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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一起坐着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全都散了。近一点儿的回家了，而远一点儿的则集合起来吃晚饭，他们就在草地上过夜。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列文，继续躺在草堆上看着、听着和想着。留在草地上过夜的人们，因为夏季夜晚短，几乎通宵不睡觉。起初听到一起晚餐时欢乐的谈话声和吃过晚饭后的哈哈大笑声，然后又是歌声和嬉闹声。
漫长劳动的一整天，除了欢乐，在他们身上再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朝霞出来之前，一切都沉静下来。只听到沼泽地里夜间不停的蛙叫及晨雾升起时马儿在草原上扑哧哧的喷鼻声。列文醒来后从草堆上爬起来，抬头看看四周的星星，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做什么呢？我怎么做到那样？”他又对自己说，努力想把这短短一夜来反复考虑和反复感觉到的一切都整理出来。他反复考虑和反复感觉到的一切，分成三条独立的思路，一条——抛弃自己原来的生活，抛弃自己那些无用的知识和教育。这种抛弃将是一种享受，对他来说，会感到轻松和快乐。另一种想法和观念，涉及自己现在想过的那种生活。他清楚地感觉到了这种生活的朴实、纯洁和完整性，并确信将会从中得到自己深感缺乏的那种满足、安静和尊严。然而，第三种想法则在一个问题上打转了，那就是怎么完成这种从旧到新的生活的过渡。对此，他可是一点儿也不清楚了。“讨个老婆？去干活？干活是必需的吗？撇下波克罗夫斯基村不管？买块地？登记加入个团体？和农民的女子结婚？我怎么做到这样？”他反复问自己，却得不出答案。“其实我一整夜没有睡，也没法给自己得出个明确的答案，”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清楚的。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这一夜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以前对家庭生活的全部幻想都是胡说八道，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对自己说，“这一切，都美好得多，也简单得多。”
“多美啊！”他张望着停留在头顶上蓝色天空中一片由浪花般的白云组成而像珠母贝壳的奇怪形状，暗自在想，“这个美妙的夜晚，一切都很美妙！这片贝壳状的云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久前我仰望天空时，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道白白的薄云。是啊，我对生活的观点也是这么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他走出草原，来到通往村子的大道上。微风徐徐吹来，天色变得灰暗了。黎明前通常的昏暗时刻到了，它充满光明对黑暗的胜利。
列文因为觉得冷，缩紧了身子，眼看着地面，加快了步伐。“这是什么？有人走过。”他听到铃铛声，边想边抬起头。在距离自己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四匹马拉的轿式马车正顺着他走的杂草茂密的大道迎面过来。拉套的两匹马避开车辙紧贴着辕杆，但侧身坐在赶车人位置上的那位马车夫机灵地使辕杆对准车辙，因此马车轮子平平稳稳地转着往前跑。
列文只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去想里边坐的是谁，他漫不经心地瞧着轿式马车。
轿式马车里边，一位老太太在角落上打瞌睡，而靠窗口处坐着位年轻姑娘，她显然是刚醒过来，两只手抓着白帽子的两条丝带。这位姑娘容光焕发而若有所思，充满了使列文感到生疏的那种优雅和复杂的内心生活，她正越过他的头顶眺望着朝霞。
就在这梦幻消失的那一瞬间，一双真实的眼睛注视到他身上。她认出是他，脸上泛起惊喜的亮光。
他不会看错。这样的眼睛世界上只有一双。这样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能为他把生命的全部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是她。这是吉蒂。他明白了，她是从火车站到叶尔古晓沃来。接着，这个不眠之夜使列文激动的一切，他已经下决心采取的决定，全都突然消失了。他怀着厌恶的心情，回忆起自己想娶农家女子为妻的幻想。只有在那里，在迅速离去并转到大道另一边的轿式马车里，才能解开近来折磨着他的生活的谜团。
她再也没有往外边眺望。车轱辘的声音听不见了，只依稀听到铃铛声。狗叫声表明轿式马车已经过了村子——留下的是周围一片空旷的田野，前面的一个村庄，以及孤零零对一切都生疏的、独自在荒凉的大道上徒步走去的他本人。
他抬头仰望天空，指望在那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贝壳；对他来说，那是一夜来全部思想感情过程的化身。天上已经再也没有贝壳形状的云朵。那边，在深不可测的高处，已经发生了神秘的变化，连一点儿贝壳的印迹都不存在了，有的是布满半边天的越来越稀薄的羊毛地毯似的白云。天空变得湛蓝和明净了，并带着同样的温柔而又高深莫测，回答他那询问的目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种淳朴和劳动的生活多么美好，我都不会回到它这里来了。我爱她。”
13
除了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冷冰冰和理智的人，有一个与他性格的整个气质相矛盾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法冷静地听说和看到一个孩子或女人流眼泪。看到眼泪他会手足无措，完全失去思考的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都知道这一点，总预先告诉求见的女性，如果她们不想把事情弄糟，就千万别哭。“不然，他会生气的，并且不再听您说了。”他们反复说。确实，在这种场合，被眼泪搅得心烦意乱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会表现得急躁、愤怒。“我不能，我毫无办法。请您出去！”在这种场合，他往往就这么嚷嚷。
从赛马场回家途中，安娜对他说明了自己和符朗斯基的关系，紧接着便双手捂住脸哭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尽管心里充满对她的憎恶，但被她的眼泪弄得心慌意乱。他知道这一点，并知道此时此刻自己表现出这种感情不合适，他于是竭力控制住自己，表情僵硬，也不看她。这使安娜万分惊讶。
到了家门口，他扶她下了马车，同时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像通常习惯的那样彬彬有礼地和她告别，说了几句他根本无须说的话；他说，明天将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说的那些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想，狠狠刺痛了他的心。因为她的眼泪而让自己对她越发怜悯，更加深了这种痛苦。但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个人留在马车里后，使他高兴和奇怪的是，他感觉到既摆脱了这种怜悯，又摆脱了最近一个时期来折磨着他的怀疑和妒忌的痛苦。
他经受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终于拔除了一颗痛了好久的牙齿。在可怕的疼痛过后，这种感觉就像是某种比脑袋更大的东西从牙床上拔除了，他突然觉得那种长久伤害自己生活的东西再也不存在了，他又可以去生活、去思考，而不用再关心牙齿了。这种感觉，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感觉到了。疼痛是古怪而可怕的，不过现在它过去了；他感觉到又可以去生活，而不用再考虑妻子了。
“她没有廉耻，没有良心，没有信仰，一个堕落的女人！这一点，我从来就明白，从来就知道，为了怜惜她，却在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于是，他仿佛真的从来就知道这一点；他回顾他们共同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前似乎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现在，这些详细情况清楚地表明，她从来就是个堕落的女人。“把自己的生活和她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可是这不能怪我，因此我不应受到惩罚。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过错在她。不过，她的事情与我无关。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他已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遭受的一切。他的感情变了，对儿子也像对她一样。现在他关心的一点，是怎么以最最好、最最体面的，对自己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公正的方式，把她的堕落使他蒙受的污脏抖落掉，好让自己继续顺着积极、真诚、有益的生活道路往前走。
“我不会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罪而不幸的，我只是应当找到一种最佳办法，以摆脱她将我陷入的沉重处境。我会找到这种办法的，”他对自己说，脸色越来越阴沉，“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例子吧，通过回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脑海里开始清晰地浮现出一切与《美丽的叶莲娜》中的墨涅劳斯101相似的例子，当代上层社会中许多位妻子都对她们的丈夫不忠。“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京伯爵、德拉姆……对，还有德拉姆……这么正直能干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回忆，“这些人，就算遭到了讥笑，但我对他们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我一直同情他们，觉得他们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事实并非这样，他对这类不幸从来没有表示过同情，倒是妻子背叛丈夫的事例出现得越多越经常，他就越看重自己，“任何人都可能遭到这种不幸。这种不幸也会落到我头上。问题只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摆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反复考虑起和自己处境相同的那些人所采取的办法来。
“达里亚洛夫进行了决斗……”
决斗在青年时代曾经令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比神往，但因为他是个体质虚弱的人，所以他有自知之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每想到手枪对准自己就恐惧，他生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年轻时就常常迫使他想到决斗，想想自己的生命遇到危险时的情景。取得成功并站稳脚跟后，他早就把这种感觉忘了；但习惯发挥作用了，他还是为自己的怯懦而担心，他又久久地从所有方面考虑决斗的问题，尽管事先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决斗的。
“我们的社会无疑还这么野蛮（不像在英国），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特别看重——从好的方面去看决斗；可是结果会怎么样呢？比方说，我去和别人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继续想着，而且清楚地想象自己发出挑战后的一夜，还有对准他的手枪，他便浑身发抖，于是他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干的，“就算我去和他决斗，就算人家教会我，”他继续想，“安排好了，我扣动扳机，”他自言自语，同时闭上眼睛，“结果我把他打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并摇摇头，打消了这种愚蠢的想法。“为了明确自己对有罪的妻子及儿子的态度，打死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我还不是仍旧得解决该拿她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更显然和毫无疑问的是——我会被打死或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被打死或打伤。更没有意思了，但这还不够；从我这方面讲，提出决斗将是个不明智的举动。难道说我事先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永远不会让我去决斗的——他们会让一个俄罗斯需要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受危险吗？结果呢？结果是我事先知道永远不会有危险，只想借此给自己增添几分虚伪的光彩。这不真诚，这是虚伪，是自欺又欺人。决斗毫无意思，谁也不会指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在于保证我的名誉，保持我不受阻碍地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所需要的名誉。”以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心目中就有着重要意义的公务活动，现在让他觉得意义特别重大了。
经考虑将决斗的想法推翻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想到了离婚——这是他想起来的那些被欺骗的丈夫采取的另一种办法。通过回忆反复掂量离婚的所有种种情况（在他很了解的上层社会中，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找不出一种情况，离婚会达到他所期望的那种目的。所有这些情况中，丈夫不是让出不忠的妻子便是把她卖了，而因为有罪无权结婚的那一方，则无法与新的配偶结成光明合法的关系。在自己当前的情况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现要达到合法，也就是把有罪的妻子休弃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自己所处生活的复杂条件不允许提供那些丑恶的证据，要求法律判定妻子有罪；他看出来，他们过的体面，导致了他们即使有这种证据也不允许提供出来；并且，要是提供这些证据，他在社会舆论界的损失会比她大得多。
如果想要离婚，只会导致一场出丑的官司，它势必成为仇敌的把柄，他们会用这个来诽谤并降低他在社交界的崇高地位。主要的目的——以最少的麻烦保持地位——通过离婚也达不到。再说离婚，就算打算离婚吧，妻子显然会断绝与丈夫的关系，和自己的情人结合到一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尽管仿佛对妻子充满蔑视的冷淡，而他心里对她仍留着一种感情——不希望她毫无阻碍地与符朗斯基结合，使她的罪恶反倒对她有利。这一个思想就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愤怒，只要想到这一点，他就会打心里痛得嗷嗷直叫，在马车里站起来改变位置，然后长久地阴沉着脸，用毛茸茸的厚毛巾毯把自己那双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峋的腿脚裹上。
“除了离婚，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京和这位善良的德拉姆那样，和妻子分开过。”安静下来后，他继续在想；但觉得这种办法也和离婚一样，会造成屈辱，而主要的——它和离婚一样，会把妻子推向符朗斯基的怀抱。“不，这不可能，不可能！”他又一边裹着自己的毛巾毯，一边大声说，“我不能成为不幸的那个人，她和他都不应该幸福。”
情况不明时折磨他的那种妒忌感，在妻子坦白的那一刻，就像病牙被疼痛地拔掉一样，已经过去了。可是它被另一种感情代替了：他希望她不但不能得偿所愿，还要为自己的罪过遭到报应。他并不承认有这种感情，但在心灵深处，他希望她为破坏了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受折磨。于是，他再反复想了想。决斗、离婚、分居等方法再次被否定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坚信出路只有一条——把她控制在自己身边，对社交界隐瞒所发生的事情，并采取一切相应的手段中断联系，以及主要的——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承认——要惩罚她。“我得向她宣布自己的决定。仔细考虑了她给家庭造成的严重情况后，与表面上status quo102比较起来，所有其他办法对双方都将更糟，因此我同意维持这样的关系，但以她必须严格遵守我的意旨为条件，也就是断绝与情人的关系。”在下定决心完全采取这一办法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只有采取这样的决定才符合宗教，”他对自己说，“只有采取这样的决定，我才不会抛弃自己有罪的妻子，并使她有改正的可能，甚至——这将对我多么沉重——我会贡献自己的一部分精力使她改正，得到挽救。”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虽然也知道自己无法给妻子施加道德影响，这一整套要她改正的尝试，除了自欺欺人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虽然在经受这些沉重的时刻，同时从来不曾想到宗教中去寻找启示——现在，当他想到自己的决定仿佛与宗教的要求相符，会得到宗教的认可时，他又感到满意了，内心平静下来。他是始终高举宗教规范的，虽然现在人们普遍淡漠和忽视宗教。只要想到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也没有谁能够指责他的行为不合教规，他感到高兴。在考虑进一步的详情细节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甚至没有发现，为什么他对妻子的态度几乎没法像以前一样了。他无疑将永远无法像原来那么尊重她，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使他打乱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她是个堕落不忠的妻子而感到痛苦。“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会安排一切的，原来的关系一定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也就是恢复到那样的程度，到时候我将不会烦恼。她应当不幸，而我是无辜的，所以我不会不幸。”
14
快到彼得堡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不仅完全坚持自己的决定，而且脑子里想好了他要给妻子写的一封信。走进门房处，阿列克谢看了一下信件及部里来的公文，吩咐等下给他送到书房里。
“把马卸下来，我谁也不接待。”守门人问他时，他特别强调“不接待”几个字，似乎心情还不错。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转了两圈，在仆人事先点好的六支蜡烛的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停下来，手指头弄得咯吱咯吱响了一阵，便坐下来清理文具。他的一个胳膊肘靠着桌子朝一边侧过脑袋，考虑了一会儿，就开始分秒不停地写起信来。他的信对她没有用称呼，是用法文写的，因为法文里的“您”不具有在俄文里那种疏远的意思。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向您说过，这次谈话的决定将会书面通知您。经过仔细全面的考虑，现在我为履行承诺写这封信。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认为自己无权断绝上苍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关系。一个家庭不能因为夫妻中一方的任性、胡闹或甚至犯罪而遭到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和以前一样。为了我，为了您，为了我们的儿子，都必须这样。我完全相信，对导致这封信的那件事情，您已经悔悟并仍在痛悔，而且您将和我齐心协力消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并忘了过去的事情。不然的话，您自己可以设想等待您和儿子的将是什么。关于这一切更详细的情况，希望在单独见面时再谈。鉴于别墅避暑的季节已临结束，我还是请您尽快搬回彼得堡，最好是在星期二之前。我为您的回来作好了一切准备，希望您也能按我的建议行事。
阿·卡列宁
另外，随信带去您花费所需要的钱。
他把信再看了一遍，感到满意，特别是想起了提到带钱去；没有一句粗话，没有指责，但也没有宽容。主要的是——为她回来提供了一座黄金般的桥梁。把信叠好，用沉甸甸的象牙刀压平了，和钱一起装进信封里以后，然后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按了按铃。
“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去给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他说着，便站起来了。
“是，大人。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同时玩着沉甸甸的纸刀，向靠背椅走去，那旁边已经备好了灯及一本已经打开的关于古代碑铭的法文著作。靠背椅上方，悬挂着一幅名家绘画的嵌着金边的安娜的肖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瞥了它一眼。画中那双高深莫测的眼睛正带着嘲笑和厌恶的神情望着他，就好像他和她最后交谈的那个晚上那样。这肖像画工出色，秀发乌黑，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手白皙漂亮，这模样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它就好像在向他挑战。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看了一会儿肖像，浑身颤抖，嘴唇都在哆嗦，发出“啊呵呵”的声音，便把脸转开了。他急忙在靠背椅上坐下来，翻开书试图阅读，可怎么也无法恢复原来那种对古代碑铭的浓厚兴趣了。他眼睛看着书本，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国务活动近来的复杂化，它成了他当时主要关心的一桩公务。他觉得现在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洞察这种复杂变化，因此在他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他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十分有价值的思想，它能解决整个事件，提高自己在官场上的分量，击败敌人，由此可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仆人刚放下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便站起来，走到写字台旁边。把装着当天文件的公文包推到中间后，他稍稍露出得意的微笑，从笔架上取出一支铅笔，便埋头阅读起有关当前这个复杂案件的报告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作为一个政府要员，有一个像他那种步步高升的人所固有的特点，那就是在追逐功名、谨慎克制、真诚自信的同时刚愎自用。他的特点是蔑视官样文章，尽力减少公文往来，尽可能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事实并节约开支。恰好一个著名委员会——“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扎拉依斯基省土地灌溉一案。这个省刚好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那个部管辖，它成了少有的无效开支和官样文章的例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知道这是事实。扎拉依斯基省的土地灌溉事业，是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前任开始的。而且确实，它已经花了很多钱，现在还在大量花费，却完全没有效益，这事儿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上任后，立刻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并考虑着手进行处理。开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知道这事儿势必触及太多的利益，觉得不方便；后来，他因为忙于其他事务，就这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它也和所有的事儿一样，无人过问了（很多人靠它混饭吃，特别是有一个很正派的音乐人家：几个女儿都会弦乐。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认得这家人，是他们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件事情由敌对部提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正当的，因为哪个部里都有比这还严重的事儿，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官场体面，并没有人出来揭发。现在倒好，既然人家已经向他扔过一只手套要挑战，他也就勇敢地拾起这只手套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和检查扎拉依斯基省土地灌溉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丝毫没有向那些先生示弱。他要求再任命一个关于安置外地人的专门委员会。安置外地人的事儿是六月二日委员会上偶然提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便把外地人的悲惨情况看成一个刻不容缓的案子竭力加以支持。委员会上，这事儿成了几个部之间互相争吵的导火线。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敌对的那个部认为外地人的情况非常好，而提出的改革可能断送事业的繁荣，至于有什么欠缺之处，那只是因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那个部没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打算提出：第一，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责成其实地调查外地人的状况；第二，假如外地人的状况确实像委员会已经掌握的资料那样，那就再任命一个新的学者委员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外地人悲惨状况的原因进行研究：（l）政治的，（2）行政的，（3）经济的，（4）人种学的，（5）物质的，及（6）宗教的；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提供近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外地人身处不良处境所采取的措施；还有第四，就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从提供给委员会的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〇一五号和一八三〇八号证件可以看出，它采取的行动与基本法和组织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六条附录的精神直接相违背。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把这些想法作为笔记写下来时，脸上满是兴奋的红晕。写完一页，他站起来，按了铃，把一张要求为他提供所需材料的单子，转交给了办公室主任。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时，又瞧了一眼肖像画，沉下脸并蔑视地微微一笑。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又读了一会儿那部关于古代碑铭的著作，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到十一点钟才去睡觉。当他躺在床上，回想起和妻子发生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它并不那么令人烦恼了。
15
符朗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日子，劝她向丈夫公开一切。这时，安娜虽然固执、愤愤地对他作了反驳，但在心灵深处还是认为自己的处境确实是虚伪的、可耻的，因此满心想改变它。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时，她一激动就把什么都对他说了；尽管当时她很难受，但现在她为此而高兴。丈夫撂下她走了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这样至少用不着撒谎和欺骗谁了。她仿佛觉得，现在自己的处境将永久确定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它，这种新的处境也许很糟，可将是明确的，不再会模糊不清和虚伪。她把这些话说出来以后，以为给自己和丈夫造成的那种痛苦，现在便将以一切都确定下来的结局作为报偿。这天晚上，她和符朗斯基见了面，虽然为了使一切更确定，她应当把自己和丈夫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但她没有。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告诉丈夫的那些话。她觉得这些话是那么可怕，以至于现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些古怪粗野的话来，也无法设想这么一来自己怎么办。但是，话已经说了，并且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我见到了符朗斯基，却没有告诉他。还在他刚离开的那会儿，我曾经想叫他回来并告诉他的，可是改变了主意。怎么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他，真是荒唐。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脸上涌起火辣辣的羞臊的红晕。她知道是什么妨碍自己这么做，她知道，自己感到害臊。她那仿佛昨天已经说清楚了的处境，现在她突然觉得不但没有说清楚，而且毫无希望。她开始为以前没有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害怕起来。当时她只考虑自己的丈夫将会怎么样，一些最可怕的思想向她袭来。她脑子里觉得，管家马上就会来把她赶出家门，自己的耻辱将传遍全世界。她自问被逐出家门后到哪里去，却没有找到答案。
在想到符朗斯基时，她觉得他不爱自己，他已经开始厌烦自己了，她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他，因此她感到自己对他产生了敌意。她仿佛觉得自己对丈夫说了并在头脑里不断重复的那些话，也对大家说了，而且大家都听到了。她无法正视和自己一起生活的那些人。她不敢喊侍女，也更少下楼去见儿子和女家庭教师了。
早就在她门旁探听动静的侍女自己进她房里来了，安娜疑惑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并惊慌得涨红了脸。侍女为自己进门请求原谅，说她好像听到了铃声。她送来了一条裙子和一张便条。便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提醒她，说今天早上丽莎·梅尔卡洛娃和什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着自己的崇拜者卡鲁日什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家里玩槌球。“就算当做研究风习来看看也好。我等着您。”她在结尾写道。
安娜看完便条，深深叹了口气。
“没事，没什么事，”她对安努什卡说，同时摆弄着梳发台上的小香水瓶和刷子，“你走吧，我这就穿好出来。没什么事。”
安努什卡出去了，但安娜没有穿衣服，她依旧那样耷拉着脑袋和双手坐着，而且不时全身发颤，好像要做出个什么姿势，说点儿什么，可是又无可奈何地静静待着。她不断地重复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无论“上帝”和“我的”，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含意。尽管她受的是宗教的教育，对宗教从不怀疑，但为自己的处境到宗教中寻求帮助的想法，对她来说，就像请求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帮助一样格格不入。她早就知道，只有放弃自己全部生活的意义的时候，她才可能向宗教寻求帮助。她不但感到沉重，而且开始经受到面对新的自己从未经受过的恐惧。她感到自己的整个心灵分裂成了两半，就像疲倦时眼睛里看到的东西成了双影。她有时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想要什么。她害怕的和想要的是过去那样，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到底希望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啊，我该怎么办！”她自言自语，突然感到脑袋两边疼，清醒过来时，她发现双手正抓住两鬓的头发。她跳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咖啡准备好了，教师小姐和谢辽若在等着。”再次进来的安努什卡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那种样子后说。
“谢辽若？谢辽若怎么了？”安娜突然活跃起来问，整个一早上她头一次想到儿子的存在。
“他好像做错事了。”安努什卡微微笑着说。
“怎么做错了？”
“您有些桃子放在房间拐角上，他好像偷吃了一个。”
提起儿子，安娜突然走出了自己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地。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这做母亲的对儿子的生活的职责，这职责是天经地义的。她为儿子活着，近年来她亲自照料他。她高兴地感到，在当前的处境中有一个使自己能独立于丈夫和符朗斯基的强大支柱。这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自己落到什么地步，她都不会抛弃儿子。即使丈夫使她出丑，即使符朗斯基冷落她，继续过他独立的生活（她又恼怒而责怪地想到他），她也不能丢下儿子。她有生活的目的。她为此应该行动，行动，以保证儿子不会从她身边被夺走。应当带着儿子离开。这就是她现在应该做的。她需要安静，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系的事儿，想到现在就应该带着儿子到什么地方去，终于，她平静下来了。
她迅速穿好衣服，到楼下，迈着果断的步子，来到谢辽若和女家庭教师通常等着她喝咖啡的客厅里。谢辽若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弯着背和脑袋，带着她熟悉的像他父亲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手正拨弄着的一束花。
女家庭教师显得特别严肃。谢辽若照例尖叫起来：“啊，妈妈。”接着他犹豫不决地停在了那儿：是该把花扔下，马上跑过去向母亲问安呢，还是等做好一个花冠后再拿着它过去。
女家庭教师问过好后，开始烦琐而明确地讲述起谢辽若的行为来，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在想自己是不是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决定了，“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走。”
“是的，这样很不好，”安娜说着，抓住儿子的一个肩膀，用一种严厉而羞怯，使孩子担心又高兴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并吻了吻他，“把他留给我吧。”她对感到惊讶的女家庭教师说，同时不放开儿子的手，在准备好咖啡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妈妈！我……我……不……”他边说边竭力想根据她的表情，弄清因吃了桃子她会把自己怎么样。
“谢辽若，”女家庭教师一出去，她便说，“这不好，但你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是吗？你爱我吗？”
她感到眼泪已经流出来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凝视着他惊恐而又高兴的目光，暗自说，“难道说还会以让他单独留下和父亲一起来惩罚我？难道不会可怜我？”眼泪已经流到她脸上，为了掩饰，她突然站起来，几乎跑步来到露台上。
近几天下了几场雷雨，天气变得凉快晴朗了。在穿过被雨淋湿的树叶照射下来的明丽阳光下，室外还有几分寒意。
来到新鲜空气下，使得她发颤的寒意和内心恐惧，便以新的力量向她袭来。
“去吧，到玛丽艾特那里去！”她对跟自己出来的谢辽若说着，便开始在露台的草垫上踱起步来。“难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会不明白这全是出于无奈？”她对自己说。
随风摇曳的山杨树树梢和树叶在雨后凉丝丝的太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停下来看了看，明白了他们是不会原谅的，一切东西及所有的人，现在都将和这天空，这绿色一样毫无同情心。于是，她又感到自己内心里开始分裂成两半。“不该，不该去想，”她对自己说，“应当收拾一下了。上哪儿？什么时候？带谁和自己一起走？对，乘晚班火车到莫斯科去。带上安努什卡和谢辽若，以及几件必需的东西。事先应当写信告诉他们两个人。”她迅速进屋回到自己房里，贴桌子坐下后就给丈夫写信：
“在发生了那件事情后，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带儿子走了。我不懂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该和父母中的哪一方在一起；但是我带他走了，因为没有他，我没法活。求您宽宏大度，把他留给我。”
至此她写得又快又自然，但到了请求她不认为他具有的宽宏大度而得用一句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被难住了。
“要谈自己的过错和自己的悔悟，我办不到，因为……”
因为在自己的思想中找不到联系，她又停下了。“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必写。”随即把信撕了，重写了一遍，省去了宽宏大度，就封上了。
另外，还得给符朗斯基写一封信。“我向丈夫声明了。”她写道，便因为没法往下写坐了好久。这样太粗俗，太不女性了。“而往下，我还能对他写什么？”她对自己说。羞耻感使她泛起满脸红晕，回想起他的平静，一种对他的失望之情使得她把写了一个句子的一张信纸撕得粉碎。“什么也不需要写。”她放好信笺夹后对自己说，便上楼告诉女家庭教师和大家，她今晚去莫斯科，接着便立刻动手收拾东西。
16
看院子的人、园丁和仆人们在别墅的房间里来来往往，搬运东西。立柜和五屉橱都打开着，两次派人到小铺子里去买绳子，地上摊满了报纸。两个大箱子、一只布袋和几条捆好的方格子毛毯，都已经搬到了前厅。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和两个马车夫，已经在台阶旁边等候着。为收拾行装忘了内心担忧的安娜正站在自己房间的桌子前边打点旅行包。安努什卡告诉她，有一辆马车驶来了。她往窗口张望了一下，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信差正在台阶上按入口处的门铃。
“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她说，同时有一种准备对付一切的沉静，她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靠背椅上。仆人递过一个厚厚的公文包，封面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亲手所写。
“信差奉命要回执。”他说。
“好的。”她说。等那人一出门，她便双手哆哆嗦嗦地打开公文包。里边掉出一沓用窄纸条捆绕的还没有折印儿的钞票。她打开一封信，从末尾读起来。“我为您的回来作好了一切准备，希望您也能按我的建议行事。”他写道。她很快从后往前地溜着看，全看完了，再从头开始把信看了一遍。看完后，她感到浑身发冷，一种没有意料到的可怕不幸降临到她身上。
早晨她还后悔自己对丈夫说的话，只想着这些话不说就好了，但愿他的信能证明那些话等于没有说过，给予她所希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使她感到事情要比所能想象的一切都可怕。
“对！对！”她脱口而出地说，“显然，他从来都是对的，他是个基督徒，他宽宏大度！不过他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人！这一点，除了我谁也不明白，而且也不会明白，而我又讲不清楚。人家说：他是个信教的、有道德的、真诚的、聪明的人，可是他们看不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么窒息我的生活，窒息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一次都不曾想过我是个活女人，我需要爱情。他们不知道，他每一步都在侮辱我，还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难道我没有尽我所能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在其实已经没法爱丈夫的时候，不曾试图去爱他、爱儿子吗？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我是个活人，我没有错，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爱情和生活。可现在怎么样？如果他杀了我，杀了他，我全能承受，全能原谅，但是不，他……”
“我怎么会没有猜到他会这样？他这样倒符合他卑鄙的性格。他仍将是对的，而对已经被毁了的我，他将更坏更卑鄙地进行毁灭……”“您自己可以设想等待您和儿子的将是什么”，她回忆起信中的话，“他要夺走儿子，这是一种威胁，看来，根据他们那种愚蠢的法律可以这样。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他不相信我爱自己的儿子，要不他是在蔑视（就像他从来都在嘲笑那样），蔑视我的感情，可是他知道我抛不下也不会抛下儿子，没有儿子我没法活下去，甚至就算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至于抛下儿子并离开他，那我就成了个最无耻卑鄙的女人——这他知道，而且知道要这样做，我办不到。”
“我们的生活应该和以前一样，”她回忆起信中的另一句话，“这种生活要比以前更痛苦，近来它简直可怕。现在怎么办好呢？他全知道，知道我不会因为自己要呼吸、要爱而后悔的；知道这样除了撒谎和欺骗不会有任何别的；但他需要继续折磨我。我知道他撒起谎来就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一样得意。可是不，我不会让他这么得意的，我要撕破他想把我搅进去的那张虚伪的蜘蛛网；就让要发生的事儿发生吧。怎么都要比撒谎和欺骗强！”
“可是怎么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有过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
“不，我要撕破，我要撕破！”她嚷嚷着，同时跳起来并忍住眼泪。接着，她来到书架旁边，要给他另外写一封信。但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她已经感觉到自己无力撕破什么了，已经无力摆脱这种以前的局面了，不管它是多么虚伪和不真诚。
她在书架旁边坐下来，但没有写，而是双手放在桌子上，俯下脑袋，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抽泣得整个胸部都在一起一伏。她哭泣，是因为她要弄清、确定自己处境的幻想，永远破灭了。她事先料到一切都会照原来的样子，甚至比原来糟得多。她感觉到自己在社交界享有的地位，早上还觉得那么微不足道，实际上对她来说是宝贵的，她无力把它改换成一个抛下丈夫和儿子，而与情人结合在一起的女人的可耻地位；不管她怎么拼命争取，也不会使她变得更坚强些。她永远享受不到爱情的自由，可永远将成为一个有罪的女人，一个受到时刻被揭露的威胁的女人，她竟为和一个不能与自己共同生活的独立的外人保持可耻的关系而欺骗丈夫。她知道情况是这样，并将继续下去，这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能设想将怎么收场。于是，她哭了，忍不住像受罚的孩子一样哭了。
听到仆人的脚步声，她迫使自己清醒过来，于是她假装在写信，以掩盖自己的脸色。
“信差要回执。”仆人回禀说。
“回执？对了，”安娜说，“叫他等一会儿。我会按铃的。”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决定得了什么？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她再一次感到自己的内心分裂成两半。她又为这种感觉惧怕起来，就抓住她头脑里出现的能不去想自己行为的第一个借口。“我应当见到阿列克谢（她脑子里这样称呼符朗斯基），只有他一个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去找贝特西，也许在那里能遇上他。”她对自己说，完全忘了昨天她曾告诉他自己不去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了，当时他说，那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子旁边，给丈夫写道：“您的信我已收到。安。”然后按了一下铃，随手把回执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告诉进来的安努什卡。
“真的不走了？”
“不，明天以前别打开行李，轿式马车也留下。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一趟。”
“拿哪件裙子来？”
17
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邀请安娜去观看的槌球游戏，该由两位夫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这两位夫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等圈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 sept merveilles dumonde103。这些夫人所属的圈子虽然也属于上流社会，但与安娜那个圈子相敌对。此外，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彼得堡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斯特列莫夫老头，又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工作上的仇敌。考虑到这一切，安娜本不想去，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正是担心她会拒绝，所以特意用便条来暗示。现在是希望见到符朗斯基，安娜才愿意去。
安娜来到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比其他客人都早。
她进门时，符朗斯基的仆人正好也进来了，他的络腮胡子梳得像位低级侍从官。他在门边上停下来，脱下制帽，让她先走。安娜认出是他，这才回想起符朗斯基昨天说了今天不来。显然，他是为此送便条来了。
在前厅脱外套时，她听到仆人连卷舌音P也发得像低级侍从官似的说：“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并呈上便条。
她想问他老爷在哪里。她想回家给他写封信，要他到她这儿来一趟或自己上他那里去。但是，这样那样或其他办法都不行了：前边已经传出禀报她到达的铃声，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在打开的门旁躬身站着，等待她到屋里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这就派人去禀报。您到花园里去吗？”另一个房间的另一个仆人禀报说。
依旧是像在家里一样犹豫不决、模糊不清的情况；还更糟，什么办法也采取不了，没法见到符朗斯基，反而得留在这里，留在这生疏的自己心里讨厌的人们中间；不过，她穿着自己知道合身的衣服；她不是一个人，周围是自己习惯的那种无聊的豪华气氛，因此感到比在家里要轻松些；她用不着去考虑该做什么。一切都由自己在进行。见到身穿白色裙子、打扮得优雅动人的贝特西朝她走来时，安娜如通常一样对她微微笑了笑。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和屠什凯维奇及一位亲戚家的小姐一起走着。小姐的父母住在外省，因为知道女儿能在有名望的公爵夫人家度夏，他们感到莫大的幸福。
大概是安娜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贝特西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没有睡好觉。”安娜回答说，同时留神注视着迎她们过来的仆人，她想他带着符朗斯基的便条。
“您能来，我真高兴，”贝特西说，“我累了，正想趁大家来到前喝杯茶。而您，”她对屠什凯维奇说，“不妨和玛莎一起到那边剪过草的地方试试槌球。喝茶时，我们可以说会儿知心话，we\u0027ll have a cosy chat104，不是吗？”她微笑着对安娜说，同时握握她拿着伞的一只手。
“再说，我在您这里不能久待，我得去看看弗莱德老夫人。我答应她都已经一百年了。”安娜说，觉得与自己的本性格格不入地撒谎，在这个场合不但简单而自然，甚至还得到一种满足。
为什么要说这种自己在一秒钟前还没有想到的话，她怎么也无法解释。她这样说只是因为考虑到符朗斯基不会来了，那她就得保证自己的自由并设法见到他。但是，为什么恰恰说了对自己来说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需要去看望的宫中老女官，她就解释不清了，再说，正如她后来表明的那样，在设想和符朗斯基见面的种种最狡猾的办法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无论如何不放您走，”贝特西仔细凝视着安娜的脸说，“对了，要不是我喜欢您，我就要生气了。您好像是怕我所交往的人会损害您的名誉似的。来，把茶给我们送到小客厅里，”像通常面对仆人时那样，她总是眯着眼睛说。她从仆人那里接过便条，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来信说不能来了。”她用那么自然、简单的口气补充说，好像从来都没有想到，对安娜来说，符朗斯基要比槌球游戏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全知道，但是听她当着自己的面说起符朗斯基时，她竟一时会相信好像她什么也不知道。
“啊！”安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不大关心这些事情地继续微笑着说，“您周围的人怎么会损害人家的名誉呢？”对安娜来说，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像对所有的女人一样具有很大的迷人之处，倒不在于必须隐瞒，不在于隐瞒的目的，而在于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那是社会精华的精华。还有，他们哪儿都受欢迎，而我，”她特别强调，“从来都是不苛求，我有耐心。我只不过是没有时间。”
“不，您可能是不愿和斯特列莫夫见面吧？随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委员会里打嘴仗去吧，那不关我们的事儿。但在社交场中，他是我知道的人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还是个狂热的槌球手。您就会见到的。而且，别看他这么大年纪迷上丽莎的可笑处境；您该瞧瞧，他怎么能够摆脱这种可笑的处境！他很可爱。您不认识萨福·什托尔茨吧？这是个新派，完全的新派。”
贝特西说着这一切，而当时从她愉快而聪明的目光里，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理解自己的处境，正在为她想什么办法。她们是在一间小书房里。
“不过得给阿列克谢写封信，”贝特西随即在桌子边上坐下来，写了几行字，把它装进一个信封里，“我写信要他来吃午饭。有位太太留在我们这里吃午饭，缺少男伴。您看看，能说服他吗？对不起，我走开一小会儿。请您把它封好叫人送走，”她到了门口说，“我得去关照一下。”
安娜毫不犹豫地拿着贝特西的信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没有看，只在下边加了几句：“我必须见到您。到弗莱德的花园里来。到六点我在那里。”她封好信，贝特西回来后便当面把信交出送走了。
趁来到凉快的小客厅喝茶的机会，两个女人还真像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所许诺的那样，直聊到客人们来。她们议论着自己等待的那些人。话题落在了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很可爱，我一直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该喜欢她。她总念叨您。昨天赛马后她到我这里来了，没有见到您，还真大失所望。她说，您是一部长篇小说真正的女主角，还说她要是个男人，一定会为了您干出许多蠢事来的。斯特列莫夫对她说，她正在干这种蠢事儿。”
“不过请您说说，我总也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那口气清楚地表明自己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而对她来说，自己所问的要比实际重要，“请您说说，她与大家叫他米什卡的那位卡鲁日什斯基公爵的关系怎么样？我很少见到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儿？”
贝特西微微一笑，仔细瞧着安娜。
“一种新方式，”她说，“他们大家都采取这种方式。他们什么都不顾了。但是方式各不相同。”
“是啊，不过她对卡鲁日什斯基的态度怎么样？”
贝特西出人意料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很少见的。
“您这就侵犯到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的领域了。这是个可怕的孩子气的问题。”于是，贝特西显然想忍住又忍不住，才这么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种难得发笑的人的笑。“应当去问他们。”她笑出眼泪说。
“不，您在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说，“可我总也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在这里的作用。”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方格子毛毯，并随时准备效劳。而至于后来事实上怎么样，谁也不想知道。您知道，在上流社会中，哪怕是好朋友之间也不会议论，甚至不会去想衣着打扮方面的某些细节的。这事儿也这样。”
“您去参加罗兰达卡的庆祝吗？”安娜问，为了换个话题。
“我不想。”贝特西回答，她的眼睛没有看自己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把芳香的茶倒进透明的小杯子里。她举起一杯递给安娜，便取出一支细烟卷塞进银烟嘴里抽起来。
“您瞧，我的情况是幸福的，”她没有笑容地开始说，同时把一杯茶端在手里，“我理解您，也理解丽莎。丽莎——她是个孩子一样天真的人，不懂得什么好什么坏。至少她很年轻的时候不懂。而现在她知道，这种不懂对她倒合适。现在她也许是故意装作不懂，”贝特西面带微妙的笑容说，“不过毕竟她觉得这样合适。您知道吗，对同样一件事情，可以看成悲剧性，并由此感到痛苦，也可以看得简单，甚至变得愉快。也许，您倾向于把事情看得太悲剧性了。”
“我是多么想知道别人，像知道我自己一样，”安娜严肃地若有所思地说，“我比别人坏还是好？我想是坏。”
“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啊，瞧，他们来了。”
18
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然后是女人的声音和笑声，在这之后，期待的客人们进来了：萨福·什托尔茨及一位健壮得容光焕发的年轻人，大家叫他瓦西卡。看得出，喜欢吃带血的烤牛肉、蘑菇和喝布尔冈红酒对他起了作用。瓦西卡对太太们鞠了一躬，瞧了瞧她们，但只有一秒钟。他跟着萨福走进客厅并跟着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好像和她挂在一起似的，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直盯着她，就像想吃了她一样。萨福·什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女人。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迈着细小而矫健的步子，像男人似的紧紧握过太太们的手。
安娜还一次也没有见到过这位新星，不禁为她的美貌、过于时髦的打扮及无所顾忌的风度感到吃惊。她的头上，柔软的金发（有真发也有假发）梳得高高的跟个炮台一样，使得她的脑袋和丰满匀称又很裸露的前胸都一样大小了。她的步子非常敏捷，每一步都会在裙子下显出膝盖和两条大腿的轮廓来，这不由得使人产生疑问，在这身撑得像座山似的摇摇晃晃的打扮里，从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及往下又那么裹着，怎么分辨得出哪里才是她真正苗条标致的肉体？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我们差点儿压死两个士兵。”她马上开始讲起来，同时一边使眼色，一边微笑着往后面拉拉自己一动就往一边歪的裙后襟。“我和瓦西卡乘坐马车走着……啊，对了，你们不认识。”她随即把年轻人介绍给大家，说了他姓什么，然后响亮地大笑起来。因为她的疏忽，在一位没见过的女人面前直呼他的名字，这让瓦西卡涨红了脸。
瓦西卡给安娜又鞠了一躬，但没有对她说什么话。他转过脸对萨福说：
“您打赌输了。我们先到。您给我吧。”他微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开心了。
“不在现在给。”她说。
“反正一样，我以后要。”
“好，好。啊，对了！”她突然转过身来对着女主人，“我好……我还忘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瞧，就是他。”
萨福带来而自己又忘了介绍的意外年轻客人。他虽然年轻却很重要，两位太太都站起来欢迎他。
这是萨福一位新的崇拜者。他现在和瓦西卡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卡鲁日什斯基公爵和丽莎·梅尔卡洛娃及斯特列莫夫，不久都到了。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个瘦瘦的黑发女人，有一张懒洋洋的东方型脸蛋，以及一双正如大家说的那样美妙得让人说不清的眼睛。一身黑色的打扮（安娜立刻注意到并看重这一点）和她的美貌完全一致。丽莎那种纤弱和懒洋洋的样子，就如同萨福的矫健和挺秀一样极其明显。
依着安娜的趣味，丽莎要迷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她是一副不知世故的孩子模样，可是安娜见到后，觉得这不对。她确实不知世故，堕落，却是个可爱而又温顺的女人。不错，她的派头与萨福相同；和萨福一样，她后面也跟着两位像被拴住，而且一双眼睛像要吃了她似的盯着她看的崇拜者，一个年轻人，一个老头子；可是她身上有某种高出自己周围的东西——她身上闪耀着那和镶嵌在玻璃中的真正钻石一样的光辉。这种光辉来自她一双美妙的真正让人说不清的眼睛。这双有黑眼圈的眼睛的困倦而又炽烈的目光，以绝对的真诚令人感到惊讶，每一个看过这双眼睛的人都会感到自己了解她的一切，而且了解后没法不爱上她。她看到安娜时，忽然满脸泛起愉快的微笑。
“啊，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她来到她跟前时说，“昨天在赛马场我正要到您那里时，您已经离开了。昨天我是那么想见您。那很可怕，不是吗？”她说，同时用好像正要把安娜整个心灵打开的目光瞅着她。
“是啊，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是那么激动人心。”安娜满脸通红说。
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了，准备到花园里去。
“我不去了，”丽莎说着，便微笑着在安娜旁边坐下来，“您也不会去的吧？槌球有什么好玩的！”
“不，我喜欢。”安娜说。
“看您，怎么您对什么都不感到乏味？瞧着您——就让人愉快。您生气蓬勃，我却感到厌倦。”
“您怎么厌倦？再说，您在彼得堡有一帮最愉快的朋友。”安娜说。
“也许，有比我们更无聊的人；但是我们，至少我，并不愉快，而是可怕，厌倦得可怕。”
萨福吸了一支烟，带着两位年轻人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留下来在喝茶。
“怎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他们昨天在您家里过得很开心。”
“哎呀，真是没有意思！”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赛马结束后，大家都到我家里去了。一切都是那样，一切都是那样。全是老一套！整晚都躺在长沙发上。这有什么开心的？您说说，您怎么叫自己不厌倦呢？”她又转过来对着安娜，“对您，只要瞧一瞧，就清楚了——这女人啊，可能幸福或不幸，但不至于感到厌倦。教教我，您是怎么做的？”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说，她被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搅得脸都红了。
“瞧，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斯特列莫夫掺和进来说。
斯特列莫夫是个五十来岁的人，头发半白了，倒还精神，很不漂亮，但有一张富有个性和聪明的脸。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全部空余的时间都与她在一起度过。遇上了安娜·卡列宁夫人，他这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公务上的仇敌，作为一个社交场中的聪明人，竭力对自己这位仇敌的妻子表现得特别热情。
“‘什么也不’，”他露出微妙的笑容，抓住机会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为了不感到厌倦，就得不要去想厌倦。这就好比如果怕失眠，您就不应该害怕睡不着，是一样的道理。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告诉您的，正是这个意思。”
“要是我这样说了，我会很高兴的，因为这不仅聪明，而且是对的。”安娜微微笑着说。
“不，您给说说，为什么没法睡着和没法不厌倦？”
“要睡着，得干活，而要开心，也得干活。”
“要是我的工作谁也不需要，又为什么要去干活？而我又不会也不愿故意假装。”
“您真是改不了啰。”斯特列莫夫眼睛没有看她说，接着又转向安娜。
因为很少见到安娜，他除了一些平淡无聊的玩意儿，没法对她说什么。但是，在他说到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怎么喜欢她这些平淡无聊的玩意儿时，总是带着这样的表情，说明他满心希望她感到愉快，向她表示自己的尊敬，以及甚至更想入非非。
屠什凯维奇进来了，他宣布大家都等着玩槌球。
“不，请您不要走。”丽莎·梅尔卡洛娃得知安娜要走时，恳求说。斯特列莫夫也一样。
“区别太大了，”他说，“和这些朋友待过后到弗莱德老婆子那里去。再说了，对她来说，您去了只会给她一个发牢骚、说人家坏话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只会激发起最美好的、和中伤别人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分钟。这个聪明人的讨好话，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表达的那种天真的孩子般的好感，以及由于整个自己习惯的社交环境——这一切是那么轻松，而等她去办的事情是那么困难，以至顿时犹豫起来，是不是留下，把解释的沉重时刻往后拖一拖。但是，想到要是自己不作出任何决定，回到家里等着会怎么样，想起自己双手揪住头发的样子，让她连回忆都觉得可怕，她便向大家告别，然后离开走了。
19
符朗斯基表面上看虽然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其实倒是个深恶杂乱无章的人。小小年纪在中等武备学校读书时，他就因为陷入困境向人借钱而尝到过遭受拒绝的屈辱，从此他再也没有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过。
为了使自己的事情总有条有理，他据情况或多或少每年五次关起门来独自待着，以便把自己的全部事务理得清清楚楚。他把这样做称为结账，或faire la lessive105。
赛马后第二天，符朗斯基很晚才醒来，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穿上件制服，便把钱、账单、信件摊在桌子上工作起来。知道他这种情况下好生气的彼特里茨基，醒来后见他正坐在桌子旁，没有打扰他，悄悄穿上衣服出去了。
任何一个知晓自己私事繁杂琐碎的人，都不由得认为只有他自己才会遇上这种琐碎繁杂的麻烦事，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其他人也像他一样，受到各自条件的限制。符朗斯基也是这样一个人。于是，他不无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不无理由地在想，要是处于这么大困难的条件下，换了另一个人早已狼狈不堪，会被迫干出蠢事来了。然而符朗斯基感到，正是现在这种时候，他必须考虑并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使自己不至于手足无措。
符朗斯基把钱作为最容易着手处理的头一件事儿。他用自己细小的笔迹，把所欠的账都记在一张信纸上。总的一算，发现自己欠人家一万七千卢布；还有几百零头，为清楚起见给去掉了。算了算钱和银行存折，他发现还剩一千八百卢布，而收入，到年底就再也不会有了。对欠账作了反复计算后，符朗斯基把它们分成三类，转抄了一遍。属于第一类欠款的，是马上就得还或至少得准备好现金，以便人家要时即刻就给。这样的欠款有将近四千：买马的一千五百，以及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作保的两千五百，他当着符朗斯基的面把这笔钱输给了一个赌棍。符朗斯基本来要付这些钱（当时他手头有），但维涅夫斯基和亚什文坚持由他们付，而不要符朗斯基付，因为不是他输了钱。这一切都很好，可是符朗斯基清楚，在这件肮脏的事情上，虽然他参与的只是口头上为维涅夫斯基担保，但他必须有这两千五百卢布，以便随时把它们扔给那个骗子而不再和他发生任何口舌。就这样，属于第一类最重要的，应该有四千。第二类的八千，比较次要一点。这些钱主要用于赛马时的马厩、燕麦和干草的提供者以及一个英国佬马具匠，等等。这些欠款也得付两千，才能相安无事。最后一类债款——是欠商店、旅馆及服装师的——那是用不着考虑的。这么一来，按当前的开支至少得有六千，可他却只有一千八百。照大家的看法，对像符朗斯基这样一个有十来万卢布收入的人来说，这点儿欠账似乎不会有什么困难；可问题是他的钱远远不到十万。他父亲是个巨富，其中的一项年收入就有二十万，可是它没有在几个兄弟之间分过。哥哥与没有一点儿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丽娅·契尔科娃公爵小姐结婚时欠了一大堆债，阿列克谢把父亲庄园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只给自己留下了每年两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哥哥说，自己还没有结婚，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对他来说这些钱够花的了。而哥哥呢，正指挥费用最昂贵的团队之一，又刚刚结婚，他只好收下这份馈赠。除那留下的两万五千以外，单独有自己产业的母亲每年还给阿列克谢两万，可是他把这些钱全部花光了。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因为他的恋爱关系在离开莫斯科时和他争吵过一次，之后就不再寄钱给他了。这么一来，原来已经养成习惯每年花四万五千卢布的符朗斯基，今年只有两万五千的收入，现在就陷入困境了。他不能向母亲要钱来摆脱困境。昨天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这使他特别生气。信中暗示说，她准备帮助他在社交界和部队上取得成功，而不是那种在整个良好的社会出丑的生活。母亲想收买他的企图，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对她更冷淡了。然而，他不能收回自己说过的慷慨话，尽管模模糊糊预见到自己与卡列宁夫人的关系有出现某种偶然的可能，现在自己也感觉到他说那种慷慨话是轻率的；对像他这样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来说，那十万卢布的收入也许全都用得着。但是，收回是不行了。只要一想到哥哥的妻子，想到这位可爱出色的瓦丽娅怎么一有合适的场合，就提到她记得并珍惜他的慷慨，他就明白，要收回馈赠给人家的东西不可能。这就如同打女人、偷东西和说谎话一样，不可能。符朗斯基毫不犹豫地下决心能做和该做的，只有一个办法：向高利贷者借钱。这不会有丝毫困难，一般说只要节省自己的开支，卖掉自己的赛马，就可以了。这样决定后，他立刻给不止一次地来信要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卡写了张便条。然后派人把英国佬和高利贷者叫来，并把自己所有这些钱按账单分配了。处理完这些事情，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冷淡、激烈的回信。然后，从皮夹子里取出安娜的三张便条，重新读了一遍后，把它们烧了。他回想起昨天和她的谈话，陷入了沉思。
20
符朗斯基的生活本来特别幸福，是因为他有一套确定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规则。这套规则包罗的条件范围很小，然而毋庸置疑，符朗斯基从来没有超出过这个范围，该做的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规则不容置疑地确定——赌棍的钱要付，而服装师的则不必；撒谎对男人不行，而对女人可以；欺骗谁都不行，但可以欺骗丈夫；不能原谅侮辱，却可以侮辱人，等等。所有这些规则也许都是不合理的、不好的，但它们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符朗斯基执行时总是感到心安理得，并可以把头抬得高高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因为自己和安娜的关系，符朗斯基开始感到自己的一套规则不完全决定得了所有的条件，而且看到将来会出现一些使自己找不到指导方针的困难和疑问。
对他来说，自己对安娜及对她丈夫的态度是简单而清楚的。在他作为指导的一套规则中，对这种态度有清楚而明确的规定。
她是一个正派女人，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他，他也爱她，因此对他来说，她是个要比合法的妻子更值得尊敬的女人。不用说自己通过言语、暗示侮辱她，就连不向她表示出一个女人仅能指望的那份尊敬，他都宁肯先砍下自己的一只胳膊。
对社会的态度也是清楚的。大家都可以知道、怀疑这事儿，可是没有人会敢于说出来。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迫使饶舌的人住嘴，并敬重自己所爱的那个女人已不具有的名誉。
对丈夫的态度，比什么都清楚。从安娜爱上符朗斯基的那一刻起，他就认为有权把她看成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丈夫成了只是个多余的和碍事的人。无疑，他处于可怜的境地，可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权利就是双手拿起武器满足恢复名誉的要求，仅此而已，而对这一点，符朗斯基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
但是近来，自己和安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符朗斯基为自己的不确定性感到害怕。昨天，她才向他宣告自己怀孕了。于是，他感到了她等着他回应的和这个消息要求他的某种东西，而这一点，在他那套生活规则中却完全没有确定。确实，这给了他当头一棒，她宣告自己情况的头一瞬间，他的心就提示他，要求她丢下丈夫。他这样说了，可现在进行全面仔细的考虑时，他清楚地发现最好避免这样做，而在对自己这么说的同时，又害怕——这样是否不好？
“假如我告诉她丢下丈夫，那等于意味着和我结合。我有这个准备吗？我现在没有钱，怎么带她走？就算我能够安排这事儿……可是我在服役，怎么带她走？如果我这么说了，那得有所准备，就是说，有钱并退役。”
于是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役的问题，把他带到另一个隐秘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几乎是自己一辈子主要而且是内心的兴趣上去了。
追求功名是他从童年和少年时代老早就抱有的幻想，这种他自己并不承认的幻想是那么强烈，以至于这种激情和他的爱情发生了搏斗。在社交场中和公务上，他的起步是成功的，然而两年前他犯了个大错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独立性和得到提升，他拒绝了提供给自己的一个职位，指望这样会提高自己的身价，结果是他太冒失了，人家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表现出落落大方的样子，仿佛他并不生任何人的气，毫不认为自己受了谁的委屈，倒宁愿人家让他安静，因为他高兴这样。实际上呢，从去年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高兴了。他感到一个人这种独立的情况，什么都能做又什么也不愿做，于是开始泄气了。许多人也开始认为他除了做一个诚实和善良可爱的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他与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巨大轰动，吸引了普遍注意，这给了他新的光彩，使那揪心的功名心一时平息下来，但一星期以前，这种追求功名的揪心欲望又以新的力量起来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一个社会圈子的中等武备学校同学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和他同一期毕业，两人无论在班里和做体操时，还是在调皮捣蛋和追求功名的幻想方面都互相竞争。几天前，他从中亚地区回来了。此人在那里连升两级后，还获得将军的奖章，这对这么年轻的军官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他一来到彼得堡，人们就纷纷议论这是颗再次冉冉升起的一流明星。他是符朗斯基的同龄人和同窗，已经是位将军了，并等待一项能影响国家事务进程的任命。符朗斯基虽然独立不羁风头劲健，还得到一位美妙绝伦的女人的爱情，却不过是个独立到爱干什么都可以的骑兵大尉。“当然，我并不妒忌也不能妒忌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但他的提升向我表明值得等待时机，像我这样一个人的提升，也许是很快的。三年前，他还是我现在这样的地位。一退役，我就把自己的前程毁了。留在部队里，我毫无损失。她自己也说，她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我有她的爱情，就无须妒忌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了。”于是，他慢慢地捋捋自己的小胡子，从桌子边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圈。两只眼睛特别明亮地在闪烁，他感到了自己在弄清情况后固有的那种坚定、平静和高兴的精神状态。一切都像以前清完账后一样清楚和明了。他刮了脸，洗了个冷水澡，穿好衣服，就出去了。
21
“我是来接你的。你这次清账搞了好长时间，”彼特里茨基说，“怎么，完了？”
“完了。”符朗斯基回答说。他的眼里流露出笑意，小心翼翼地摸摸胡子根，好像清理完自己的事务后，任何一个冒失和急躁的动作都会使它遭受破坏似的。
“每次这样以后总像刚洗完澡出来似的，”彼特里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克（他们这样称呼团长）那里来，等你呢。”
符朗斯基没有回答。他瞥了一眼同事，在想别的事情。
“对了，这是他那里的音乐吗？”他说，同时留神听起传到这边的熟悉的管乐低音、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的声音来，“庆祝什么？”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来了。”
“啊啊！”符朗斯基说，“我还不知道呢。”
他一双眼睛带着微笑，闪烁得更明亮了。
既然已经下决心以爱情为幸福，就得为它牺牲自己的功名了——至少自己承担了这种角色——于是，符朗斯基就既无法去妒忌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也不为他到团里来不先来看自己而难过。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是朋友，他为他高兴。
“啊，我很高兴。”
团队长杰明占用了地主家的一幢大房子。整整一帮人都在一面宽敞的阳台上。在院子里，首先映入符朗斯基眼帘的，是一队身穿制服，站在伏特加酒桶旁边的歌手和被军官们围着的团长那健壮开心的形象；迈上阳台的头一级台阶，他就大声嚷嚷着演奏完奥芬巴赫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边下命令边向站在一旁的士兵们挥挥手。一群士兵、骑兵司务长及几个士官和符朗斯基一起向阳台走去。回到桌子那边的团队长拿着只酒杯又走到台阶上，宣布举杯：“为了我们以前的同事和勇敢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公爵的健康。乌拉！”
继团队长之后，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也手拿酒杯笑眯眯地出来了。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站立在自己正对面，服二期兵役的雄赳赳脸颊红润的骑兵司务长说。
符朗斯基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了。他变得结实了，留起了络腮胡子，可他还是那么挺直端正，与其说潇洒惊人，不如说脸部和身材都显得温柔而高雅。符朗斯基注意到他身上有一个变化，便是往往留在一些取得成功又受到普遍尊敬的人脸上那种平静的容光焕发。符朗斯基熟悉这种容光焕发，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身上发现了它。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从阶梯上下来时，看见了符朗斯基。欢乐的微笑使得他更加神采飞扬。他把脑袋往上一仰，举杯向符朗斯基致意，并以这个动作表示不得不先到骑兵司务长那边去。那一位已经挺过身子，撅着嘴唇等待亲吻了。
“瞧，那是他！”团队长叫喊起来，“而亚什文对我说，你心情忧郁。”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吻了吻英俊的司务长湿润鲜嫩的嘴唇，用手绢擦了擦嘴巴，便来到符朗斯基面前。
“好啊，我真高兴！”他说着，同时握握他的一只手并把他拉到旁边。
“您照顾他们一下！”团队长向亚什文叫嚷着，同时指指符朗斯基，就到下边的士兵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怎么没有去看赛马？我以为在那里会见到你的。”符朗斯基仔细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
“我去了，不过去得晚。对不起，”他补充说，并转过去吩咐副官，“请代表我下令发给大家每个人，一点儿意思，有多少算多少。”
他随即忙着从皮夹子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有点儿红了脸。
“符朗斯基！来吃点儿什么还是喝点儿？”亚什文问，“喂，拿点儿到这里来给伯爵吃！而这个，把它喝了。”
在团队长那里，狂饮持续了好长时间。
喝了很多酒。大家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连连抬起来，往上抛又接住。然后，又把团队长抬起来往上抛。然后，团队长亲自和彼特里茨基在歌队面前跳舞。后来，团队长稍稍有点儿吃不消了，便在院里的长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文证明俄罗斯对普鲁士的优越性，特别是骑兵进攻方面，这时，狂饮也停歇了一会儿。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进屋到卫生间洗手，发现符朗斯基也在那里；符朗斯基在用水冲自己的脑袋。他脱了制服，把长满毛发的红润脖子伸到水龙头底下，用双手正擦洗它和头部。洗完后，符朗斯基坐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旁边。他们两个就坐在这里的长沙发上，开始进行一次对双方都很有趣的谈话。
“你的事儿，通过妻子我全知道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我为你常见到她感到高兴。”
“她和瓦丽娅要好，这是我仅有的高兴相见的两位彼得堡女人。”符朗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自己事先猜到了要涉及的话题，这一点使他感到高兴。
“仅有的两位？”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反问。
“是啊，我也知道你，但不只是通过你的妻子，”符朗斯基以严厉的面部表情制止这一暗示说，“我为你的成功感到很高兴，不过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我期待的，还要多些。”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微微笑了笑。他显然为对自己有这种看法感到高兴，并自以为无须掩饰这一点。
“我倒相反，坦率地说，以前还没期待那么多。不过我高兴，很高兴。我虚荣，这是我的弱点，我自己也承认。”
“假如没有成功，也许你就不承认了。”符朗斯基说。
“我不认为这样，”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又微微笑了笑，“我不是说没有这就不值得活了，但会觉得乏味的。当然，我也许是错的，不过我觉得我对自己所选择的那个活动领域有几分才能。再说要是由我掌握权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要比我所知道的许多人掌握它来得好，”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带着意识到自己成功的得意劲儿说，“因此，越接近这一点，我就越满意。”
“这对你也许是这样，但不是对所有的人。我也曾经这样认为，结果却发现，不值得只为这一点活着。”符朗斯基说。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大笑说，“我就是从听说你，听说你拒绝后开始……当然，我支持你。但凡事都有个方式。而我认为，行为本身是好的，可是你做得不像应该的那样。”
“做过的事情已经做了，而且你知道，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从不反悔。再说，我觉得很好。”
“很好——是暂时的。可是你并不满足于这样。我对你哥哥不这样说，那是个可爱的孩子，就像我们的这位主人。瞧他！”他听到“乌拉”的欢呼声补充说，“他是高兴，而这样不会使你感到满足的。”
“我不说感到满足。”
“不只这一点。像你这样的人，是很被需要的。”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啊。俄罗斯需要一批人，需要一个党，不然的话，大家都渐渐将变成一群牲口。”
“这是为什么？指贝尔捷涅夫的党反对俄国共产党人？”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担心人家怀疑自己这么愚蠢，便蹙起眉头说，“Tout caest une blague106。这个从来就有，将来还会有。没有什么共产党人。但是那些搞阴谋的人从来都得空想出一个什么有害而危险的党。这是老把戏。不，需要一个像你我这样独立的实权人物组成的党。”
“可是为什么呢？”符朗斯基提了几个有权力的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是独立的人？”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者生来就不曾具有独立的财产，没有门第，不像我们那样一生下来就靠近太阳。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得想出一种方针。于是他们就推行什么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思想和方针，制造出种种罪恶；而这整个方针只不过是谋取公职和多少多少薪金的一种手段。Cela n\u0027est pas plus fin que ca107，只要你瞧瞧他们的内幕。也许，我比他们差，比他们蠢，尽管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如他们。但我和你都有一种显然是重要的优越性，那就是我们难以被收买。而现在，这样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符朗斯基仔细听着，吸引他的主要不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的内容本身，而是他对事情的那种态度。此人已经在考虑与当权者作斗争，而且当自己在公务上只关心骑兵队的时候，他在这个权力的世界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好恶。符朗斯基也明白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以自己不容置疑的周密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才能，以其在自己生活那个阶层中难得遇见的聪明和口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因此，不管他感到多不好意思，却还是妒忌了。
“为此我毕竟还缺少一样主要的东西，”他回答说，“缺少得到权力的愿望。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原谅我，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说。
“不，是真的，是真的！……现在。”为了表示诚意，符朗斯基补充说。
“对了，确实是现在，这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这个现在不会是永远的。”
“可能。”符朗斯基回答。
“你说可能，”谢尔普霍夫斯科依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继续说，“而我对你说是显然。我正因为这个想见你的。你的行为像你该做的。这一点我理解，可是你不该长久这样下去。我只请你给我carte blanche108。我不保护你……但我又为什么不保护你呢？你保护过我多少次呀！我希望我们的友谊比这更高。对，”他说着，温柔得像个女人似的对他微微笑了笑，“给我carte blanche，你离开团队吧，我就不让人察觉地使你得到提升。”
“可是你要明白，我什么也不需要，”符朗斯基说，“但愿一切都同原来一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依欠身起来，站在他对面。
“你说要一切都同原来一样。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听着：我们是同龄人；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依的微笑和手势说明符朗斯基不用害怕，他触及痛处是温柔而小心的，“可是我结了婚，请你相信，了解一位你爱的妻子后（正像谁写过的那样），你将会更好地了解一切女人，就算你曾经认识上千个。”
“我们这就过来！”符朗斯基对一个往房间里瞧并叫他们到团队长那里去的军官嚷道。
这时候，符朗斯基倒是想听完并弄清楚他将对他说些什么。
“这也就是对你的意见。女人——是一个人事业上主要的绊脚石。爱一个女人又要做好某件事情是困难的。爱一个女人又绝不受影响，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怎么，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喜欢打比方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等一等，等一等！对了，就好比扛fardeau109同时又要用双手做什么事，这只有把fardeau捆在背上才办得到——而这就是结婚。这是我在结婚后才体会到的。我的一双手突然空出来了。如果不结婚而扛着fardeau——两只手忙乎着呢，什么也干不了。你看看马尚诺夫、克鲁波夫，他们都因为女人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那是什么样的女人！”符朗斯基说，同时回忆起与刚才提到的两个人发生关系的一名法国女郎和一个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场中的地位越稳固，情况就更糟。这就好比不仅用两只手扛fardeau，而是得把她从别人那里夺过来。”
“你从来没有爱过。”符朗斯基轻轻地说，他眼睛看着前面，心里却想着安娜。
“也许吧。但是你要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再有：女人都要比男人更实际。我们出于爱情干着某种重大的事业，而她们总是terre-à-terre110。”
“这就来，这就来！”他对进来的仆人说。然而，那仆人并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再次来催促他们的。仆人给符朗斯基送来一张便条。
“有个人从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里给您带来的。”
符朗斯基打开便条，便满脸通红了。
“我有点儿头疼，我回家去了。”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依说。
“好吧，那就再见。你给我carte blanche吗？”
“以后再说吧，到了彼得堡我去找你。”
22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同时又不乘自己那辆大家熟悉的马车去，符朗斯基便坐进亚什文的出租轿式马车里，并吩咐要尽量快些。这是一辆旧式的四座位出租轿式马车，很宽敞。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把两条腿搁在前排的位置上，沉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事务已经理清楚，模糊地回忆起把他看成需要的人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依的友谊和奉承，以及主要是等待约会——一切都融合成一个对生活充满欢乐的总印象。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以至于他不由得微笑起来。他伸开双腿，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并用一只手抓住它，抚摸着昨天摔倒时伤着的富有弹性的小腿，向后仰过身子，深深呼吸了几次。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道。他以前常常经受到对自己躯体的欢乐意识，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自己和自己的躯体。他为一条有力的腿上这种轻微的疼痛感到愉快，对呼吸时自己胸部筋肉的运动感到愉快。那种最晴朗又凉丝丝的八月天，使安娜产生毫无希望的感觉，而他则仿佛觉得令人振奋，有生气，就连用凉水淋过后的脸和脖子也感到清新爽快。在这种新鲜空气里，他觉得自己小胡子上发出的润发油气味特别好闻。从轿式马车窗子里看到的一切，这凉爽清洁的空气中的一切，在这日落时苍白的亮光下，也如他本人一样清新、快乐和精力充沛：在刚落下太阳的闪闪亮光中的屋顶、建筑物角落和围墙的鲜明轮廓，偶尔碰上的步行者及轻便马车的形象，树木和野草一动不动，一行行整齐的种着土豆的畦沟的田野，以及由房屋、树木、灌木丛和土豆畦内投下的斜影。这一切恰似一幅刚完成和涂上油彩的优秀风景画一样绚丽。
“赶快，赶快！”他向马车夫说着，从窗子探出身来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把它塞给回过头来的马车夫。马车夫的一只手在车灯旁摸来摸去，只听得鞭子啪的一声，轿式马车便顺着平坦的大道疾驰起来。
“除了这幸福，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心想，同时注视两扇窗子中间那个铃铛骨纽，暗自想象着他最近一次见到的安娜的模样，“而且，我越来越爱她了。瞧，这是弗莱德住的公家别墅花园。这里，她会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她约我在这里见面，还在贝特西的信里附来？”到这时他才想了一下；但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还没有到达林荫道，他就让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马车还没有停稳，就跳下来走到通向房子的林荫道上。林荫道上没有一个人，但扭过头往右边一看，他瞧见她了。她的脸被面纱遮着，但他那欢乐的目光一下就抓住了她独有的背部动作、倾斜的肩膀及头部的姿势，立刻好像有一股电流贯通他的全身。他以一种新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两条富有弹性的腿部的动作，到呼吸时肺部的活动，都有一种使自己嘴唇痒呵呵、甜丝丝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