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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
“我叫你来，你没有生气？我必须见到你。”她说；接着，他从面纱下看到她两片嘴唇认真又严厉的线条，心绪立刻改变了。
“我，生气！但是你怎么来的，要上哪儿？”
“全无所谓，”她边说边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他的手上，“我们走，我要和你谈一谈。”
他知道为什么事儿了，这次约会不会是高兴的了。在她面前，他没有了主意；还不知道她担心的原因，他已经感到这种担心不由自主地也传给了他。
“怎么了呀，怎么了？”他用胳膊夹紧她的一只手问道，力图从她脸上看出她的心事。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精神突然停了下来。
“昨天我没有告诉你，”她急速而沉重地呼吸着开始说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回家时，我向他坦白了一切……说了我不能做他的妻子，因为……全都说了。”
他听她说着，不由得侧过整个身子，仿佛想借此缓和她处境的沉重性。但她一说完了这个，他突然挺直身子，而且脸上露出骄傲而严厉的表情。
“是的，是的，这样更好，更好一千倍！我明白，这有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说话，她是根据他的脸部表情在猜测他的想法。她没法知道，符朗斯基脸部表情表达的是他产生的头一个想法——现在免不了要决斗了。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过决斗的想法，因此她对这种瞬息间严厉的表情作了另外的解释。
收到丈夫的那封信以后，她已经从心灵深处知道一切都将是老样子，她将没法无视自己的处境，撇下儿子与情人结合。在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里度过的早上，使她更坚信这一点。不过对她来说，这次约会毕竟是异常重要的。她原希望这次约会能改变他们的处境，使自己得到挽救。要是他听到这消息时态度坚决、热烈，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对她说：“抛下一切，和我一起逃走！”她一定会丢下儿子，和他一起出走。然而这个消息没有在他身上引起自己所期待的那种情况，他只是好像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沉重。这是自然地发生的，”她愤愤地说，“你瞧……”她从手套里取出丈夫的一封信。
“我理解，理解，”他打断她，接过信，却没有看它，而是竭力宽慰她，“我希望一点，我恳求一点——打破这种局面，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个？”她说，“难道我会怀疑这一点吗？要是我怀疑的话……”
“这是谁来了？”符朗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位太太突然说，“也许，人家知道我们。”于是连忙拉住她跟着自己向另一条侧面的小径走去。
“哎呀，我无所谓！”她说。她的嘴唇在哆嗦。他还觉得她的一双眼睛正从面纱里带着古怪愤怒的神情在瞧他。“我是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不能怀疑这事儿；可这是他给我写的什么，你看看吧。”她又停下来。
符朗斯基再次像一开始听到她和丈夫决裂的消息时那样读着信，不由得陷入自己对受侮辱的丈夫态度引起的自然的印象中。现在他双手拿着他的信，不由自主地设想大概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在自己家里收到要求决斗的挑战，那时他脸上会浮现同现在一样冷漠和骄傲的表情，向空中放一枪，然后站在那里等着被侮辱的丈夫的射击。他脑子里同时又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刚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过，他今天早上也在想——还是不使自己受束缚的为好——他也知道，不能把这个想法告诉她。
看完信，他向她抬起双眼，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犹豫的神情。她立刻明白，他本人在这之前已经考虑过此事了。她知道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把现在的全部想法说出来的。她还明白，自己最后的希望落空了。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声音颤抖地说，“他……”
“原谅我，但我为此感到高兴，”符朗斯基打断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让我把话说完，”他补充说，同时用目光恳求她给他点儿时间把话解释清楚，“我高兴的是，这事儿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像他所提出的那样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不能呢？”安娜忍住眼泪说，显然不认为他要说的话会有任何意义。她感觉到自己的全部命运已经决定了。
符朗斯基是想说，在依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决斗以后，这事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他却说了另外的话。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劝你现在就别管他了。我希望，”他感到不安并脸红了，“你让我来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始说。
她没有让他说完。
“那儿子呢？”她叫嚷起来，“你看看他写的——得丢下儿子，可是我不能也不想这样做。”
“可是，看在上帝分儿上，怎么更好些？丢下儿子，还是继续这种屈辱的处境？”
“对谁屈辱的处境？”
“对大家，而更主要是对你。”
“你说是屈辱的……你别这样说。这种话对我没有意思。”她声音颤抖地说。她现在不愿他说假话。对她来说，剩下的只有他的爱情这一点了，而她愿意爱他。“你要明白，对我来说，从自己爱上你的那一天起，一切全都变了。对我来说，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爱情。我有它，就感到自己是那么高尚，那么坚强，以至于什么对我来说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骄傲，因为……我为那……感到骄傲，骄傲……”她没有说完自己为什么骄傲。害羞和失望的眼泪噎住了她的嗓子。她停下来，哭了。
他也感到自己的喉咙被什么堵着，鼻子发酸，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算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东西这么打动了自己；他觉得她可怜，又感到无法帮助她，同时还知道她的不幸是他造成的，是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难道离婚不可能？”他无力地说。她没有回答，只摇摇头。“难道不能带着儿子离开他吗？”
“是啊。可这一切取决于他。现在我该到他那里去了。”她干巴巴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将是老样子的预料，得到了证实。
“星期二我到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安娜曾吩咐自己打发走的轿式马车到弗莱德家花园的篱笆附近来接她，这时已经到了。和他告别后，安娜就离开回家了。
23
星期一，“六月二日委员会”举行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走进会议厅，和通常一样与委员们和主席打过招呼，便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已准备好的一堆文件上。这些文件中，有他需要的证明材料及他准备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提纲。其实，他无须证明材料。他全都记得，并认为不必通过记忆反复去重温自己要说的内容。他知道，到时候看见仇敌竭力想装得若无其事的脸部表情时，自己就会脱口而出滔滔不绝，会比他现在准备的更出色。他觉得自己演说的内容是那样重要，每字每句都有意义。此外，他在听例行的报告时，总是一副最无辜和不伤人的样子。瞧他那双白皙而筋络鼓起的手，长长的指头那么温柔地抚摸着放在自己面前的白纸文件的两旁，那种疲倦的脑袋朝一边歪斜的表情，谁也不会想到现在从他嘴里就要说出的话，将引起可怕的哄堂大乱，弄得委员们大叫大嚷，互相打断，迫使主席只好要求大家遵守秩序。报告结束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以轻轻的平静的声音提出关于外地人的安置问题，宣称他有几点设想要说。注意力转到了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清了清嗓子，也没有去看对手，但是像他发言时通常所做的那样，注视着坐在自己面前的那个人——一个在委员会里从不发表意见的温和小老头，开始阐述自己的想法。当问题涉及根本的相关法律时，仇敌们起来进行反驳。同样是委员会成员和同样被触怒的斯特列莫夫作了辩护——总之，会议开得像暴风雨，一片乱哄哄；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胜利了，他的建议被接纳了；任命成立三个新的委员会，而且第二天，相当规模的彼得堡社交界谈的都是这次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料的还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醒来后满意地回想起昨天的胜利，当办公室主任为了讨好他，把听到的委员会里发生的事件告诉他时，他想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微微笑了。
因为在和办公室主任一起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完全忘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计划好要接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仆人禀报她回来时，他吃了一惊，不无懊恼地呆住了。
安娜回到彼得堡正好是清早，据她的电报，派了一辆轿式马车去接，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应该知道她回来。可是她回来时，他没有去接。仆人告诉她，说他还没有出来，正和办公室主任忙着。她吩咐人去告诉丈夫一声，说她回来了，便走进自己房里整理东西，等着他到她这里来。但是过了一小时，他也没有来。她便借口有事到餐厅去，故意大声说话，指望他会到这里来，可是他没有出来，尽管她听到他已经把办公室主任送出了房门。她知道他照例快要上班去了，而自己则想在这之前见到他，以便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
她穿过大厅，果断地向他那边走过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时，他正一身文官制服，一个胳膊肘靠着坐在小桌子边上，两眼忧郁地注视着前面，显然是准备好要出去了。是她比他先看到对方，因此她知道他在考虑她的事儿。
见到她后，他想站起来，却没有这样做，然后他的脸刷地就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很快站起来迎接她，目光不是落在她的眼睛上，而是落在她稍高一点儿的前额和发型上。他走到面前，拉起她的一只手并请她坐下。
“我为您的回来感到高兴。”他在她身边坐下来说，而且看样子想说什么话，几次想开口却都打住了。她对这次见面虽然是准备好了，要奚落他，但现在却又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而且可怜起他来了。因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谢辽若身体好吗？”他说了，没有等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我今天不在家吃午饭，而且现在就得走。”
“我想到莫斯科去。”她说。
“不，您回来了，这样做很好，很好。”他说完，又沉默了。
看他没先说，她便先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她一边说，一边留神看着他，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注视着她发型的目光，“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个坏女人，但我还是原来的我，还像那次对您说的一样，我来是告诉您，我没法作任何改变。”
“我没有问您这件事情，”他突然说，同时坚决地用憎恨的目光直视她的双眼，“我料想也是这样。”他愤怒地说，但又竭力控制住了自己。“不过，和我当时对您说的和写信告诉过您的一样，”他用尖利的声音说起来，“我现在重复一遍，我无须知道这件事情，也不过问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一样善良，急于把这么愉快的消息告诉丈夫。”他在“愉快的”这个词儿上特别加强了语气。“我不过问这件事情，只要别人不知道，我的名誉暂时不受玷污就行；因此，我只警告您，我们的关系应当像原来那样，不过若您搞得名誉扫地，我也会采取措施保全自己的。”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可能像原来那样了。”安娜带着羞怯的声调说，同时惊恐地注视着他。
当看到这种平静的姿势，听到这种刺耳的孩童般讪笑的声音时，她对他的厌恶代替了原来的怜悯，因此她开始感到害怕，但是不管怎样得明确自己的处境。
“我不能做您的妻子了，既然我……”她开始说。
他恶狠狠而又冷酷地哈哈笑了起来。
“看来是您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既很尊重您，又很蔑视您……我尊重您的过去，轻视您现在……您对我的话的理解离我的本意太远了。”
安娜叹了口气，并低下了头。
“不过我不理解，像您这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继续愤愤地说，“在直接向丈夫宣告自己的不忠，却并不感到这有任何不体面，相反，您好像认为妻子对丈夫的不忠倒体面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您要我怎么样？”
“我要的是，别让我在这里见到那个人，并要您的行为不至于使社交界和仆人们指指点点说闲话……让您不要再见他。这并不过分吧。而这样一来，您可以在不尽忠实的妻子的义务同时享受一个忠实的妻子的权利。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一切。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吃午饭。”
他站起来，向门那边走去。安娜也站起来了。他默默地侧过身子，让她先走。
24
对列文来说，在草垛上的一夜没有白白度过，他对自己经营的那个田庄也失去了任何兴趣。虽然收成非常好，但像今年这样遇到那么多挫折，他和农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敌对，是从来没有，至少他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种挫折和敌对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亲自干活所感受到的快慰及过后与农民们的接近，这些愿望在那个晚上他已不再是幻想，成了他经过仔细考虑要实现的计划——所有这一切是那么大地改变了他对自己经营的田庄的看法，以至于他再也不能从中找到原来的兴趣。而且他也无法忽视自己与工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而他曾经把自己和工人们的关系看成是一切的基础。一群都像帕瓦一样的改良母牛，全部施了肥用犁翻耕过的土地，九块用柳条篱笆隔开的耕地，深耕后施了基肥的九十俄亩地，条播机，等等——所有这一切，假如只要由他自己或由他和伙伴以及同情他的人们完成，就好极了。但是，他现在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写一本关于农业的书，书中认为经营的主要因素是工作人员，这给了他很大帮助）——自己经营田庄不过是他与工人们之间一种残酷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这一方面，是力图要把一切搞得最好，而另外一方面呀——是一切顺其自然。结果他在这种斗争中发现，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另一方却提不起任何劲来，甚至连想都不想，结果是田庄的任何一方都不满，还白白地使坏了好好的工具、好好的牲口和土地。更糟糕的是不只是完全白白地消耗了花在这事儿上的精力，现在他还感到，他耗费精力要弄清经营这件事毫无意义。实际上，斗争的意义在哪里？他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因为否则的话，一放松，自己就没有钱给工作人员付工资了），而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快快活活地干活，就像他们已经习惯的那样。从他的利益出发，是要每个工作人员尽量多干活，而且不要忘记尽量别损坏条播机、马拉的脱粒机和耙子，并时时想着自己在干的活计；工人们呢，想的却是干活能尽量开心些，多休息，主要的是能不用动脑子，无忧无虑地干活。今年夏天，列文每走一步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做干草的三叶草，选择的是几块长满野草和艾蒿而不适合留种的孬地，他们却把几块留种用的最好的地给割了，还辩解说是管家吩咐这么干的，并安慰他说那草做干草一定很好；可是他知道，其实是因为这几块地的草好割。他派了一台翻草机去翻干草，可是刚翻开头几行就给弄坏了，因为农民坐在驭座上，抖动的机翼使他头闷，没驾驶好。仆人还对他说：“您请别担心，女人们会把草翻抖好的。”犁也不适用，因为农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翘起的犁头放低，所以使劲摇转犁头，这样既折磨牲口又毁坏了土地。他们把马都放到小麦地里，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愿意当夜间看守。尽管下过命令要工作人员轮流守夜，而万卡还是干了一整天活后就睡着了，他对自己的过失表示后悔，说：“随您咋办吧。”三头最好的小牛，因为没有饮水就放到三叶草地里，结果吃得太饱，胀死了。他们还怎么也不愿相信小牛是被三叶草胀死的，还拿邻村三天内死了一百二十头牲口来安慰他。发生所有这一切，倒也都不是因为谁对列文或他的田庄经营有意使坏；相反，他知道他们都喜欢他，认为他是个没架子的老爷（这是最大的夸奖）；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想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他们不但不关心、不理解，而且还死死认定必然与他们的正当利益冲突。对自己的田庄经营，列文早就感到不满意了。他看到船漏水了，但没有找到也没有去寻找漏水的地方，也许是故意在欺骗自己吧。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经营的田庄，他不仅变得毫无兴趣，也厌烦了，他无法再干下去了。
而且他想见而没法见的吉蒂·舍尔巴茨卡娅，就在离他三十俄里的地方。他到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奥勃朗斯卡娅家去的时候，她倒是叫他再去向她妹妹求婚，听她的意思，这次她妹妹一定会答应。列文本人见到了吉蒂·舍尔巴茨卡娅后心里明白，自己仍爱着她，不过他知道，她在奥勃朗斯基家，自己就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婚及被她拒绝这事儿，成了他和她之间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我不会因为她没法成为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对自己说。想到这一点，他对她开始变得冷漠，怀有敌意。“我无法同她平心静气地说话，无法没有怨恨地看着她，她也只会更恨我，也该是这样。再说了，在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告诉我这番话以后，我现在还怎么到她们家里去？难道装做一副不知道她告诉过我的样子？还要我宽宏大度地去原谅、宽恕她。让我在她面前扮演一个宽恕她，并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她的角色！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干吗把这事儿告诉我？要是我在无意中见到她，那样一切就自然而然，而现在这事儿不行了，不行了！”
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给他送来了一张便条，向他为吉蒂借一副马鞍。“听说您有一副鞍子，”她写道，“劳驾您亲自给带来。”
这可让他无法忍受了。一个聪明、文雅的女人怎么能这样贬低妹妹！他写了十次便条，可是全撕了，然后不作任何回答把马鞍送去了。要是写了自己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写自己因为有事情或者要外出不能去呢——这更糟。他不回信却把马鞍送过去，又觉得丢脸，第二天他把令他感到厌烦的全部田庄事务转托给了管家，独自到一个遥远县里的朋友斯维亚什斯基家去了，在那附近有一片极好的大鹬出没的沼泽地带；那朋友不久前曾来过信，请他到那里住一阵子，他早就许下这样的誓言了，只是一直未能履行。苏罗夫斯基县的大鹬出没的沼泽地，早就吸引列文了，可是因为庄园里事物缠身，就一拖再拖，一直没有去成。现在他正好乐得去一趟，既可以离开邻居舍尔巴茨基家，更主要的是可以借打猎摆脱庄园事务；打猎恰恰是他一切痛苦烦恼最好的安慰。
25
到苏罗夫斯基县没有铁路，也不通驿道，因此列文是乘坐自己的一辆远程四轮马车去的。
半路上，他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停下来吃东西。一位留宽宽的棕色大胡子、两鬓花白、秃顶而又很有精神的老头子打开大门，然后靠门柱子站着让三匹马进去。院子里宽敞、干净、收拾一新，存放着烧焦的木犁，老头子带马车夫去歇脚，然后请列文进入正房。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妇女，光脚穿着套鞋，正在擦新帐幔下的地板。她被跟着列文进来的狗吓住了，惊叫了一声，但知道那狗不会碰她后，又马上为自己的惊恐笑起来。她伸出卷起袖口的手给列文指着通向正房的门，又弯下身子，遮起了她漂亮的脸蛋，继续擦洗地板。
“要茶炉子吗？”她问。
“好，麻烦你了。”
这是一间宽大的正房，装着荷兰式的炉子和一道屏风。神像下面摆着一张雕花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入口处有个装器皿的小柜。护窗板都关着，苍蝇少，而且很干净，以至列文担心起一路跑来在水洼子里翻滚过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便要它到门旮旯里去待着。打量过一番正房，列文来到后院。穿着套鞋，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摇晃着肩上挑的两只空水桶，跑在他前边到井上去挑水。
“给我利索点儿！”老头子高兴地朝她嚷嚷着，向列文走来，“怎么，老爷，可是到斯维亚什斯基家去？他们也常到咱们家来。”他一只胳膊靠在台阶的栏杆上，饶舌地说起来。
老头子在向他讲述自己和斯维亚什斯基相识的当间，大门又咯吱咯吱响了，是工人们带着犁和耙进院子来了。套着犁和耙的马，喂得又饱又结实。工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两个年轻的穿着印花布衬衫，戴着便帽；另外两个是雇工，穿着粗麻布衬衫——一个老头子，一个小青年。老头子走下台阶，到马旁卸套去了。
“这是犁什么地去了？”列文问。
“翻犁土豆地。我们也有一小块地。你呀，费多特，可别用那匹骟马，把它牵到木墩子一边去，咱们套另外的一匹。”
“什么呀，爹，我叫拿开沟机来，拿来了没有？”身材高大、壮实的小青年问，他显然是老头子的儿子。
“在……在门廊上，”老头子回答说，同时把卸下的缰绳绕成圈扔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工夫，你能收拾好的。”
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不知从哪里又出来几个娘儿们——年轻漂亮的、中年的和年老难看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没有。
茶炊的洞口吱吱吱响了，干活的工人安顿好马和家眷吃饭去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自己的食品，请老头子和自己一起喝茶。
“您干吗，我们今天已经喝过了，”老头子说，他显然乐于接受这一建议，“就陪您再喝一杯吧。”
在喝茶过程中，列文弄清楚了老头子家业的全部来历。十年前，这老头子从一个女地主那里租了一百二十俄亩地，去年他买下了它们并从相邻的一个地主那里租了三百俄亩。他把最差的一小部分地转租出去了，而四十俄亩则是自己一家人和雇的两个工人进行耕作。老头子抱怨情况不好。但是列文明白，他抱怨只是出于客套，其实他的经营一片繁荣。如果不好，他就不会每亩花一百零五卢布买进这些土地，不会给三个儿子及一个侄子娶了亲，不会在遭受火灾以后两次盖起新房子，而且越盖越好。老头子虽然抱怨，但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家业，为自己的儿子、侄子和子侄媳妇们，为马匹和奶牛感到骄傲，尤其是为维持着这整个的家业感到骄傲。从与老头子的交谈中，列文知道他过去和现在都采用一系列新措施。他种了许多土豆，而且列文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土豆已经开过花，都开始结籽了，当时列文种的土豆才开花。他从一个地主那里借来铧犁翻耕土豆旁边的空地，播下了小麦。老头子筛黑麦时，把筛下的麦屑用来喂马，这个小小的细节使列文感到特别吃惊。列文曾经多少次看到这极好的饲料被白白丢掉，想把它们收拾起来，但这事儿总也办不到。这个农民做到了，确实令他佩服，令他赞赏。
“女人们做些什么？她们把一个个货包搬到路边，让大车来运走。”
“而我们那里的地主，和工人们的关系都不好。”列文边说边给他递过一杯茶。
“谢谢！”老头子接过杯子回答说，但他指指自己咬过剩下的一小块糖，谢绝在茶里放糖。“怎么可以靠工人们办事呢？”他说，“只会一团糟。就拿斯维亚什斯基来说。我们知道那是怎样的土地——好极了，可是收成并不那么好。全都是因为照料不周！”
“可是，你不是也雇工人在经营吗？”
“这是咱们庄稼人的事情。一切都自己动手。不好好干的——走，咱自己干得了。”
“爹，费诺根要焦油。”穿套鞋的女人进来说。
“就是这样，老爷！”老头子说着站起来，连连画十字感谢列文后出去了。
列文来到黑黝黝的小屋叫唤自己的马车夫时，他看到全家的男人都围一张桌子坐着。女人们站着听候吩咐。年轻健壮的儿子嘴里含着一口粥，正在说什么可笑的事情，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穿套鞋的女人特别开心，她正把菜汤倒进盘子里。
很可能，穿套鞋女人那可爱的脸蛋大大加深了列文对这个农民家庭的美好印象，而这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它。从老头子那里到斯维亚什斯基家一路来，他尽力不去想但还是在回想这个农民之家，印象中好像有一种特别吸引他注意的东西。
26
斯维亚什斯基是他那个县的首席贵族。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已结婚，家里住着他一位年轻的姨妹，是个很讨列文喜欢的姑娘。列文还知道，斯维亚什斯基和他妻子很想把这位姑娘嫁给他。他毫无疑问知道这一点，就像一切未婚青年一样，他对此也很敏感，尽管任何人都不打算把它说出来。他还同样知道，尽管自己想结婚，尽管这位从一切方面看都相当迷人的姑娘会成为一位极好的妻子，他和她结婚的可能性却如同登天一样不可能，就算他没有爱上吉蒂·舍尔巴茨卡娅。这种想法，破坏了他到斯维亚什斯基家做客本指望得到的那种满足。
收到斯维亚什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以后，列文马上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斯维亚什斯基对自己的这种意思，不过是自己毫无根据的推测，因此也就去了。此外，在心灵深处，他是想再次以这位姑娘考验一下自己。斯维亚什斯基的家庭生活是非常愉快的，斯维亚什斯基本人是列文知道的一位最优秀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列文对他从来都非常感兴趣。
对列文来说，斯维亚什斯基从来都是那么令人吃惊的一位人物。他的言论虽然有时缺乏独立性，但总是一贯的，很有逻辑性，而他的生活则具有非常明确和坚定的目标，独立地进行着，与自己的言论完全不相干，而且几乎相反。斯维亚什斯基是个极端的自由派人物。他蔑视贵族，认为大多数贵族都是因为胆小而不敢说出来的隐蔽的农奴制拥护者。他认为俄罗斯是个类似土耳其那样没落的国家，认为俄国政府是如此糟糕透顶，以至于自己从来都不去认真批评政府的行为，与此同时，他又为它服务，是个模范的贵族领袖，而且出门时从来都要戴有帽徽和带小红边的制帽。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到国外才能过像样的生活，因此一有可能就到国外去住，与此同时又在俄罗斯进行一种很复杂和完备的经营，而且怀着异常的兴趣追踪一切，并知道在俄国发生的各种事情。他认为俄罗斯农民还处在从猿到人发展的过渡阶段，同时在地方议会选举时又比谁都乐于和农民们握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鬼，从来不迷信，但又非常关心改善宗教界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问题，还特别起劲地四处奔走，为村上保留一座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主张女性自由，特别认为她们有劳动权利，是个激进派，但又希望大家都像他和妻子那样过着相亲相爱、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他安排妻子的所有生活，使得她除了想怎么更好更快活地消磨时间外，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能干。
要不是列文有善于从好的方面看待一个人的特点，斯维亚什斯基的性格对他来说是不会有任何困难和问题的；他会对自己说：一个傻瓜或废物，也就全清楚了。但是他不能说他傻瓜，因为斯维亚什斯基无疑不仅很聪明，还是个很有教养的人，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显示出自己有知识。列文更难以说他是废物，因为斯维亚什斯基无疑是个诚实、善良、聪明的人，他开心、积极，经常从事受到周围人高度评价的事业，而且确实没做过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努力要弄明白，但从来都不明白，他觉得他和他的生活是个活生生的谜。
他们俩是好朋友，所以列文才允许自己追根究底地去试探斯维亚什斯基对生活的观点，然而这从来都是白费心思。每当列文试图进一步深入斯维亚什斯基的内心世界的密室时，他发现斯维亚什斯基就稍稍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他的目光里总会露出一丝依稀可见的惊恐，好像是他害怕被列文看破似的，于是他就会和善、委婉地拒绝。
现在，在田庄经营失望之后，列文特别高兴到斯维亚什斯基那里去住一阵子。且不说这对幸福的夫妇以及他们那个构筑得安闲舒适的窝使他开心，现在列文对生活极为不满，想找到使斯维亚什斯基在生活中这么清晰、确定和愉快的秘诀。此外，他知道在斯维亚什斯基家将会见到一些相邻的地主，自己现在特别有兴趣谈谈、听听田庄经营方面那些关于收获、工人的工钱等等的话题。列文知道这些通常都被认为是低级的话题，现在对他来说都成了重要的了。“在农奴制条件下或在英国，它们也许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规章制度本身是确定了的；可是在我们这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又刚刚开始在安排，怎样确立规章制度，正是俄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列文在想。
打猎的成绩比列文预期的要差。沼泽地干涸了。也完全不见大鹬。他转了一整天，只打到三只，不过和通常打猎回来一样，他有了极好的胃口、极好的心情，同时由于激烈的体力活动而精神兴奋。还在打猎时，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可还是再次回想起老农及其一家来，那印象仿佛不仅吸引他去注意，而且还牵引他去解决了某种和他相联系的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有两位地主为了委托代管产业的事儿跑来，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列文所期望的最有趣的谈话。
列文坐在茶几边，旁边就是女主人，他不得不同她及她妹妹谈话，那姑娘正好在自己对面。女主人是一位圆脸蛋、白皮肤、个子不高的女人，带着两个酒窝和满脸笑容。列文力图通过她找到她丈夫提出的那个重要之谜的答案；但他无法进行思考，因为感到特别不自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面坐着那位姨妹，她穿着一件呈梯形露出洁白胸部的裙子。他看来这可能是特地为了他而穿的。胸部虽然很白皙，或者特别是因为她很白，这个四个角的开口使列文没法自由地进行思考。他暗自设想，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以为这个开口是打他的主意，于是认为自己无权看它并竭力不去看它；不过他感到，人家做了开口这一点已经是他的错了。列文仿佛觉得自己欺骗了什么人，他应该解释清楚，可是这种事情又无论如何不能解释，因此他不断地红脸，总是惴惴不安，很是尴尬。他的尴尬还感染了可爱的姨妹。不过，女主人看样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故意把她拉进谈话中去。
“您说，”女主人继续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俄罗斯的一切都没法使我丈夫感兴趣。恰恰相反，在国外他是开心，可是从来都不如在这里。在这里，他感到在自己的家中。他的事情那么多，他又具有关心一切事情的才能。啊，您没有到我们的学校里去过吧？”
“我看到了……是那幢爬满常青藤的小房子？”
“对，那是娜斯佳的事业。”她指指自己的妹妹说。
“您自己教书？”列文问，竭力看着开口的旁边处，可是不管他往哪个方向看，总是看到那个开口。
“是啊，我自己教过，现在还在教，不过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女教师。我们还带领做体操。”
“不，谢谢，我不要茶了，”列文说，同时感到自己这样不礼貌，但没法继续这样谈下去了，便涨红了脸欠身起来，“我听到他们谈得很有趣。”他补充说着，便走到桌子另一头主人和两个地主坐着的地方。斯维亚什斯基侧身靠桌子坐着，用支在桌面上的一只手转过茶杯，另一只手把大胡子抓成一把提到鼻子上再放下，好像是在闻自己胡子的气味。他的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留灰白小胡子、神情激动的地主，显然觉得他说话有意思，好玩。那地主抱怨农民。列文清楚，斯维亚什斯基知道怎么说就能立刻将他那番话驳倒，但按照自己的地位，他不能作出这样的回答，于是不无得意地听着地主的喜剧性谈话。
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显然是个顽固维护农奴制的人，一个乡间本地户和热情的农业经营者。无论从服装上——他那身过时的、穿破了的、有些别扭的常礼服，还是从那双聪明而阴郁的眼睛里，还是从一口流利的俄语，从显然由于长期经验形成的命令式语调，从大大的、漂亮的、晒黑的无名指上戴着枚老式订婚戒指的双手动作上，列文都看出了这种特征。
27
“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法国歌剧。”地主微笑说，聪明苍老的脸上露出容光焕发的愉快。
“瞧您究竟没有抛弃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什斯基说，“可见有好处嘛。”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住在这里，房子不是买的，不是租的，是自己的，总在希望农民会变得文明一点儿。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全都重新分了，一匹马、一头奶牛都不剩。人都快饿死了，可叫他们来当雇工，他们就存心和你捣乱，还弄到调解法官那里去。”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告状啊。”斯维亚什斯基说。
“我去告？这我才不干呢！人们会议论纷纷，我宁可不告！比如有一家工厂，他们拿了预付工资，跑了。调解法官有什么办法？只能放他们。一切都靠民事法庭和村长维持着。这家伙会用老方法狠揍他们。要不这么干——你只好抛弃一切往世界各地跑吧！”
地主显然是在嘲弄斯维亚什斯基，而斯维亚什斯基非但不生气，看样子倒还以此为乐。
“我们经营自己的田庄并不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我、列文和他们。”
他指着另外一个地主。
“对了，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那边的事情怎么样，您问他自己，难道那是合理的经营？”地主很明显因为用了“合理的”这个词儿感到得意扬扬。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们田庄经营的方式，就是为了准备好缴纳秋季的赋税。农民们跑来了喊：老爷啊，帮把忙吧！好吧，大家都是邻居，可怜啊。就替他们缴了三分之一的税，只是说了：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到时候你们也得帮忙啊——播种燕麦啦，割草啦，收庄稼啦，还说好了一头牲口多少钱。他们当中也有没有良心的，这是真的。”
列文早就知道那些宗法制的方法。他和斯维亚什斯基交换了个眼色，便打断了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再次转向留着白胡子的地主。
“那您怎么打算？”他问道，“现在您该怎样经营田庄？”
“还是像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那样经营：或者按土地收成对分，或者出租给农民，这样做可以，但会损害国家的总财富。我用农奴劳动能带来九倍的收获，用对分制只能收获三倍。解放农奴毁了俄罗斯！”
斯维亚什斯基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列文，甚至暗暗给他做了个略带讥讽的动作；但是列文并不觉得地主的话可笑——他要比斯维亚什斯基更理解地主说的话。地主后来说的事情证明农奴解放毁了俄罗斯。列文甚至觉得地主说得很对，在他看来，那是新的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地主显然是在说自己个人的想法，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而他说出的想法不是要借此占据无聊的头脑，那是因为他久居乡间，过着闭塞的生活，经过全面考虑得出的结论。
“请注意，问题在于任何进步都只能靠权力去完成，”他说，显然是想表明自己不是缺乏教养的人，“您看看彼得、卡捷琳娜、亚历山大111的改革。您看看欧洲历史。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就说土豆吧，在我们这里它也是靠强制种植起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也许是在封建时代，可大概也是强制的。现如今，我们这些在农奴制时代的地主用各种办法改进了田庄经营：有烘干机，有清粮机，有运肥机，有了一切工具——我们全是靠自己的权力引进的，农民们开始的时候反对，后来仿效我们了。现在呢，废除了农奴制以后，我们的权力被剥夺了，我们那种提到了高水平的田庄经营就得退到最野蛮、原始的状况。我理解是这样。”
“那为什么？如果它合理，您可以用雇工来经营。”斯维亚什斯基说。
“没有权力呀。请问，我靠谁去经营？”
“瞧它——工人劳动力，这是经营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工人。”
“工人不愿好好干活，不愿使用好的工具。我们的工人只知道一件事情——喝酒，喝得像猪一样醉醺醺的，并毁坏您给他的一切。他们把马使伤，损坏完好的马具，拿车轮胎换酒喝，往脱粒机里塞转向锁把它弄断。他们看到一切不明白的东西都厌恶。因此，整个经营水平就下降了。土地荒废了，长出了艾蒿或分给了农民们，在曾经产生百万的地方，你却只生产出几十万；公共的财富减少了。如果这样做呢，当然得计算……”
他接着便开始把自己可以避免这种缺陷的解放计划发挥了一通。
列文对此不感兴趣，但当他结束的时候，列文回到他的第一个论点上。他转向斯维亚什斯基，并努力吸引对方注意自己发表的认真意见。
“说到田庄经营水平下降，就我们与工人的关系来说，不能有效益地进行合理的经营，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我不觉得，”斯维亚什斯基已经是严肃地在反驳了，“我只是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田庄，而且相反，我们在农奴制时经营的那种田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干活的好牲口，缺乏真正的管理，我们连算账都不会。您问当家人——他连什么对自己有利没有利都不知道。”
“意大利的会计学，”地主嘲笑说，“那里随您怎么计算，会把一切全毁了，让您啥利益也得不到。”
“为什么会全毁了呢？是毁了您的破脱粒机，您的俄国式畜力简易传动装置，而我的蒸汽装置人家就毁坏不了。俄罗斯小马，怎么叫来着？得拖住它尾巴的那种马，是会毁坏的，而您如果繁殖贝雪重轭马，或者就是比秋格马，就毁不了啰。这就是全部。我们应当把田庄经营的水平提得更高。”
“可是拿什么去提高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倒好，而我有儿子要上大学，小的在读中学——贝雪重轭马，我买不起啊。”
“可以找银行贷款啊。”
“让我把最后一点儿东西都变卖掉？不，谢谢了！”
“认为田庄经营的水平有再提高一点儿的必要和可能性，我不同意，”列文说，“我是搞这个的，我也有资金，可是我什么也做不成。银行对谁有好处，我不知道。至少在田庄经营中，我不管把钱花在什么上，全都亏本：牲口——亏本，机器——亏本。”
“瞧，是这样的。”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满意得甚至笑起来支持说。
“还不只我一个人，”列文接着说，“我和所有进行合理经营的田庄主都有交往，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经营全都亏损。好吧，您就说说，您的田庄经营怎么样——有效益？”列文说着，立刻在斯维亚什斯基的目光中注意到那种瞬息间惊恐的表情；当他想进一步深入斯维亚什斯基智慧的接待室门口时，注意到了这种表情。
此外，在列文方面，对这个问题并不完全认真。喝茶时女主人刚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会计师，他收五百卢布报酬对他们的田庄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将有三千卢布的亏损。他不记得确切的数目，但那德国人好像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算得很仔细。
提到斯维亚什斯基田庄经营的效益时，地主微微笑了笑，他显然知道这位领袖和邻居能有什么效益。
“可能没有效益，”斯维亚什斯基回答说，“这只能证明我是个不好的主人，要不，是我把资本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恐地叫嚷起来，“也许在欧洲有地租，那里的土地因为对它投入劳动而变好了，而在我们这里，所有的土地都因为投入劳动而变坏，也就是使得它越种越贫瘠——因此，没有地租。”
“怎么没有地租？这是规律。”
“那我们是违反规律的：对我们来说，地租什么也说明不了，倒是相反，会坏事。不！您说说地租的学说是怎样的……”
“要炼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炼乳或马林果酱来，”他转过去对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熟得特别晚。”
接着，斯维亚什斯基便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起来走开了，大概是以为谈话到此已经结束，而列文则觉得当时谈话才开始。
失去了谈话的对手，列文只好继续与地主交谈起来。他竭力向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不想了解我们的工人的特点和习性；然而那地主又如同所有离群索居和独立地进行思考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思想，还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认为，俄罗斯农民是猪猡，而且喜欢猪猡行为，要使他们摆脱猪猡状态，就得有权力，我们却没有权力，一定要有棍棒，可是我们却变得自由了，用了上千年的棍棒突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禁代替了，监牢里给没有用的发着臭气的农民喝可口的汤，还专给几立方米空间。
“您怎么会认为，”列文力图回到问题上来说，“对劳动力能不能找不到这样一种关系，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呢？”
“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权力。”地主回答说。
“怎么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什斯基吃了炼乳，抽了支烟，又回到两位争论的人跟前说。“一切对劳动力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和研究过了，”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实行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地崩溃了，农奴制废除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且它的形式已经确定和准备好了，因此只能采用它。雇农，短工，农场主——无非是这些形式。”
“可是，欧洲已经对这些形式不满了。”
“是不满意并正在寻找新的形式，大概能找到。”
“我说的也正是这个，”列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方面去寻找呢？”
“因为反正全都一样，就好比想要重新设法修筑铁路。那都是现成的，已经发明了的。”
“假如它们对我们不合适，假如它们是愚蠢的呢？”列文说。
接着，他在斯维亚什斯基的眼睛里又注意到惊恐的表情。
“不过这事儿啊：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这种话我都听够了，可是对不起，您是否知道欧洲关于安置工人所做的一切？”
“不，不太知道。”
“现在欧洲一些有头脑的优秀人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舒尔茨·杰里奇学派……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学派关于劳工问题的大批著作……密尔豪森式112的方案——这已经是事实，您大概知道。”
“我有点儿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说，这一切您大概知道得不比我差。我当然不是个社会学教授，但我对此感兴趣，而且，对了，假如您感兴趣，您就研究研究吧。”
“可是，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欠身起来，斯维亚什斯基再一次制止了列文想要窥视他内心世界的秘密的讨厌习惯，送别自己的客人去了。
28
这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起使列文感到难以忍受的无聊。现在他感受到，对田庄经营的那种不满，并不是他的特殊情况，而是发生在俄罗斯的一种共同的情况，应当让劳动者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使不管在哪里干活的工人们都能像在途中遇到的那位农民那样。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任务，这个思想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而且他觉得，这是个可以解决的任务，应当试试做到这一点。
向女人们道晚安时，他答应明天再住一天，这样可以一起骑马去观赏公家森林里一个有趣的塌陷处。睡觉前列文来到主人书房里，拿了几本斯维亚什斯基建议他读的关于工人问题的书。斯维亚什斯基的书房很大，里边放着几个书架、两张桌子——中间一张是厚实沉重的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灯，周围星星一样摆满各种文字的报刊。写字台旁边放着个立柜，那一个个带金字标记的抽屉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案卷文件。
斯维亚什斯基拿出几本书，便在一把摇椅上坐下来。
“您这是在看什么？”他对正停留在圆桌边仔细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啊，对了，那里有篇很有趣的文章，”斯维亚什斯基指着列文手里拿的一本杂志说，“原来，”他愉快活跃地说，“瓜分波兰的主要罪人不是腓特烈。原来……”
接着，他以自己特有的明确性扼要讲述了那些新的、很重要和有趣的发现。尽管这时列文想得最多的是田庄经营，可是在听主人说话时，他还是不断问自己：“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感兴趣？”斯维亚什斯基讲完时，列文不由得问：“那又怎么？”可是没有听到任何回答。有趣的只是那声“原来”。但是，斯维亚什斯基对于为什么自己对此感兴趣没有作解释，并认为没有必要作解释。
“不过使我感兴趣的，倒是那位怒气冲冲的地主，”列文叹了口气说，“他聪明，并讲了许多实际的情况。”
“啊，算了吧！和大家一样，他是个打心底里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斯维亚什斯基说。
“您是那些人的领袖……”
“是的，不过我在把他们引导到另一个方面。”斯维亚什斯基笑着说。
“知道吗，我最关心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我们的事情，也就是合理的田庄经营不行，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似的重利盘剥，要不就采用最简单的方式。这是谁的过错？”
“当然，是我们自己。不过，说它不行可不对。在瓦西里奇科夫那里就行。”
“一家工厂……”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您有什么奇怪的。人民无论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都处于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他当然要对自己感到生疏的一切都表示反对了。合理的田庄经营在欧洲行得通，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应当教育人民——这就是一切。”
“可是，到底怎么教育人民？”
“为了教育人民，需要三样东西：学校、学校和学校。”
“可是您自己说了，人民处于低水平的物质发展上。学校能帮什么忙？”
“知道吗，您使我想起一个劝告病人的笑话：‘您不妨试一试泻药。’‘用了，更糟。’‘试试水蛭疗法。’‘试过了，更糟。’‘那就只好祷告上帝了。’‘试过了，更糟。’你我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更糟，说教育——更糟。”
“学校能有什么帮助？”
“为人民提供其他需求。”
“这正是我一直不理解的事情，”列文愤愤地反驳说，“学校能用什么办法帮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您在说教育，教育会给人民提供新的需求。这就更糟，因为他们没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而我总也弄不明白，加减法及教义问答的知识能拿什么帮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两天前的一个傍晚，我遇见一个怀抱婴儿的农妇，我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到一个老婆子那里去过了，孩子被哭鬼缠住了，让她给治病。’我问她，老婆子怎么治孩子哭。她说就让孩子坐在鸡窝上，嘴里不断地念叨什么。”
“瞧吧，您自己说了！要她不带孩子去用坐鸡窝的办法治哭叫，为此需要……”斯维亚什斯基高兴地微笑道。
“啊，不！”列文失望地说，“对我来说，这种治疗不过是等于用学校医治人民。人民贫穷，没有受过教育——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和那位因为孩子哭叫而知道孩子有闹哭病的农妇一样。但是，为什么学校能帮助摆脱这种贫困和缺乏教育的灾难，这就不清楚了，就像为什么坐鸡窝能治孩子的闹哭病不清楚一样。应当帮助人民消除贫困的原因。”
“好了，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113走到一起去了。他也说，教育可能带来更多的福利和生活舒适的结果，正如他说的，是经常清洗而不是会看书和计算的结果……”
“瞧吧，居然和斯宾塞走到一起了；这使我很高兴，或者相反，很不高兴；不过，这一点我早就明白。学校帮不了忙，能帮忙的是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它将使人民富裕点儿，有更多的空余时间——那时学校也就有了。”
“但是，在全欧洲现在学校都是义务的。”
“可您自己怎么样？在这一点上同意斯宾塞吗？”列文问。
但是，斯维亚什斯基的眼睛里闪现出惊恐的表情，他微微笑着说：“不，那个治闹哭的笑话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
列文看到他这样，觉得找不到这个人的生活与自己思想的联系。显然，自己的议论会导致什么，他都完全无所谓；他需要的，只是议论的过程。于是，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死胡同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和回避的正是这一点，总把话题引到什么愉快开心的事情上去。
从途中遇到那位农民开始这一天来的全部印象，仿佛成了眼下所有印象和思想的主要基础，那些印象使列文大为激动。这位可爱的斯维亚什斯基，他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为了在社会上应付场面，他的生活显然还有其他一些对列文来说是秘密的原则。与此同时，他和大批公众在一起的时候，就用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领导着社会舆论；那个愤愤的地主，他那些从生活中苦苦思索出来的意见完全正确，但他把火发到整个阶级，而且是发到俄国一个最优秀的阶级上，这就不对了；列文不满于自己的活动，模模糊糊地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到一起，使他觉得苦恼，期待着能尽快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睡在主人单独安排的房间里，躺在自己的手和脚一动就会弹起来的弹簧床垫上，列文久久不能入睡。在和斯维亚什斯基的谈话中，他说得虽然也很聪明，但是没有一次使自己感兴趣；不过地主的论据需要讨论。列文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全部他说的话，而且想象中对自己给他的回答作了修正。
“对，我本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田庄经营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推行它得靠权力；不过，要是说没有这些改良田庄经营就会完全不行，您就对了；但是改良在进行，不过进行的只是些和途中那老头子家一样，人人的劳动符合他们自己的习惯。您和我们都对田庄经营不满，错误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工人。我们早已经在按照自己，按照欧洲的方式在努力了，却不问问自己劳动力的特点。我们不妨试试承认劳动力并不理想，而是带有自己本能的俄罗斯农民，然后来建立与它相应的田庄经营。您设想吧——我得告诉他——您的田庄就会经营得和那老头子一样，您会找到办法使工人关心劳动成果，找到那种使工人们接受的适度的改良——而您将在不消耗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相当于以前两倍、三倍的收益。对半分开，您把一半给劳动力；您自己的那一份会更多，而且劳动力所得的也更多。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降低田庄经营的水平，使工人们关心田庄经营的成绩。怎么做到这一点——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这是可能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处于极度激动中，他有半夜没有睡着，仔细考虑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的种种细节。他本不打算明天走的，但是现在决定了，一清早就回家去。再说，这位穿着开口裙子的姨妹，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做了坏事后的害羞和后悔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得毫不拖延地离开：应当在冬麦下播以前来得及向农民们提议采用新方案，这样，播种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他决定了，要把原来田庄的全部经营彻底变个样。
29
列文的计划实行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尽了所有的力量，而且结果虽然不像期望的那样，然而已经取得的成效没有欺骗他，使他相信这事儿干得值得。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田庄经营已经在进行了，不能把一切都停下来从头开始，而应当在运转过程中调整这架机器。
刚回到家的那个晚上，当他把自己的计划通知管家时，管家带着明显满意的样子同意他话中的一部分，那就是认为迄今为止所干的一切都是胡来，是无用的。管家说，这事儿他早就说过，可当时没有被采纳。至于列文提议的——作为股东和工人们一起参加全部经营这一点——管家只表示了大为失望，他没有一定的意见，倒是立刻说起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好运走，得派人去锄第二遍地，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自己计划的合适时机。
和农民们谈起这件事情，当提议他们按新的条件出租土地时，他遇到同样一个主要的困难，他们都忙于眼下的活儿，没有工夫全面考虑建议各项措施的利和弊。
放牲口的天真汉子伊万似乎完全理解列文的建议——让他全家经营饲养场——而且十分赞成这种措施。可是当列文要他相信将来的效益时，伊万的脸上流露出担心和遗憾，以至他没有全部听完，连忙推托说自己有紧急的事情：不是用叉子把干草从单马棚里倒出来，就是要去灌水或清扫粪便。
另一个困难在于农民怎么也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想尽量办法掠夺他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自己怎么对他们讲），永远在于他没有告诉他们的打算上。而且，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时说了许多话，但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正目的说出来。此外（列文感到那个气冲冲的地主是对的），农民们在签订任何合同的时候，头一个和不可改变的条件，就是使自己不至于被迫接受田庄经营的任何新办法和采用新工具。他们同意用铧犁耕地更好，快速犁干起活来更顺当，但是他们找出上千个理由，说明他们既没法使用这个也没法使用那个，尽管他们也确信这样做得降低田庄经营的水平，他则舍不得放弃效益如此明显的改良。不过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在秋天来临时就办这事儿，至少他认为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列文想把自己原来的整个田庄按照新的合作条件出租给农民、工人们和管家，但是很快他确信这不可能，于是决定把田庄经营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子、割草地和分成几片的庄稼地，应当分别处理。列文认为放牲口的天真汉子伊万比大家都好些，明白这事儿，他成立了主要由自己一家人组成的合作组，承包了饲养场。休耕了八年的熟荒地，在聪明的木匠费德尔·列祖诺夫的帮助下，由六户农民按新的合作条件要走了。农民舒拉耶夫按照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子。余下的还是老样子，但这三部分是新组合的起点，它们使列文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不错，饲养场里的事情迄今为止进行得不比以前好。伊万竭力反对把奶牛放到暖和的棚里及制作黄油，他坚信奶牛在冷处消耗饲料少，酸奶油更有利可图，而且要求和过去一样的工资，他对自己得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按定额所得的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不错，费德尔·列祖诺夫一组没有按原来商定的那样，在播种前把地用犁翻耕两次，他们以时间短为自己辩护。不错，这组农民虽然说好了按新的合作条件来经营，却宣称这地不是共有的，是按对半分成得到的。而且无论是这个组的农民们还是列祖诺夫本人都不止一次地对列文说：“就按照土地收租吧，您省心些，我们也自在些。”此外，对和他们说好了要在这块地里盖牲口院及干草棚的事儿，农民们却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个劲儿往后拖，一直拖到冬天。
不错，舒拉耶夫想把自己租下的菜园子分成几块转租给农民。他显然是完全误解了，而且是故意误解土地租给他时商定的那些条件。
不错，在和农民们交谈及向他们解释这种措施的一切好处时，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在听他嗓子的声音，他们心里非常有数，不管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受骗。他特别感觉到这一点，是在他和最聪明的农民之一列祖诺夫说话的时候。他注意到列祖诺夫眼睛里的那种游戏，既清楚地表明对列文的讥笑，又表明坚信要是有人受骗，那绝不会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这样，列文想事情还是在进行，而且在严格进行计算和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他一定会向大家证明这种做法将来的好处，到时候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
这些事情，连同田庄经营的其他事务，以及在书房里写自己的那本书，它们完全占去了列文的整个夏天，以至于几乎没有出去打猎。八月底，他从送回马鞍的那个人嘴里得知，奥勃朗斯基一家人要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未能给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写回信是自己失礼，对此他一想起来就不能不害羞得脸红。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也不到他们家去了。他对斯维亚什斯基也是这样，不辞而别。他们那里，他也不会再去了。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全无所谓了。在田庄经营方面推行新办法的事儿是那么占据了他的身心，这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过。他反复阅读斯维亚什斯基给的那些书，记下了自己缺少的东西，还反复读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可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没有找到有关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例如他怀着巨大的热情首先阅读密勒的著作，时刻希望找到解决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办法，他找到了从欧洲田庄经营状况中得出的规律，但是却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在俄国用不上的规律会具有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著作中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不是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曾经迷恋过的一些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便是对在欧洲实施的那种情况作一些修修补补，它们都与俄国的农业毫无共同之处。政治经济学认为，曾经和正在使欧洲的财富得到发展的那些规律是普遍的和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认为，按照这些规律发展将导致毁灭。无论这种或那种，两者都没有给列文自己及所有俄罗斯农民和土地拥有者提供答案，就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该拿自己这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俄亩土地怎么办，怎么组织生产才能促进共同的福利？
既然自己已经着手研究这件事情了，他就老老实实反复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而且准备秋天到国外去一趟，对此再进行实地研究，以避免他在研究各种问题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事情常常是这样，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并开始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人家突然对他说：“那么霍夫曼和琼斯、仲布阿和密契里呢，他们怎么讲？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读一读吧：他们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
他现在清楚地看到，霍夫曼和密契里没有什么能告诉他的。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看到，俄罗斯拥有很好的土地，很好的工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途中那个农民那里，工人和土地的效益很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按照欧洲方式投入资本时产量并不高，这只是因为工人们想干活，想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好好干活；这种矛盾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经常的，它在人民的心灵中有自己的基础。他想，俄罗斯人民肩负着开垦渺无人烟的大片土地的使命，直至把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他们有必须坚持采取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坏。有关这一点，他还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著作在理论上加以阐释，通过自己的田庄经营在实践中加以证明。
30
九月底，在出租给劳动组合的土地上盖牲口棚所需的木料运来了，由牛奶生产出的黄油卖掉了，分了利润。田庄经营的事情在实践中进行得很出色，或者说，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在理论上说清楚这一切——按照列文的理想，它不仅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引发一场革命，而且要彻底打破旧的科学，并为一门新的科学，即人民和土地的关系的科学打下基础——他只有出国进行实地研究，看看那里这方面的情况，并找到有说服力的论据，表明那里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是需要的。列文只等着把小麦卖出去，得到钱就出国。但是天下起雨来了，剩在地里的粮食和土豆收不上来，而且全部工作，甚至连小麦都卖不出去。道路上一片泥泞，难以通行，两个磨坊被洪水冲坏了，而且天气越来越坏。
九月三十日一清早，太阳出来了。列文一边指望天气好转，一边着手为出国作切实的准备。他吩咐装运小麦，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拿钱，自己则到田庄各处转转，作临走前最后的一些安排。
做完这一切以后，浑身都淋湿了，雨水顺着皮外套往下流，落在脖子上，灌进皮靴里，不过列文还是怀着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傍晚前回到了家。到了傍晚，本就糟糕的天气变得更坏了，粗大的雪粒子狠狠地打在马儿身上，它全身湿透了，不断地抖搂耳朵和头部，不得不侧着身子走。但戴着长耳风帽的列文感觉良好，他高兴地环视自己的四周，一会儿瞧瞧顺着车辙快速流淌的混浊小溪，一会儿看看悬挂在每根光秃秃的树枝上的水滴，一会儿瞅瞅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霰珠子白点，一会儿张望着光秃秃的榆枝周围还有液汁的厚厚一圈落叶。周围的大自然虽然一片阴沉，但他感到特别激动。在远处一个林子里与农民的谈话表明，他们对新的关系已经开始习惯了。列文去烤衣服的那个看驿栈的老人显然支持他的计划，还自动提出要加入购买牲口的合伙组织。
“只要顽强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我就能达到目的，”列文在想，“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公共福利的问题。全部的田庄经营，主要的——是全体人民的处境，将完全发生变化。共同的富裕、满足，将取代贫困；利益的互相联系和协商一致，将取代仇视。一句话，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却是最伟大的革命；开始的时候它只在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内，然后是一个省，到俄罗斯，到全世界。因为一种公正的思想，是不会没有成效的。对，这是个值得花力气去干的目标。至于我，柯斯佳·列文，那个打着黑领带去参加舞会而遭舍尔巴茨卡娅拒绝的人，连自己也觉得可怜和无用——这说明不了什么。我相信，富兰克林114在回忆自己的一切时，也会感到自己曾经一样无用，也一样不相信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也有一位显然可以把自己的计划全部托付给她的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
列文这么想着想着，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带回来一部分小麦款。与看驿栈老人的条件已经说妥，而管家沿途还了解到，留在地里的粮食到处都是，因此自己没有收上来的一百六十垛与别人家的比较起来，算不了什么。
吃完晚饭，列文和通常一样拿着一本书坐在靠背椅上，边读边继续考虑自己与写书有关的出国旅行的事情。自己进行的事业的全部意义，今天特别清楚地呈现在他眼前，而且表达他思想实质的几个完整阶段自然地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这应当写下来，”他想，“它应当成为我原来以为不需要的简短序言。”他站起来，要走到书桌那边去，而趴在他脚边的拉斯卡也伸了伸腰站起来了，它还张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上哪儿。可是没有时间写了，因为农民的代表们要单据来了，列文便到前厅去接待。
开完单据，吩咐完明天要干的活计，以及接待完全体有事儿找他的农民后，列文走进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躺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拿着一只长筒袜，坐在她自己的位置上。
列文写了不多一会儿，突然非常生动地回想起吉蒂，回想起她的拒绝以及和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于是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没有什么好烦闷的，”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对他说，“您干吗坐在家里？可以到温泉去住一阵子，再说您都准备好了。”
“我后天就走，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得把事情办完。”
“啊，您这算什么事儿，就这样，您给农民的好处已经不少了！人家都在说：因为这，你们家老爷一定会得到皇上的恩典。也怪了：您为农民操哪门子心？”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知道列文田庄经营的全部细节。列文常常十分细心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她听，还常常和她争论，不同意她的一些解释。可现在，她把他告诉她的事儿完全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
“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应当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灵魂，”她叹了口气说，“瞧那个帕尔芬·杰尼塞奇，虽然没有文化，可死得呀，但愿上帝保佑每个人都和他一样，”她说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那个看院子的人，“大家都给他授圣餐礼，举行涂油仪式。”
“我说的不是那件事情，”他说，“我是说我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如果农民们好好干活，对我好处更大。”
“可是不管您怎么做，他要是个懒鬼，那就干什么都又慢又不仔细。有良心的会工作，而没有良心的呀——您啥办法也没有用。”
“对啊，因为您自己在说，伊万对牲口看管得更好了。”
“我说一件事儿，”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回答说，她显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那就是您该成亲！”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提出的正是他自己刚才考虑的事情，这使他感到伤心和屈辱。列文板起面孔，也不回答她，又坐下来做自己的工作，暗自一个劲儿地反复认为自己在考虑这项工作的意义。只是偶尔地，他在寂静中听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正在编织的声音，同时回忆着那件自己不愿意回忆的事儿，于是又皱起了眉头。
十点钟，听到有铃铛响，还有马车在泥泞道路上摇摇晃晃发出的沉闷声音。
“啊，瞧，有客人来了，您就不会烦闷了。”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说着站起来，同时往门的方向走。但是，列文走到了她的前头。现在他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因而不管来的客人是谁，他都感到高兴。
31
跑到楼梯中间，列文听到前厅里有他熟悉的咳嗽声，但因为自己的脚步声，他听得不太清楚，并希望自己听错了；然后他便看到一个高挑、皮包骨头似的熟悉身形，看来已经不会错了，但他还是希望自己搞错，希望这位正在脱皮大衣和咳嗽的高个子客人不是哥哥尼古拉。
列文爱自己的哥哥，但和他在一起从来都是一种痛苦。现在，当列文在自己想起的事儿以及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提醒的影响下，正处于犹疑、混乱的心情中，和哥哥相见使他感到心情沉重。他希望会见的是位高高兴兴健康的客人，这样可以排解他惶惑不安的心情。可是相反，他要会见的是哥哥，他对他了如指掌，会唤起自己全部的内心思想，迫使自己说出一切，而他不愿意这样。
列文为这种卑鄙的感情生自己的气，跑到了前厅。可是他走近了一见到哥哥，这种个人失望的感情立刻就消失了，代之产生的是怜悯之情。尼古拉哥哥尽管以前就又瘦又病得可怕，现在更瘦，病得更重了。这是一副皮包着骨头的人形架子。
他站在前厅里，瘦长的脖子一扭一扭地，从那上面解下围巾，并古怪而可怜地微笑着。看到他温顺谦和的微笑，列文感到自己的喉咙在抽搐，被哽住了。
“瞧，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声音嘶哑地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弟弟的面孔，“我早就想来，但身体不好。现在，我大大恢复了。”他边说边用消瘦的大手摸摸自己的胡子。
“是啊，是啊！”列文回答。他把嘴唇接触到哥哥干瘦的躯体上亲吻，近距离地看到他那双古怪发亮的大眼睛时，更感到可怕起来。
在几个星期前，列文曾经写信给哥哥说，家里他们剩下没有分过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卖掉后，哥哥现在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份，将近两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这次是来拿这些钱的，而主要的是要在自己的老窝里住一阵子，接触一下故土，以便能像古代勇士那样为眼下的活动积聚力量。别看他背驼得厉害，别看他瘦得与自己不相称，他的动作还是和平常一样迅速而莽撞。列文带他来到书房里。
哥哥特别仔细地换了衣服，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他梳理了自己直挺挺稀疏的头发，便微笑着上楼去了。
他正处于列文常常记起童年时代那种最亲热和愉快的心情中。他甚至毫无怨气地提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到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时，他和她开玩笑，问起几个老仆人的情况。帕尔芬·杰尼塞奇去世的消息对他产生了不愉快的作用。他的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不过，他立刻恢复过来了。
“因为他已经老了，”他说，并改变了话题，“是啊，我在你这儿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到莫斯科去。你知道吗，密亚克科夫答应给我找份工作，我要去办公室上班。现在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完全另外一种样子，”他继续说，“你知道吗，我把那女人打发走了。”
“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怎么，为了什么？”
“啊，她是个下流的女人！给我添了一大堆麻烦。”但是他没有说那是些什么样的麻烦。他不能说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被赶走是因为她茶泡得太淡，并且总像对待病人一样服侍他。“再说了，总的来说，现在我想完全地改变生活。我当然和大家一样干了蠢事，不过财产——是小事儿，我不吝惜它。只要身体健康就好，而我的健康，感谢上帝，恢复了。”
列文边听边仔细考虑，却想不出说什么好。尼古拉看样子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开始询问起弟弟的事务来。列文还真高兴讲自己的情况，因为这样可以不说假话。他向哥哥叙述了自己的计划和行动。
哥哥听着，但看得出他对这些不感兴趣。
这两个人是这么互相亲近，以至于最微小的动作、声调，对他们俩来说都要比能用言语说出的内容更丰富。
现在，他们俩都是一个想法——尼古拉的病和死亡的临近，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但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口，因此他们不管说什么都没有表达他们真正关心的事儿——全是假话。黄昏已过，到该睡觉的时间了；对此，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不管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或进行正式拜访，他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不自然和虚伪过。意识到这种不自然以及为此而后悔，使他更不自然。他想对着自己临死的亲爱的哥哥痛哭一场，可是却不得不去听哥哥将如何生活的谈话，还得附和他的言论。
因为屋里潮湿，而且只有一个房间供暖，所以列文就安排哥哥睡在自己的卧室里，中间隔一道屏风。
哥哥躺下了，而且——不管睡没睡，作为一个病人，他老是翻身、咳嗽，而当咳不出来时就唉声叹气，埋怨。有时候呼吸困难了，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候被潮气憋得慌，他便伤心地说：“啊，魔鬼！”列文听着他，久久睡不着。列文的脑子里真是千头万绪，但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一个概念：死亡。
死亡，作为一切事物不可避免的结局，第一次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浮现在他眼前。而它就在这里，在这位可爱的哥哥身上；他在半睡不醒中叹着气，习惯了不加区别地一会儿呼唤上帝一会儿呼唤魔鬼。死亡离自己完全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遥远，它在他自己身上也存在——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三十年后，难道不完全一样吗？而这种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什么，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没有去想过，而且不会也不敢去想这事儿。
“我在工作，我想完成点儿什么，可是我却忘了一切都要结束的，忘了——死亡。”
他在黑暗中坐起来，冷得发颤，抱住自己的双膝，紧张得屏住呼吸，不停地冥思苦想。但是他越是集中思想，就越清楚地感觉到，事实无疑是这样，他确实忘了，疏忽了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情况——一死百了，什么也不值得着手去做，而且什么也帮不了忙。是啊，这很可怕，但事实如此。
“不过，要知道我还活着。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他绝望地说。他点着了蜡烛，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走到镜子面前，看起自己的脸和头发来。对，两鬓有白发了。他张开嘴巴，后边几颗牙齿开始坏了。他摆摆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臂。是啊，很有力。然而正在用残缺不全的肺呼吸着的尼古拉，也曾经有过一个健康的身体。于是他突然回想起来，他们小时候怎么一起躺下睡觉，怎么等着费多尔·鲍格达内奇出去，然后就可以互相扔枕头并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当时，他们笑得忘乎所以，那种极大的沸腾的人生幸福之感就连对费多尔·鲍格杰内奇的害怕也制止不了。“啊，现在这塌陷的胸部……还有不知所措以及对将来一无所知的我……”
“咳！咳！啊，魔鬼！你在干什么，你干吗不睡觉？”哥哥的声音在对他嚷嚷。
“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是失眠。”
“我可睡得好，现在我都不盗汗了。你来看，摸摸衬衣。没有汗吧？”
列文摸了摸，回到屏风隔壁，熄灭了蜡烛，但还是好久没有睡着。关于怎么生活的问题自己才稍稍弄明白了点儿，又出现了一个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死亡。
“是啊，他要死了，是啊，他在春天之前就会死的，怎么帮助他？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儿，我知道什么？我甚至忘了这件事情。”
32
列文早就注意到，一些人因为过分的谦让和顺从而常常令人感到不自在，往往很快就会变得因为过分要求和挑剔使人无法忍受。他感到哥哥也会是这样。而且果然，尼古拉哥哥的温顺没有保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怒气冲冲，净找弟弟的麻烦，往他最疼痛的地方捅。
列文感到自己有错，又不能改变。他觉得要是他们俩不躲躲闪闪，而是说通常所谓的心里话，也就是说说他们真正心里想的和感觉的，那就只会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康士坦丁就只会说：“你要死了，你要死了，你要死了！”而尼古拉则只会回答：“我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是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如果只说心里话，他们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可是，这样生活不行，所以康士坦丁才试图去做他努力了一辈子都没学会的事情，而许多人都很善于做的那种事情，不那样就没法生活：他试图说些违心的话，但常常感到这十分虚伪，认为他哥哥看出了这一点并为此在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要弟弟再给他讲讲自己的计划，接着便不但指责他，还故意把他和共产主义搅和在一起。
“你不过是拿了别人的思想，然而你加以歪曲，想把它运用到没法运用的地方。”
“我对你说，这是两回事儿，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定财产、资本、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可我在不否认这种主要的刺激因素的同时（列文对自己感到厌恶的是他使用这些词语，可是从潜心于自己的著作那时起，他便不由得越来越经常使用非俄罗斯词语），只想对劳动进行调节。”
“这就对了，你拿了别人的思想，阉割了构成它力量的一切，并要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玩意儿。”尼古拉边说边生气地扯扯自己的领带。
“可是我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的……”
“在那里，”尼古拉·列文一双眼睛恶意地闪烁着说，同时露出讽刺的微笑，“那里至少有一种，这么说吧，几何学的美妙之处——清晰，不容置疑。也许，那是一种空想。如果允许的话，从过去的一切可以做成tabula rasa115：没有财产，没有家庭，那样劳动也就上轨道了。而你这里，啥也没有……”
“你干吗混淆？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曾经而且现在也认为，这还太早，然而它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就像基督在最初的一些年代里那样。”
“我只是认为应当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待劳动力，也就是研究它，承认它的特点，还有……”
“可这完全是徒劳的。根据发展的程度，这种力量自己会找到它活动的特定方式。曾经到处是奴隶，然后有了metayers116；而我们这里有对分制劳动，有租赁，有雇工劳动——你要寻找什么？”
听到这些话时，列文突然发火了，因为他在心灵深处害怕这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他想在共产主义和特定的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这未必办得到。
“我在寻找的，是一种对自己、对工人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建立……”他激烈地回答。
“什么你也不想建立；你不过是像自己一辈子生活的那样，只是想别出心裁，表示你不是简简单单的，而是有思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
“好，你这样认为——就算了！”列文回答说，同时感到自己左脸颊的肌肉无法控制地在跳动。
“你过去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信念，你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已。”
“这好极了，你就别管我了！”
“我也不来管！而且早就该这样了，见你的鬼去吧！我真后悔跑了来！”
后来，不管列文怎么努力劝哥哥安心，尼古拉还是什么也不想听，说分手了要好得多，康士坦丁·列文也知道，那是因为生活已经变得使他无法忍受罢了。
康士坦丁再次来到他这里，并有点儿不自然地说，如果有什么冒犯的话，就请他原谅。这时候，尼古拉已经完全准备要离开了。
“啊，宽宏大度！”尼古拉说，微微笑了笑，“如果你想觉得正确的话，我倒可以给你这种满足。你是对的，但我还是要走！”
在临离开之前，尼古拉和他吻了吻，并突然古怪而严肃地瞧了弟弟一眼，说：“不管怎么样，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你原谅吧，柯斯佳！”接着，他的声音颤抖了一下。
这是他们之间说的唯一真诚的话。列文知道这话的意思是：“你看到了，也知道，我身体不好，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列文明白这意思，眼泪就从眼睛里冒出来了。他又吻了一下哥哥，但再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再对他说什么话。
哥哥走了以后第三天，列文就到国外去了，在火车站上见到了吉蒂的一位堂兄舍尔巴茨基。列文沉郁的脸色，使他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舍尔巴茨基问他。
“倒也没有什么，就这样，世界上开心的事情少。”
“怎么少？别到什么米卢斯去了，和我一块儿去巴黎吧。去瞧瞧，有多开心！”
“不，我已经完蛋了。我该死了。”
“瞧这玩意儿！”舍尔巴茨基笑着说，“我才准备开始呢。”
列文说的，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心里话。在一切方面，他看到的只有死亡，或接近死亡。但是自己着手搞起来的事业，更多地占据了他的心。在死亡还没有到来之前，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吧。对他来说，黑暗掩盖了一切；然而正是因为这种黑暗，他感觉到，在这黑暗中唯一的指引是他的事业，因此他正竭尽全力，牢牢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