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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那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思想激进，是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是。老师便借此教诲他说：“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时，才会有分分合合。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这番话对十岁的钱穆来说，太具有震撼力，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的确，钱穆的一生都在思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从他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坚信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
钱穆最早对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一部作品是《国史大纲》，写这本书的时候，钱穆四十五岁，走完了人生的一半旅程。这既是对他前一半人生积累的一次总结，也是为他后一半人生讲演所做的铺垫。他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钱穆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它独特的精神所在。钱穆所找到的中国历史的精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总结，他历数每一个朝代，力求将那个时代里人们真实的心理和时代精神都还原，让长期干瘪的历史变得鲜活。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评价老师时，用了一句“一生为故国招魂”。
《国史大纲》写作于战火不断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国史的解读，能够激发众人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他的这部作品也被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钱穆自述：“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此后的时间里，钱穆笔耕不辍，《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仅从其著作的题名中，就可以看到一条回归历史的清晰线索。
钱穆一生专著多达八十种以上，每一本之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爱国之心。1986年，在他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他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最有风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段文字出自他的《国史大纲》，开篇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国史大纲》这本书采用的是竖排的繁体文字，通篇用文言语句，正文的一侧有小的注解。这种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近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在这本书的开篇，钱穆就提出一种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对很多晚辈后生来说，无异于孔乙己的迂腐。
但是，“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疑惑之时，热切的反传统者哑口无言。
但是钱穆可以从容应答，因为他心中有千年历史，更有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之下的深刻理解。在他眼中，历史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有人在为历史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时，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诚信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的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