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世界》reference_book_ids":[725745540421963269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逆光处，见故乡
他常常被一缕光线叫停。
“找到太阳光线的方向，然后背对它，好让它照亮你的灵感。”
刘文中几乎只拍逆光——而且只拍身边的逆光。开着车，突然停下来，那是他被一缕光线叫停了，或者说，一缕光线之美足以改变他的原计划。
每次按下快门，都意味着对于真善美的景仰。刘文中的“黄金一小时”特指日出前的半小时和日落后的半小时。日出前的沉静，日落后的醇厚，最适合在逆光里去寻找。“逆光能赋予图像戏剧效果，能提炼被拍摄对象隐藏的纹理，也能突出其轮廓和形状……我喜欢在逆光里捕捉真实的情绪。”
这是在哪里拍的？九寨沟？武当山？泸沽湖？——看刘文中的摄影作品，人们通常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并极力搜索着所能想到的著名美景。没想到刘文中的答案竟是：“大珠山，小珠山，铁镢山……都在西海岸，我们的身边。”
他很少去外地采风，他是个能把故土山水拍出辽远、博大、绝妙，也拍出故事，拍出灵魂与哲学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刘文中从《大众摄影》杂志里知道了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颇为震撼。是时的他正在胶南一中读书，那里学霸云集。别人一门心思地备考，他却在黑白光影之间浪费起了时间，还把饭钱偷偷省下来订阅《大众摄影》。原本就偏科严重的他，在一年后的高考中失利。
1982年，已经通过考干进入财政系统工作的刘文中，央求南方亲戚为自己捎回了一架卡尼卡傻瓜相机。当他把黑白胶卷装进去，听到自动上卷的咬合声时，他知道，属于他的人生正式开始了。
一个乐凯135黑白胶卷，36张，简装的八块钱，刘文中的月工资顶多买五个，他不舍得按下快门，总是斟酌再三，就此养成了用心揣摩每张照片的用光和角度的习惯。
一开始，拍摄题材大多受风光明信片和挂历的影响，他跑遍了青岛的所有景点。冲洗则是在医院放射科完成的，朋友值夜班，他去“蹭”冲洗。在等待显影液发生化学作用的过程中，他像个等待瓷器出窑的匠人一样，兴奋、紧张。“胶片时代，黑白摄影之后要冲洗胶片，冲洗胶片之后还要放大，程序比较复杂，技术要求也高。很多东西不可预知。”
参加了胶南文化馆的摄影展览后，热心人点步，他就给《青岛日报》投了第一幅作品，六寸黑白的，没想到，很快在报纸头版得以发表。“在老胶南的人民路上碰到当时的边防大队长当街拦惊马，我抓拍了一张。”
这是一幅开启好运气的处女作，之后他的作品开始在《大众日报》和《山东青年报》上频繁露脸。1987年斩获全国摄影大奖之后，刘文中买了第一架单反相机。1700元，父亲资助了1000元。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
随着获奖和发表的次数越来越多，刘文中在摄影圈里红了，好几家外地媒体向他发出了邀请，为了家庭他只能放弃。最终从财政系统调入胶南文化局做了专职的摄影干部。
“技术没有问题了，艺术观念却进入了瓶颈。有些时候，摄影很容易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人一懒，照片就平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刘文中的艺术触觉有了惰性，他开始麻木。按下快门的冲动越来越少。怎么办？他决定一个人骑摩托车去沂蒙山区走一遭。“当时，李百军和李兆军拍摄的沂蒙题材已经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我被他们拍摄的大画幅沂蒙风物所震撼，也想用思想带着自己的身体，把那些山水走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沂蒙山里藏着众多孤芳自赏的古村落，不愧是南北风光的集大成者。刘文中怀揣着地图，在路上骑行，山风席卷了他，如同洗礼。在村庄与村庄之间，忽然就没有路了，一条涧水横在眼前，他只好挽起裤腿趟过去。十月底的山水已经凉意深重，他却很兴奋，因为灵感被打醒了。
“最糟糕的是爆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只能推着摩托车步行上几公里。运气好的时候，会碰到经过的手扶拖拉机，他们一定会拉上我。”有一次摩托车侧翻在沙土路上，他的整个右手臂都被砂砾擦伤，现在还有伤痕。
半个月，刘文中行遍了沂水县、沂南县、平邑县、蒙阴县、费县、郯城县、苍山县、莒南县、临沭县……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他的心境和思想发生了变化。创作是多种因素在思维里的激活，从而自然流露出创作自身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精神资源、审美心理意识及创造能力。他决定抛却技巧，把工夫花在摄影以外。加强音乐、美术、雕塑、戏曲等美学修炼，揣摩马格南等大师作品，放大人性和主体意识。“真正的创作是带着苦涩与无限的孤独感，在不断泛起的记忆与自我显现中，逐渐找回故乡的失落，去抗衡人最大的宿敌——寂寞和慵懒。”
从少年狂放到中年敦厚，凭借摄影这个载体，刘文中完成了一种生命的代入，也完成了价值体系的建设。他将相机当做探寻自然工具、深入秘境的同行者。
私聊
阿占：你似乎从不跟风去别人认为“能出好片子”的地方拍摄。
刘文中：拍到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有的瞬间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我常常为了一张照片在同一地点同一角度同一时间拍摄很多次。外地的著名风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专业人士都在不断地拍摄，去一趟，待几天，拍一堆，出来的作品很难超越别人。在我的身边，虽然都是熟悉的景物，但每天都在变化，能把身边风物拍下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西海岸的摄影爱好者应该多拍摄身边故事，多记录一下西海岸的瞬息万变，也是对这片热土的宣传尽一份力量。
阿占：某种意义上，你的启蒙老师是马克·吕布。
刘文中：哈哈，这属于我的一厢情愿。马克·吕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1957年起多次访问中国，留下了无数经典照片，也记录了中国的成长历程。他的镜头往往会对准日常生活的脚步，展现世界的各个层面。
阿占：你认为最好的创作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刘文中：应该是处于感官收放自如的冥想状态，无须特定形式，创作就是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契合点。
菜农的五言七律
在摘掉黄叶这件事情上，他绝不手软。
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潜能，再小的手艺也可以构成美。比如，李延崔卖菜呈现的就是一个美学的标准流程。
在青岛延吉路农贸市场，六十岁的菜农李延崔像一个淹没在人潮里的黑点。他从不开口叫卖，站在菜摊后面，甚至还有点儿腼腆。
菜摊却是一派葱翠鲜活。十几个尺寸相同的铁盆里，摆着码好的各种蔬菜，哪一盆卖空了，赶紧再一棵一棵地仔细码放上去。
在摘掉黄叶这件事情上，李延崔绝不手软。菜一定都是绿的；其次，菜一定要码好了再卖——每天早上五点出摊以后，他就开始不停地维护这两个标准。
油菜五棵成一排，一层层、整齐地码成一个小山堆。盖菜同样如此。苦瓜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底部多，越往上越少，呈金字塔造型。我甚至觉得李延崔码菜美如五言七律，讲究平仄，一韵到底。
而且，胡萝卜一定要带着绿莹莹的缨子，等买的人挑好了，上称前再砍掉。为什么不跟其他菜农一样事先把胡萝卜缨子砍掉？筐子里能多装一些，而且还能节省现场售卖时的麻烦。李延崔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带缨子拉过来能使胡萝卜的新鲜度更持久些。二来嘛，水灵灵的好看。
李延崔就是要卖好看的菜，据说这是他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年轻的时候，跟着村里的老人出来卖菜。装筐之前，先用绳子把菜捆好，再一捆捆码放到竹筐里，把竹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再颠，菜也不乱。”
他说他看不得菜受搓揉。他还说那些年，青岛的齐东路、无棣二路、延吉路菜等大市场都跑遍了。
菜卖得久了，市场规律自然就掌握了。“现在的热销菜标准跟十年前完全两个样。以前，菜的个头越大价格越高，现在反倒是菜心价格高，大的卖不上好价钱。”
李延崔的菜，均价比其他菜摊略高，但不愁卖，因为老顾客都知道，他的菜全部产自城阳夏庄西宅子头，都是他和邻居亲自种的，吃不了才拿出来卖。由于菜品新鲜、农药少，李延崔几乎每天都能卖光300斤菜。晚上收摊回家，邻居们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菜整理好了，20年来已经数不清有多少邻居做了他的供应商。
油菜是李延崔的四季主打菜，他家有三分地种油菜。“油菜忙活人，一个半月长成后，割完一茬就得赶紧撒种，一年四季都闲不着。”
一到秋天，南方油菜大量上市，青岛本地油菜因为高价不占优势，这个时候，李延崔码菜的好习惯派上了大用场。“现在的人讲究，多花几块钱，也要买个养眼。”
在他的生意经里，凡是摊位打理上花了心思，顾客在菜市场转一圈就能立刻做出比较和判断。另外，他不像有的菜农，坚决不吃自己卖的菜，而自己吃的菜又绝不会拿出来卖——他是也种也吃也卖。一方土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汗水浇灌大的，哪有里外？
为了迎合顾客的求新心理，李延崔的菜摊上也有秋葵的影子。当有人问及秋葵如何食用时，李延崔竟然会说出“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的时髦话。原来，文化程度不高的李延崔背后有个“枪手”，那就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会在网上查询有啥稀罕菜，然后买来种子进行种植。他跟我种地不同，好像非要种出个花花样来才高兴。”
至于怎么个“花花样”，李延崔也说不明白。他只听说儿子要开网店卖蔬菜，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清新一族，菜农特供”。
李延崔说，儿子的梦想是在市区开个线下体验店，他的梦想就是种好家里的三分地。关于“线下体验店”这个术语，他是支支吾吾了好久，才说明白的。
没有肴，只卖酒
他是个讲究人，不侍候酒彪子。
CNN记者弗朗西斯·麦卡勒斯，在参加过某一年的青岛国际啤酒节之后写了篇报道，名字叫做《像青岛人一样喝啤酒》。“在青岛，玻璃杯一旦举起来就必须要干掉”，她这样写。
青岛人到底怎么喝啤酒？用玻璃罐头瓶喝，用粗瓷大碗喝，用塑料袋插吸管喝……青岛人还真是把啤酒喝出了花，喝出了原创。这其中，啤酒馆老板功不可没，是他们提供了或摇滚或民谣或说唱式的啤酒现场。在那里，酒客们每天交出喉咙和腹腔，也交出心智和神魂——微醺，喝高了，独自沉默，打太极拳，吹破天，扭秧歌，起了争执……那些认真的眼神，那些夸张的手势，那些摇晃的身影，酒客们显然把小酒馆当成“教堂”了，正祷告酒神的庇护。
五哥是众多神级啤酒馆老板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市北区嫩江路与丹东路交界处，他开了22年的小酒馆，至今门庭若市。五哥颜建国，家中排行老五，今年64岁，酒客无论老幼都喊他“五哥”，就这么叫开了，一起被叫开的还有酒客们热爱的“五哥大酒店”。
没有肴，只卖酒，确切地说只卖桶装散啤。门前半米宽，却城墙般堆积着啤酒桶。任何幌子都显多余——“五哥大酒店”早已完成了从口碑到标识的完美进阶。店内五六张桌子，十几个圆凳，沿墙可见一升的标准扎啤杯倒扣着码放在特制的玻璃柜里，一个挨一个，摆满三层。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老照片，照片里，年轻的五哥身穿一件白色跨栏背心，笑着招呼着六七位坐在马扎上喝啤酒的老外……
空间越是狭促逼仄，酒客们越是浸泡其中难以自拔。还有开大奔闻名而来的，他们被传说中的啤酒盛宴所吸引。“五哥大酒店”似乎有着海纳天下的霸气，五哥其人呢？一脸和善，满心开怀，腆着啤酒肚，从早张罗到晚，论起啤酒情结，能讲上三天三夜。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一个月工资26块钱，当时一瓶青岛啤酒卖六毛五，喝完的空瓶子值一毛五。你想想猪头肉才卖四毛多，所以啤酒根本喝不起。那时候的小青年都喝四毛四一斤的散装葡萄酒。”
1995年，42岁的五哥请辞物资局下属的建材公司，摸着潮水赶着时髦下海当起小老板。酒品即人品。许多年来，五哥从不卖隔夜酒，如果每天歇业前确实还剩下了一点酒，他会赠送给附近看车守夜或者拾荒的老人。
“五分钟和两个小时卖掉一桶酒，口感差得很大，必须尽快周转。”五哥说。
酒一到，老街坊就排起了长队，四斤以上酒用大号袋，六块至十块的用中号袋，五块以下的用小袋盛。尤其在黄昏，人们使用最闲散的步态，走在回家的斜坡上，行于锐角的伏笔里，又不约而同地在“五哥大酒店”门前停下，必会遇上翻版的自己——楼上老王、前楼大张、老婆跳广场舞的闺密的老公，这个时候，他们与他们，会像对暗号那样，抛出万变不离其宗的一问一答，“哈杯？”“哈杯。”
40斤装的啤酒桶，夏天一天能卖二三十个，就算冬天每天卖五六个也不成问题。一年365天，除了春节放假三天，五哥从不歇业。常驻的老酒客风雨无阻。他们开门就来，直到关门还不舍离去。我问其中的一位，为何天天泡在这里？老酒客一脸傲慢地说：因为五哥在啊。
“早晨四五点钟，就有来喝酒的了，主要是附近市场上的菜贩子，男人们两三点钟去批发菜，回来把菜交给老婆，然后顺手买两个馒头或包子，拎着就来我这里。喝完两三个晕晕乎乎的，正好回家睡觉。”
“有些民工、环卫工人来我这里，我称呼他们‘客工’，客人的客。他们来了就给他们多打点儿，一杯酒两块五，正常情况我赚七毛五，赚他们五毛就够了。”
五哥说，“个”是青岛人点酒时最常用的计量单位。“五哥，来两个酒！”这么说的才是青岛土著。通常是这样，土著酒客们说着海蛎子味的小段子，笑出泪来，沿着嬉笑怒骂，隔空又抛出了一句“五哥，来两个酒！”
那一刻，这天下，似乎只有空气中熟悉的啤酒花气味让他们安心。他们卸下盔甲，以最自若的神情，巡视着意识流里的疆土。
有一个自己的杯子，放在特制的玻璃柜里，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一个个做了记号的菠萝杯，在时间里静静地重申着主人的专属地位。每一个菠萝杯的把手上都系着一件小玩意儿，一段红绳、一截钢丝或者一根橡皮圈；最夸张的一个，竟然锁着一副玩具手铐。
“谁来了，哈恣了，想要有一个自己专用的杯子，就自己做个记号，用得最久的一只已经十八九年了。”
正说着，一个老酒客进来了，拿起自己的杯子，清洗了一下，递给五哥。五哥把酒打上，他便喝将起来，别有气派。
五哥是个讲究人，不侍候酒彪子。青岛的大街小巷埋伏着数不清的啤酒馆，常常因为酒彪子吆五喝六闹哄哄的，还因为哈大了尿急放水而把周边搞得臭烘烘的，这些都会惹来邻里不满。“五哥大酒店”有一条22年不变的铁律——晚上八点必须打烊。酒友要是没“哈恣”，继续喝也没问题，但要关起门不再接新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