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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张士诚，我们前面聊到过此人，他本是一个私盐贩子，后来经过“十八条扁担起义”，用欺骗的手段诱杀了李齐后，袭占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
虽然张士诚和朱元璋、陈友谅等人皆是元末的义军头领，但张士诚跟朱元璋和陈友谅还是有些区别的。
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红巾军系统的，都信奉明王转世的说法，都以推翻暴元统治、建立新秩序为最终目标，张士诚这人并非红巾军系统的，也不信奉明王转世，打心底里没有想过要推翻暴元统治，一统天下。相反，在他的心中，一直认为元朝政府才是正统，朱元璋和陈友谅二人才是贼寇，一直只想当个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罢了。
张士诚起兵之后，一会儿自己称王，一会儿又投降元朝，总是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当时群雄纷纷起义，元朝廷焦头烂额，根本顾不过来，因此张士诚虽然反复无常，却也混得风生水起，势力越来越大。
张士诚这人虽然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实力也不如朱元璋和陈友谅，但是此人却有两个很大的优势。
第一，张士诚最为富有。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朱元璋和陈友谅正在鄱阳湖大战，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当时他的属地南到绍兴，北超徐州，西至汝宁府（今河南省汝南县）、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等地，东至大海，纵横两千余里。
张士诚占据的地方不小，而且这些地方富得流油，张士诚不仅吃喝不愁，而且日子过得甚是潇洒。
第二，张士诚特别会礼贤下士。陈友谅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在礼贤下士方面相去甚远，不值得一提。
前面我们说过朱元璋十分重视人才，也能礼贤下士，为了招揽人才，在南京曾建立过人才公寓，叫作“礼贤馆”。
别看张士诚是个大老粗，他也十分重视人才，特地建立了“景贤楼”。当时苏州等地最为富有，人杰地灵，文化人特别多。这些文化人一听张士诚礼贤下士，又在大力招揽人才，于是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因此当时张士诚确实招揽到了很多有名望的文化人，也包括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
然而张士诚虽然礼贤下士，但是并不懂得如何甄选和分辨真正的贤士，基本上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要是个读书人前来投靠，张士诚便把他留了下来。因此张士诚身边聚集的人才大多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之辈，对于张士诚争霸天下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朱元璋不仅会辨别人才，而且也懂得用人。当时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人一起去南京投靠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仔细查看了这四人的履历之后，对四人分别委以重任。让文学泰斗的宋濂当了教育方面的高官，让刚正不阿的章溢掌管财税，让善于维稳治乱的叶琛当了地方知府，最后将足智多谋的刘伯温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而从辨别人才和任用贤能两方面来讲，我觉得张士诚跟朱元璋比，相去甚远，这里举三个相关的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罗贯中。
历史上的许多文学家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正隐士并不多，许多人之所以远离官场，潜心文学创作，其实并非不想当官，相反这些人年轻时一心当官，但是在官场却不得志，最后看透了，这才远离官场，潜心创作；罗贯中也是如此。
元末，暴元腐朽不堪，群雄纷纷揭竿而起，罗贯中也想有一番作为，听说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礼贤下士，于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投靠了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帐下。
罗贯中在张士诚帐下可谓殚精竭虑，积极地出谋划策，张士诚也曾十分信任他，还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打败了朱元璋部下康茂才的进攻。
不过，张士诚这人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并不想争霸天下，而是向元朝称臣，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想要再次称王。
罗贯中和许多幕僚一起建议他暂缓称王，韬光养晦，从而争霸天下，但是却不被采纳。
罗贯中看出张士诚成不了气候，对他失去了信心，于是写了封辞职信，离开了张士诚。
从此以后，罗贯中开始北上，游历四方，直到三年后，这才回到了杭州。
当时，罗贯中已经年过半百，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于是开始潜心文学创作，这才有了《三国演义》。
张士诚的胸无大志和庸碌无为造成了罗贯中对官场的失意，这才有了后来的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三国演义》。倘若一开始罗贯中投靠了朱元璋，并得到了重用，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的话，恐怕《三国演义》也不会问世了。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讲，后人还是要感谢张士诚对古典文学所做出的贡献的。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作郭翼，估计很多朋友并不熟悉。
当时朱元璋和陈友谅一直打得不可开交，陈友谅写信给张士诚，让他趁机起兵攻打朱元璋，但是张士诚却不为所动，一直坐山观虎斗，他就想做个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