找人用玉米面换了一点儿白面，迎接我曾祖母的到来。晚上，她开始去汽车站接站。曾祖母要来的话，坐汽车从通辽来。我真盼着我帖帖来，要不然，我妈接站不知要接到什么时候。
我妈接站接到第三天，真接到了从科左后旗来的姐姐斯琴和姐夫金山，他们是我大伯的女儿女婿。在汽车站，他俩见到我妈就双双跪下，伏在地上说：婶子，帖帖过世了。
他们三人到家，眼睛都是红的。我妈做了玉米面粥，端上来，他们谁也不吃。斯琴突然抱住我妈放声大哭，声音大得吓人，金山脸上爬满眼泪。曾祖母去我大伯家之前，要求见我爸一面。我爸被单位的人押着回家，他苍白浮肿，耳朵眼和鼻孔里都是血痕，脸是新洗过的，走路踉踉跄跄。曾祖母不懂汉语，但我爸被告知不许说蒙古语。他对着他奶奶目光茫然地背毛主席语录，背了五分钟，算是对曾祖母说的话，之后被押走。
他走后，曾祖母只说了一句话：我孙子活不成了。后来她没再说话，回到哲里木盟也不说一句话，竟日卧炕，两个月后死了。
斯琴和金山来我们家告诉这个消息。我妈拿上家里的钱，给大伯大娘带点儿衣物。第二天一早，他们仨去了科左后旗，为曾祖母料理后事。
为库尔勒香梨充电
我在机场候机，见一乘客把手机充电器插进墙上的电源，另一端插在一只绿里透黄的库尔勒香梨上，然后看杂志。杂志是《商业周刊》。
这个人装束整洁，虽有白发但穿西裤。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像精神病患者。
过了一会儿，他把充电器插口从梨上拔出来，插在一只草莓上，接着看报。见此，我并没惊讶、大笑或双脚跳起来，如这样我倒像精神病。我觉得他的行为都可归到无害社会的个人自由里面，不受歧视。我觉得他也许比那些装腔作势的人更有趣，写一封表扬信偷着塞进他的口袋里未尝不可。
他把插头从草莓上拔出来，在黑帆布包里翻可以充电的东西。翻了半天，没找到东西。他拿出一瓶药，看了看，放回去，药瓶上没有充电器接口。接着，他翻出一盒奶，取吸管喝下去，把充电器插头插在空纸盒上。他一定要把国家的或者叫机场的电弄出一些来。曾有人对我说，如果总也不看电视容易把电视机憋爆；电视机里面的新闻和电视剧的信息量太大，你得让电视机把信息释放出来。眼前这个人可能怕机场的电太多了不安全，才把电输入香梨、草莓和空纸盒里，就像中医拿针扎患者的十指放血，他们说这对脑出血病人尤有急救之功。
这个人看我在注视他，从纸盒上拔下充电器的插头，对我点点头。我庄重地对他点点头。我怎么能不庄重呢？大笑或鄙视都不合适，庄重才对路。
有一次，也是在机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行走间从前胸的衣服下面掉下一只奶。我说的奶不是乳房，是塑料袋装的牛奶。实话说，这让我稍稍吃惊了一下，我看到她胸前一侧的乳房马上瘪了。我一直认为女人的乳房是人的乳房，没想到也可以有牛奶去上面站岗。她弯腰捡起这袋奶，恰好经过我身边，对我说：“焐一焐，热乎。”我庄重地对她点点头，她笑一下走了。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对我解释，她有权利做这件事，这件事对人对牛对机场对航空安全都没有损害。我知道，她会在心里怨恨我，因为我看到了牛奶像兔子一样从她怀里蹿出来，但我是无辜的。遇到别人的窘境，除了点头，我还有一个办法是对天花板翻白眼。我媳妇说翻白眼很像盲人，这个动作我不怎么做了，光剩下点头。
上面说的这两个人，有人会觉得他们怪，我不觉得怪，只不过与众不同而已。如今人们做事过于功利，不做一点儿无用功。人像机器一样，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只做“有用”的事。这样做，除了谋生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的美感。如果你觉得为香梨充电愚蠢，证明你理性且无趣。儿童们看了此景一定欢呼，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事情。儿童的可爱就在他们创造了许多无功利的行为。比如，孩子们拿奶瓶为布娃娃喂奶，把青草揪成碎末放进碗里当菜。孩子们心里明白青草不是菜，但宁愿相信它是刚炒的一盘味道绝美的佳肴，而且假装吃，很快就吃完了。他们脸上的满意比吃一盘真菜更真实，让成人羡慕不已。成人，无论吃青草末或吃真菜都没有幸福感，功利心剥夺了成人虚拟幸福的能力。如果不功利，好像更不幸福，现实生活的房子车子孩子和老人都不吃青草这一套。
我见过一人在饭桌上取出手机，打开后盖，在装电池的地方挑出一根牙签剔牙，装电池的地方整齐地排着许多截短的牙签——手机对他来说不过是牙签盒。我在图瓦共和国见到一人在燕子脚上绑一封信，后来这个燕子捎来了回信。图瓦人找了很多人辨识这封信，才知道这是一封用孟加拉文写的回信：“我们的荞麦已经熟了，你们的呢？”图瓦人的去信写的是：“我老婆已经三十岁了，她长出了第一根白发。”用俄文写的，估计种荞麦的孟加拉人没看懂。
这些“怪事”让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无趣并发现很多人像我一样无趣，我们都变成了机器。当有人不按既定的程序办事，我看到殊为欣喜，为他身上的活泼生机而高兴。我很想和那个为库尔勒香梨充电的人热烈握手，表示祝贺，但没敢实施。这些事，哲学上称之为游戏，人达到温饱之后即开始琢磨游戏。为香梨充电之类是小游戏，有些大的游戏是大人物展开的。当一些神圣的话语响起时，我知道游戏又要开始了……
用筛子筛水
我看见一个人猫腰在水库边上筛水，身后是绿中带黄的毛竹林，林梢的竹叶成团旋转，像钻进了一窝蛇。水比竹林的颜色绿，如一大块切不开的翡翠扣在地上。这地方属余杭，越过一座山就到了安吉。
银锭形的水库包住湖心的山。水面无一丝波纹，好像自古代起就没有波纹，鸟都不敢到水面落一下。
筛水的人站立在水边的大石上，手端一米多宽的大竹笸箩在水里筛。笸箩由竹篾或木篾编造，边沿包一个自行车旧轮胎，他可能在洗菜或洗草药。我走一圈回来，见笸箩里空无一物。他也可能在淘金吧。淘金千淘百漉最后可能淘到一坨二斤重的金疙瘩。然而，淘金都在河滩淘，水库里有金子吗？
我走到跟前观看。这个人身穿印英文的T恤衫，脚踏拖鞋。他用笸箩舀水，筛筛，水漏走；再舀水筛之。我忍不住问：您筛啥呢？他说筛筛水。啊？我差点儿被吓跑，筛筛水！我问筛多少了？他转身看水面。说：不到十分之一。
筛完得多长时间？我问。
他边筛边答：两年吧。
我想乐，没敢。有一位中国艺术家在英国某地路边捡了一块石子。他揣这块石子徒步行走了一百一十五天，环绕英伦走回来，把石子放在原来的地方。记者问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答：让石子看看风景。记者问：还有吗？艺术家答：让石子回到原地。
筛水比带石子旅行更深奥并东方。看穿戴，筛水的人不像行为艺术家。其实我有许多问题想问他。你是吃饱撑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不问。你是精神病患者吗？第二个问题也可以不问。你失恋了吗？也不能问。问啥呢？
我说：我帮你筛一会儿。
他乐了，说：好，我抽支烟。
我端起笸箩筛水，没等筛两下水漏没了。我把笸箩还给他。
你筛水干吗？我问。
他用白眼翻我一下，好像答案写在他的眼白里。
嗯，他是问题二，精神病。
古代所谓“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个柳暗花明的水库重新上演。愚公一锹一镐把山搞碎搬走，此人以笸箩要把水库的水筛一遍。他有五十岁了，能把水筛完吗？这样的问题不能问，像瞧不起人。我再次打量此人，他头发很短，少许白。面黑少肉，身架如农民。我不懂英文，不知他T恤上的英文印着什么。英文也许是：我是不像艺术家的大艺术家。
你是这个村的人吗？我问。
上个村的，他答。
他志向高远，不愿与平凡人交谈。我与他惜别，在心里祝他早日把水筛完并治好精神病。我看他的眼神、胳膊（精神病患者的胳膊伸不直），比较正常。是不是有人拿钱让他在这筛水呢？那么，拿钱的那个人有精神病吗？胳膊直吗？我年纪越大越感到凡事不可妄评，遇到一个奇怪的人，只能证明你见识少，不证明其他。
我回村里，路遇桶装水厂的老板，他是杭州人，正坐在石头上长篇大论训斥他的小黄狗。小狗先坐着，后来被训得躺在地上闭上眼睛。
我问老板，水库里有人筛水是怎么回事？他答：筛个屁，水是筛的吗？他做药引子。
药引子？不能用一水库的水做药引子吧，那得熬多少药啊？全浙江的人吃也吃不完。
他说：那个笸箩是黄杨木皮做的。他这个人有肩周炎，中医说拿黄杨树皮做个笸箩筛水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他做了个黄杨木皮的笸箩搞这个，搞一个月了。
我明白了，中医的部署。
过了几个月，我遇见一位中医，就此事向他请教。中医笑了，说这里边有一个关子。你非杏林之人，本不该对你说，说了也没啥事。古代医疗资源缺乏，好多医方是谋略。医家本来就跟兵家相通。这个筛水或煎水只是个幌子，黄杨木也是个幌子。大夫在用动功治他的肩周炎，明白不？筛不了九千遍，病就好了，架不住肩膀老动，筋拨开了。之后用黄杨木煎水喝，那是治好了之后的事了。这些事关键在于你信还是不信，人是不是老实。所以医家常说，傻子去病快，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信则灵嘛。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我爸在报社工作时，请摄影记者到家里来照相（但记者更愿意说他是在摄影）。我家因此比别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
摄影记者名字叫杨义，他三十多岁就叼一只烟斗，细眼，脸常带笑容。被杨义摄影要具备胆略。他左手高举闪光灯：“别动！”低头看莱卡相机的取景框：“别喘气！”杨义眼睛眯得愈细，表示他真的要摄影了。啪！闪光灯爆响，炫目之光直取人面。
我们每次都吓一跳，脸可能吓白了。闪光灯爆裂的声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杨义微笑着，关上莱卡相机厚厚的皮盖，叼起烟斗，我爸划火柴替他点烟斗。
照相时，杨义让我们笑。“就像我这样。”他嘻嘻笑着。我不知道（现在也没弄明白）照相为什么要笑。我家照相之际，窗玻璃堆满向屋里张望的脸庞，大人或小孩的脸。他们严肃地惊奇地观看照相（或摄影）的全过程，而我们竟在笑，其实连哭的心都有了。闪光灯啪地爆响后，窗外趴着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吓得钻进挂蓝花布帘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时被闪光灯吓到，留下惊魂之态。杨义说：“你看，浪费一张胶片，这是国家财产。”其实笑这个事真不是说笑就笑的，我们后来才渐渐会笑。我们对闪光灯大骇之际，杨义很满意，他不知看过多少张被闪光灯吓坏的脸。
杨义给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妈看《人民画报》、我姐跳舞、我穿灯芯绒小褂举纸旗抗议美国出兵巴拿马都有照片，我们都在笑。但我们还是不愿照相，一来闪光灯可怕，二来笑更可怕，三来要回答家属院里小孩、老婆子的咨询：“照相疼吗？腿抽筋吗？”没办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们同意就把杨义请到家里，我们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发脾气，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并擦汗。杨义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们把相照上。那时候，照相（对不起，摄影）特别是照生活照并不容易。
回想这些照片（大多数没了），忆念最深的是我妈给我姐梳头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我妈身穿苏联式大翻领毛料西服（袖子挽着，衣服买大了）给我姐塔娜梳头。看上去，我姐四五岁，我妈三十岁左右。我妈梳头时表情羞涩——给女儿梳头不须羞涩，估计是穿西服或杨义讲了什么笑话让我妈不好意思了。
我不时地想起这张照片。今年过年，我妈和我姐坐着聊天，我心想你们咋不梳头了？母亲给女儿梳头是乐事，木梳顺乌黑的头发梳下来，头发像水从梳齿里流出。我妈给我姐先梳头再编辫子，最后系两个粉色的蝴蝶结，这个闺女就算打扮好了，塔娜将嗖地冲出房门跟别人跳皮筋去了。我记得我姐更喜欢给我妈梳头。我妈也留大辫子，塔娜不会编辫子，她一遍一遍梳我妈的头发，脸上带着笑容，像享受。
有时，人会无端地探究时光从哪里溜走了。想不出时，人用一些比喻说时光之逝。比如沙漏，时光像沙子一样漏走；比如钟表之针，走着走着赶尽了光阴。朱颜凋于镜里，时光何尝未从木梳齿的缝隙里溜走呢？木梳还在（当年的木梳早不在了），人的乌发被它梳没，头发和时光一道被木梳掠走。才知道，木梳是一个藏在我们身边的抢劫犯，早应抓起来。木梳之齿也是牙齿，吃掉了头发和光阴。
想到我妈和我姐互相梳头的情景，还想起我家满墙糊着报纸，我几乎读过上面的每一个字。南越的阮文绍和吴庭艳，南韩的李承晚都是在那时知道的。窗外长一排向日葵，金黄的大脸盘上蜜蜂缭绕。从屋门走出，看见窗下栽一排鸡冠花，如金丝绒一般华贵。我爱把脸贴在院子东边的电线杆子上听电流的声音——嗡，里面有电和电报与电话，这是大人告诉的。但我们听不到，特务也不一定能听到。
有一次，杨义上我家照相，这回是给我爸照。他参加八省区翻译工作会议，需要一张照片贴在会场的光荣榜上。杨义把贵重的摄影器材从包里掏出来，还没照，闪光灯就爆了，对着地上的铁炉子。我爸十分不解，他问：“先照炉子吗？”杨义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这像擦枪走火一样，显然杨义误搂扳机消灭了一个灯泡。杨义从包里翻出一个灯泡安在闪光灯上，说：“老那，就这一个灯泡了，你必须配合好，腰挺直。”我爸迅即挺直腰板，说“是”。他当过兵。杨义的照相机不知又出了什么毛病，他嘟嘟囔囔鼓捣。我记得我爸腰板笔直站立，抿着嘴，目视前方，汗流进扣着风纪扣的毛料中山装的领子里。我妈哈哈笑，拿毛巾让他擦汗。他生气了，大喊：“别碰我！”相机修好了，闪光灯对着我爸而不是炉子爆响。在闪电一般的白光里，我爸像烈士一样坚毅，随后坐在椅子上，解衣扣，闭目喘粗气。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估计当年挂在墙上相当吓人——我爸豹眼圆睁，鼻梁笔直，抿着嘴，如同目睹山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