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相隔，外面的世界似乎遥不可及。小时候，她常听家里人讲，走出秦岭的北边就是“山外人”，而他们是“山里人”。那时母亲最担心她长大以后会嫁到山外去，因为那样会离家很远很远。
20岁那年，郭燕考取了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终于还是到了秦岭北边。毕业后定居成都，近年移民温哥华，几处穿行，越来越去往“山外”。看天下之大，处江湖之远，“山里”已经变成温存的内核，她轻易不敢打开层层的包裹，宁肯在午夜梦回时刮起一阵意念上的山风，席卷记忆中的纯净。
秦岭的腹腔已经被人类打开。亿万年的秘密再也无从隐藏。五十多个隧道将山阳与西安之间缩短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条尴尬的捷径，一路后工业的冷漠。
几年前回老家时，郭燕把隧道全程拍摄了下来，之后剪辑成《我的时光隧道》。向来不善于流露浓烈情感的郭燕，第一次，那么确切地通过影像画面将自己对家乡和父母亲人的思念、对城市过度开发给居住者内心造成的恐慌，冷热交替地呈现出来。
一个个隧道明灭相连，是孤独的路，是希望与绝望的路，也是童少的她对未来遥望的路以及中年的她对过去回望的路。“无论走多远，这条大山深处的回家之路从来没有忘记，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次经过这些隧道，我感觉有些恍惚。”
不知道这是否将成为郭燕的下一个创作命题。
私聊
阿占：还是那句老话，回不去的是故乡。
郭燕：离开家乡已二十多年，许许多多的事情已经改变，我的老家也发展成高楼林立的城市，很多地方我不再熟悉，山阳已非记忆中那个静谧诗意的小城。美好的记忆凝固在大脑里，永远也无法抹去，那里还有我的亲人和朋友，还有许多老同学，只是因为我离开了太久太久，现在回去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故乡变成了一个既忘不掉又回不去的地方。
每次从老家开车穿过隧道到秦岭的北边，从蓝天白云的苍山绿水到雾霾沉沉望不到边的大都市，从一山未尽一山迎的大山深处到豁然开朗的关中平原，仅仅是秦岭隧道相隔，两边的自然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从绿色到灰色，那种灰蒙蒙的天空让我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时间在不停地流逝，人也总是在不由自主匆匆忙忙地走向未知的远方。
阿占：如果有来生，还会选择做艺术家吗？
郭燕：做艺术最好的一点就是让你在创作中可以暂时把现实生活拒之门外，让内心很安静，进入另一个相对自由自我的状态，艺术的本质就是个人感知的揭示和表现，我觉得这种状态很享受,在我看来艺术是一种病，当我开始喜欢它的时候，就已经无法治愈了。
有钱，以及不俗戾
他一边目光狡黠，一边又不曾扔掉敦厚笑容。
凌晨即起，五点不到。我和张庆生像不偷懒的鸟儿。
微博热闹的时候，每天早晨我都会在微博上碰到张庆生。后来，微博没人去了，人们转投微信，每天早晨在朋友圈里我依然会碰到张庆生。朋友圈动态被夜动物们停滞在午夜，我和他则属于叫醒朋友圈的那类人。
他早起不虚。他早起得相当郁勃。别的方面我不知道，公众号“瞎猜想”被他侍弄得有声有色，醒来就是洒洒千字，质量信息量都不孬，冷不丁冒出锥心好句，看得我陡然一机灵，立时头脑清凉如窗外堪堪的新与静。
从这个世纪的开头算起，张庆生抛下教书匠活计离开家乡打入半岛城市地产圈，几番沉浮，至今虚名浪得于“中南控股集团副总裁”。整个过程所使用的人生套路大约包括丛林法则、厚黑学、不明觉厉、梦想照进现实、狗屎运，等等，而最终帮助他摆脱俗戾的，恐怕要拜笔力功夫和文艺底质所赐。
他确是有文艺底质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张庆生还是一个县城文艺青年，最大的理想是去往广阔世界。他在山东邹平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度日，等待新鲜报刊到来是他最大的快乐。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阅读，就会一整天心神不宁。
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文学副刊像虚拟的高地，新闻纸上的印刷体汉字似乎具有某种威慑力，让普通读者觉得遥不可及，让张庆生这类生有文字情结的人欲罢不能。他喜欢《齐鲁晚报》和《南方周末》，偶尔会在副刊的散文随笔之中看到我的文章。张庆生也许感兴趣于我在行文中透露出来的天真凛冽，据他后来提起，还有三分妖娆，总之，他记住了这个蹩脚的作者，并愿意在单纯而枯燥的县城岁月里与作者隐匿在文字背后的独白进行一些对话——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荣幸的。
我们真正相识于2001年。当时他应该不到三十岁；两腮刮得铁青；矮、壮、土帅；正是气血两旺的好时候。五官倒是周正，颇有后福之相，小眼睛里精光闪烁——准确地说，是闪烁着攫取财富的强烈欲望。他每天都把自己捯饬成商务精英的模样，啫喱膏狠狠塑造过的板寸一丝不苟，藏青西装里面的衬衫雪白。
事实上，凭借才华、态度和运气，他很快就以地产老板助理的角色行世了，几乎等同于一个完美的官方发言人和政府关系维护者。对于试图在公共领域有所建树的地产公司而言，这两样工作关乎生存。
张庆生的日常程序大体由接待政府官员考察、与建筑工人合影、策划战略合作仪式等主题构成。日常之外，则是与人性和道德的暗面作战。生活总是在变换新的内容和新的场景，也常跌入低谷，但总有一股内生之力将他重新拉起。
急于变现的罅隙——要么是在机场候机的时候，要么是在行进的高铁中，要么是在今晚不同于昨晚的城市酒店的台灯下，他竟然还能不停地给报刊写专栏，或者真正地读进去一本书。
我觉得，与其说这是骨子里的向学基因，不如说是自我理疗的方式。一边数钱一边读书，用书香气去消解商业社会的俗戾之气，就像他一边目光狡黠，一边又不曾扔掉敦厚笑容，都是大同小异的事情。
在断断续续的往来中，我们成了不必见面或见字如面的朋友。后来，我离岛回岛，他离岛再离岛；再后来，中国大地的东南西北似乎被他随身穿戴着，他连续地赶往另一个别处。直至2010年以后，他开始定居岭南，原因嘛，似乎是二婚娶了当地太太。可还是出差不断，从中国南部到北部，切换来切换去，遇到两个春天亦是寻常。
只能见字如面了——
2017年清明，他的微信公众号更新的题目是《归来的意义》，里面有这样一段：因为清明节的原因，我乘坐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十个小时，历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苏，山东，回到我的故乡，我生命起步的零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话突然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到了夏至，他在微信公众号更新的题目是《不计来时路》，里面又有这样一段：我的一生都将浅尝辄止。跟随大小事件随波逐流，为这些事件所裹胁。这是无可避免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我选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也就是未来的必经之路。我循路而前，满怀喜悦，也许是满怀痛苦。
这两篇，让我想起了苏轼的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那些明亮无知的少年时光已被埋葬在人人满身泥泞的路上，永不再来。
也许“行走”对张庆生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穷苦的乡村孩子成为一个沙场点兵的副总裁，是一种外在的行走。从一个自卑、傲慢、怀疑的男孩慢慢成长为一个自律节制、充满正能量的男人，是内在的行走。——可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从坟墓里爬出来抖一抖尘土又是一次新生，趟过人生刀锋须自己舔舐好伤口，那坟墓的湿冷那刀锋的尖利，只有当事者自己清楚。
毋庸置疑的是，张庆生一直试图守住内心的善，遏制惰性，拥抱美，并和这个世界的冷酷做斗争。
私聊
阿占：你似乎总把时间填得特别满。
张庆生：人心就像一个杯子，装满了什么，才不空虚。空的海螺壳，因为虚空，才有风的回声。
阿占：商战会让人冷漠吧。
张庆生：看到有句话说，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这何其难。
阿占：你在公众号里似乎写过不接受平庸之类的话。
张庆生：看不得人如蝼蚁般活着，还活得幸福，自得其乐。尽管有时候我也羡慕这种活法。在我内心里，我常常觉得有一种摧心般的悲哀，但这种悲哀，我不能言说。所以我常常有厌倦感、甚至是幻灭感。那种人生的局促和憋屈，那种蝼蚁般折叠自己，挤压自己，以适应那种狭小空间以苟活下去的努力，不管是主动或者被动，在我看来，都是可悲可怜的。总有人告诉我，没办法啊，人总要活下去啊，世间大多数的人不都是这样活着嘛。估计不客气的人会在心里说：也没见你活得多舒展啊，矫情什么，高蹈什么！
从玻璃纽扣到美玉
她用“客居”二字表示对青岛的客气。
我一直无法将黄春玲与汾阳县城联系起来。吕梁山东麓日夜散发着清香型白酒的味道，这是黄土高原上的旱码头，马帮东来西去，驼队南来北往，卷起的尘烟弥漫了两千五百年。而黄春玲，一身江南婉约，是下雨的女子，是大珠小珠落入心湖泛起涟漪的女子。
她又的确与汾阳同框了22年，直至在当地的煤矿学院读完书，预感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与全县90%的人没有区别，当然也与父母没有区别，她便失望了，害怕了，决意离开——离开那些书院、行宫、贤阁、仙碑；离开所有王朝的背影；也离开小地方的裙带关系。在那里，邻居往往就是亲戚。
因为想看大海的样子，1996年她到了青岛。“青岛是我自内地出来见到的第一个有海的城市。早春二月，从青岛火车站出来，海风直接把我镇住了。当时火车站那个位置还可以看得到海。我第一次觉得海原来这么美，又竟然可以那么近。”
强硬的海风透穿了黄春玲的每一层衣裳，撞入她的青春，真像个霸道的男人。这种青岛初感受，竟也完全符合一个文艺女青年寂寥又辽阔的心境。事实上，每个到达陌生之城的人，都不得不预备一颗自我麻醉的心，用以遮蔽现实的困顿——自我麻醉了，骗过自己了，坚强地留下了。
黄春玲开始品尝各种生存之苦。她白皙而纤美，却愣是到建筑工地上拎了一个星期的水泥包。反差是不可想象的。工地上阳光炙人，尘土飞扬，她像一粒被遗落的玻璃纽扣，以倔强的反光，射向城市的天空。离开工地，又是一份尘土般低微的工作，缴了房租水电，扣除饭钱，再无多余。她不甘心，下了班继续去夜总会做兼职，再干到凌晨一两点。
二十出头，异乡人，还是美人，出入的并非正规职场，难免乌烟杂乱，各种冷遇与欺负随时存在，黄春玲不得不早早地建立起警惕的心理机制，在这样的状态下，也就失去了与青岛完全言和、通盘接受的可能。
初来青岛时她不曾怕，许多年以后，她才开始有所后怕。曾经不停地搬家，把老城方圆都住遍了，与此同时不停地换工作。各种颠沛以及爱恨情仇，怎么过来的？想都不敢想——却又可以漠然地想，仿佛是别人的故事。
1999年，黄春玲进入货运代理行业，赶上了所谓的好时候：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货代公司只需要与船公司建立良好关系就可以成为揽货的砝码。黄春玲所效力的货代公司在鱼龙混杂的港口码头界属于口碑实力都不错的，借助这样一个平台，黄春玲开始在职场储备经验，进而储备人脉。
关于“开始”，是从扫楼拉业务开始的。太平路51号的国贸大厦、中山路78号的外贸大厦、河南路25号的外贸土畜产公司等等，都曾是黄春玲“扫过”的战场。她每天带着一盒名片，进入一个个门洞，敲开一个个写字间，将干净的笑容呈现在陌生人面前，同时呈现的还有她的专业态度与好眼缘。
天不负勤奋，举步维艰终闯得一线生天。2001年，黄春玲用积攒的十万元业务提成首付了青岛高尚住宅区的一套公寓，再也不用搬家了，再也不用躺在租来的阁楼上听四野寂寞了，她长吁出一口气。随后又与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开瑞国际物流公司”，安身立命，她比同龄人早了四五年。
谁也没想到，从此她用巨大的坚韧和清凌的骄傲，与“开瑞”很好地粘连了16个年头，而且还会继续粘连下去。这中间她搞砸了第一次婚姻，一些不为人知的撕裂与跌宕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所幸，时间带走了一切，现在的黄春玲，时常莞尔浅笑又时常无所不能，在众人眼里，她霸道总裁做得，秋水美人做得，时尚辣妈做得。多年打拼赢来井喷式犒赏，她拿下业界与社会界的诸多奖项，佩戴起各种光环。对于这些，她又是莞尔一笑，“所有追求不过为人生有趣”，一句话将众人的溢美之词统统化解。
“客居青岛已经二十年，从初尝人世到千帆过尽，对青岛的感情亦是从落雨两三滴到涓涓细流再至波涛汹涌。”黄春玲毫不遮掩地使用了“客居”这个词，足见她对这座城市的客气。
甚至，我怀疑她是有过一点点恨的——在最美的华年里，她曾行于当街而倏忽忘记身在何处，因为孤独正让她神志不清。她还曾在月亮下面和自己的蓝色影子跳一种玄妙的舞蹈，那么忧伤，好像这城市无缘无故地欺负了她。
还好，她不记仇。闲暇弄文，她写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故乡汾阳，也写简单直白的渔村出身的客乡青岛。办公室就在中山路上，吃完午饭，阳光正好，她忙里偷闲，在老房子和老街之间踟蹰，心中便淡淡地荡过一些好奇，这些老物，见证了多少人生的更迭，埋藏了多少故事？念头指使着她，对于这座城，便有了一边探究一边拥抱的冲动。
有人说故乡不过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你在哪站稳了，哪就是你的故乡。经济学家赵晓在微博上讲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对于男人来说，有事业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那么，女人呢？一个心中养着小兽的女人呢？
黄春玲用生命中最郁勃的20年与青岛发生关系，建立身份认同，青岛俨然成为情感所寄、内心所依、灵魂所栖居。在汾阳小城做了一辈子公务员的父母，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会来青岛帮她带女儿，天伦之乐也加大了她在青岛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