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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钱穆和历史(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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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历史和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的生命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说道:“中华文明已死。”

钱穆自小就崇拜司马迁,他相信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钱穆不停挥笔写史,他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演绎着中原文明不断受到外族冲击并最终却将外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以及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机智。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的时代,当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

如今的社会中,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这种重提旧事的方式,与当年毅然抛弃传统的决绝毫无二致。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如今的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唯有钱穆的那份庄重而温情之意,可以唤醒它们的灵魂。

孤独的大师

钱穆后来虽在众多知名大学任教,但他本人却只有高中学历,这与他曾参与一场退学运动有关。

当时,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学校新上任的舍监陈士辛,不像前任舍监一样对学生循循善诱,他教学生修身课,但却无法与学生融洽相处。在年终大考前,钱穆所在的年级集体提议,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钱穆等五人是学生公推的代表,他们以集体退学相要挟,但是最后没有得到学校的让步。钱穆性格倔强,他毅然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新文化运动时期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剩下的三人中,还有一位是瞿秋白,还有一人是校长的三弟。

刘寿彭当时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他曾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谈话,出来后在厕所里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但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而是在期末考试后退了学。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二十年后,钱穆赴北平教书,恰好当时刘半农也在北大。他乡遇故知,不喜欢结交朋友的钱穆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两个人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但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刘半农只字未提,既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后来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当时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大概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既然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这一则故事,可以看到钱穆本人的“文人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是文人名士他也不愿交往。在北平的八年时间里,胡适深受北大老师的尊敬,很多人经常到胡适家中拜访,畅谈大小事,也有人以此来请胡适通融体恤。但是钱穆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胡适,他和古代文人一样,有洁身自好的情结,宁愿为了理想和名节而独处。

终其一生,钱穆都可以称得上是孤寂的。中年离开大陆,迁居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据他的学生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想起在大陆的儿女,禁不住悄然泪下。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此时已届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孤寂之感可想而知。尽管后来又觅得胡美琦为伴侣,然而远离故土、儿女的情感缺口,哪能轻易弥补呢?

萦绕在钱穆周围的另一重孤寂便是学术上的。“新儒家”是近二十年来甚为风行的一个概念,钱穆一代通儒,自然也被划为新儒家之列。但是余英时在他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用近四万字力辩钱穆并非传说中的新儒家。在余英时的眼中,虽然钱穆的儒学功底深厚,毕生尊奉儒家思想为人生信仰,但钱穆并不认同当代新儒家所推崇的由韩愈创立的哲学家式的道统说,而是坚持“整个中国文化即为道统”的历史学家道统观。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钱穆更是孤独的。在世界史上,保守并不意味着落后,然而在民国时期,激进主义迅速膨胀,各种渴望进步的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钱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执地为传统文化辩护,就无可避免地成为逆乎潮流的老朽。钱穆注定孤独。余英时在他的文章中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不过,钱穆能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成为“最后的大师”,正是因为他这种卓然不群的品性。大师独自承受孤独,却留给后世一个高大的背影。

[1] 本书的楷体部分为引用文字或者根据行文需要与正文在形式上作出区别的内容。后者用于对正文的补充性叙述。下文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