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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历史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钱穆的回答是：“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文中将历史与生命画上了约等号。
既然是一个生命，那么属于这个生命的任何一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同一个人的少年、中年、老年时期，在他的人生中没有轻重之分。少年的苦闷会带来中年的思索，中年的思索会带来日后的反省、总结……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反思—行动—反思”的回旋上升，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承上的果和启下的因。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晚年优秀，就忽略他少年时的无知；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最后那普通平淡的结局，就否定他人生中的奋斗。
然而，与钱穆同时代的人因为国运不济、备受侵略的现实，将一切落后的原因都归结到了我们对历史—这个我们一直反复研究、寄予厚望的存在。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历史涵盖着智慧、文化和兴衰秘密，几乎无所不包。但这种信仰被坚船利炮摧毁之后，因爱生恨，历史反而成了阻碍国家前进的绊脚石。
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曾专门发表文章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为了加强“西化”的力度，胡适不久之后又撰文再次声明：
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中西的文化冲突），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胡适的本意在于鼓励中国大胆地接受世界，但是无意之中为反对历史的人增加了底气。一时间，很多人认为抛弃历史、向西方学习，国家才有未来。加之人们对响遍街巷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单纯理解为反对历史，历史成了“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受到四面夹击。犹如一个人，因为发现眼前没了路，就彻底否认自己过往的选择和一路曾遇见的风景，而急于从别人那里找寻路的方法。
面对此情此景，钱穆无意做书斋中的闲云野鹤，他说：“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于是，钱穆站出来振臂疾呼：“历史是我们的生命！”
钱穆所说的历史和生命，并非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一种群体的、人类的人生，即“我们（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命。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
“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
中华五千年来的历史犹如一条长河，这长河当中，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也有“红桃绿柳垂檐向”的繁华，这些画面的背后，是一张张积攒了悲喜的面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帝，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有人在成长、婚嫁、生死，将来也会是这样。那些活在过去的人，他们曾和我们一样，或踌躇满志，或黯然伤神，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失意后“明朝散发弄扁舟”。属于他们的是短短数十年，但是在这短暂生命的明灭之间，汇成了钱穆所说的中华历史，这样一个光芒万丈、长久的、饱满的生命。
对历史的断然否定，如同将那些鲜活的生命和智慧一概否定一样，而我们不过也是这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将来的人可能如我们一样，将一切轻易地抹杀掉。
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记录着一代代人的一个有生命的年轮。这个生命过程中有汉唐盛世那样的辉煌，让我们今天更有理由回顾过去，去倾听历史的声音。割裂历史，抛弃以往的经验，这样的举动既缺少理性，更是对生命的妄自菲薄。
没有传统的民族犹如散沙
曾有人说，好的东西不用保护，自然就会流传下来。言下之意是传统文化如果好的话，就应该经得起任何风吹浪打，只有不好的才会被淘汰掉。这种观点显然高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因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并不一定是好的东西，而是实用的东西。尤其是人们在精神上需要启发和引导，又时常陷入迷惘
无知。很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实用主义面前并不讨好，但却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有很大影响。
孔子感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达自己对周朝仪礼之风的仰慕。当他看到“八佾舞于庭”，忍不住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周朝之礼
废，孔子急得捶胸顿足；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也是为了告诉宋朝皇帝要知道做天子的本分。这是历代传下来的为君之道。如果又没天子的威严，就会引来三家分晋这样的诸侯之乱，阻碍天下统一。
无论是孔子还是司马温公，他们都是礼治的倡导者。既然要倡导，可见好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时候更需要智者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钱穆就是这样一个引导者。
在钱穆的时代，“对清王朝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这已成事实。传统文化受到彻底的质疑，这时钱穆说：“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以往传统”能够赢得民众共同的尊敬和信仰，这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所谓团结，就是众人齐心协力之意。“齐心”即思想统一，“协力”即行动一致；而“齐心”正是“协力”的基础。凝聚力即指“齐心”的力量，凝聚力的本质就是思想意识的趋同性，或者说是精神追求。唯有整个民族有共同认可共同尊奉的精神追求，才能够将一盘散沙变成一堵坚固的长城。
说到民族的凝聚力，作为中国邻邦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凝聚力最强的国家，一个是为了天皇可以切腹的武士道国家，一个是为了支持国货可以砸掉公务员的非国产车的“泡菜国”（韩国以泡菜为国粹，此称并无贬义），他们在外人眼中都是团结得可怕的民族，又都是两个具有自己的性格和传统的民族。这两个国家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虽然两个国家都积极地向西方学习，但和服韩服还是他们民族的代表。对传统的推崇和由此产生的自豪感、凝聚力，使他们让西方人既敬畏又好奇。
有趣的是，这样两个国家都是受到汉唐文化辐射的国家，他们文化中的精髓都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长幼有序、妻贤子孝，这些儒家的纲常在这两国人民的生活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传统是他们的凝聚力，而这种传统本来来自中国。现在，一些国人却要抛弃这种传统，想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对于我们这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没有一个共同信仰的传统，很难团结一致，上下齐心。
中国并不缺少传统。从中国的第一本史书《尚书》至今，中国历史没有缺少过记载，更没有出现断代。虽然江山不断更换君主，但他们都遵照前代的传统，继续修史、为政。从井田制到一条鞭法，任何制度的改革都是在前一朝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的。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传统最具延续性的一个国家。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的这种传统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中断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腊古罗马有很多谜底等待后人解答，因为后起的文化与前者没有连续性。但是在我们的传统中，很多道德上、生活上的制度都是有章可循的，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传统的认可和信任。钱穆举例说：“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动摇。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制度无法建立，民族就会缺少保持团结的秩序，这样的民族是缺少凝聚力的。我们并不是没有传统，但是如今却似有还无，传统等待着从故纸堆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
不读历史，莫谈爱国
从人之常情来说，必先“认识”才能产生“情感”。人最亲的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夫妻和朋友。喜爱是产生在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的。人会为了他所爱的而奋斗牺牲，人也只会爱他所崇敬、尊重的，人又只会崇敬、尊重他所认识与了解的。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但他们通常都能得到子女真诚的爱。只有先去深切了解，才会有深切的热爱。如果一个民族对已往的历史无所了知，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文化，还有对民族的深厚感情。这样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去奋斗、牺牲，去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努力。
钱穆从中国的历史中分明读到了骄傲和伟大。但是他的一生，开始于维新派的公车上书，结束于台海民间往来解禁之前。在这个百年里，他看到的又分明是狼狈和破败。到处是流民、乞丐，良田变成了焦土，烟柳秦淮上见不到风流倜傥的文人，港口上走着趾高气扬的洋人，中国人都成了苦力劳工……在这样的国家，有谁能真正去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能静下心来听一听老人口中的陈年往事呢？当然，历史中不仅有汉唐盛世，还有藩镇割据、宦官当道，只有这些都了解，才算得上真正地认识中国，也才能说了解中国、爱中国。即使有盲目的爱国之心，但是如果对历史一无所知，这样的爱就不但无力，甚至危险。
发生在近代的义和团运动，就曾被人以爱国的名义蒙蔽，牺牲了自己的力量。一开始，义和团不过被清廷视作黄巾军之类的匪贼，但从1900年6月起，义和团却成了天之骄子。当时，慈禧与列强的关系急剧恶化。无奈之下，慈禧借义和团向列强施压，以迫使列强让步，让列强放弃支持维新。
不过，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慈禧已经明白不可能真正打败列强，她不过是想借着义和团威慑而已。但当威慑失效后，慈禧做出了杀尽境内所有洋人、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极端弱智的决策。这一切不过系于她的一念之间。
但是宣战上谕上却写着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等滔天罪状，似乎宣战决策完全出于爱国爱民的凛然大义。读一读清朝近百年的历史，就能知道这不过是慈禧要将维新彻底扫除。但是义和团在这样的感召之下，会众走上了疆场，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义无反顾，前仆后继。
义和团的爱国是真切的，但是却被人利用，成了为维护慈禧的名分而挣扎的炮灰。他们的爱国之心遭到如此的轻贱，还浑然不觉。这种天真的爱国心，正是对以往全无了解、毫无历史判断能力所导致的。
“然而中国最近，却是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的国家。”
人人都说着要革新，但是真正的革新应是先知道过去，有旧才有新。不知道病在哪里，如何开刀施药？仅凭着对过去的空想，鲁莽行事，对现状其实是只有破坏而很难有改进。
但凡对已往历史抱一种蔑视的人，其实是一切真正进步的最大阻碍。只有通过过去，才可认识现在，也只有对现在有真实的认识，才能对现在有真实的改进。因此，可以说历史知识的可贵之处，不仅于鉴古而知今，而是将为未来的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的责任。
如今有一些人认为抛弃历史无关紧要，既对民族已往的文化一无所知，还说着自己爱国。这样的爱，就像农人爱他的耕牛。他仅仅知道自己的身家地位有所赖于对方，爱国也不过如此。但凡为了国家而奋不顾身的人，他们对一国家的历史必然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爱。
因此，想要国民对国家有深厚的感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的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想要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的改进，必先使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的了解。
我们不讲“主权”，但讲“责任”
西学开始东渐的时候，西方人对政治的看法，也渐渐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西方喜欢讲“主权”，他们说的“主权在民”正好与国内当时批判的“封建专制”形成对比。在一些西学进步人士的大力倡导下，很多人拿着“主权在民”这个理由咒骂封建专治社会的“万恶”。
就像医学上，西医的分析方法很难解释中医中的五行、气穴一样，主权思想发端于西方的历史观念进程中，西方的很多制度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的，中西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钱穆举例，很少有人追问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因为中国人讲政治，看重的是职责。在其位，谋其职。一官必有一职，皇帝在政府里也有一份职责。按照西方的观点来说，若说一个茶杯的主权属于谁，就是说谁可以自由使用这个茶杯。这是一种权利，并非是道义。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但是按照中国不论主权而论职责的观点来说，职责所在，背后就有应该尽力去履行的一种道义，而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中国的人生是道德的人生，因而我们讲主权是很难讲清楚的。
在这一点上，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中国的盲目西化作了生动的描写，他旁观者的角度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我们不能拿我们今天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其实也学得很少很浅，而用来批评中国传统政治，这实是一个很主观的讲法，实在也没有仔细去读这两千年来有关政治上的书。”钱穆熟读中国历史，因此他对中国的“主权”有自己的看法。他按照西方人的思路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的归属，认为中国的主权，说到底在读书人的手中，而读书人代表的又是普通百姓，他们来自民间，大多出身贫寒，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政治权利是开放给广大群众的。
何止在政治上，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国人处处拿着西方的体制来衡量自己，就是在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我们也处处以西方的标准为“国际标准”，想尽办法来达到这个标准。我们也常常因为自己不符合这个标准，而产生摩擦，遇到挫折。
钱穆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有其独特性，他的不少观点并不是人们的共识，有不少人认为他过分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而冠之以“东方文化派”之名。今天，全球化的进程与钱穆所处时代已大为不同，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为圭旨，而应该肯定世界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并立足于这种独特性创造性地贡献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重新阅读钱穆自有一番新的意义。
“学术”不在国外，在人心
留洋镀金在近代就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时尚，钱穆正赶上留洋的第一拨。他说：“今天有人说，我们要研究中国学问，怕要到外国去，如像日本、美国；在他们那里，所藏中国书很多。但亦仅是一堆书而已。”学术未必就一定在西方的图书馆里，在这一点上，钱穆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钱穆此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线装书，他对历史的真诚和忠心受人嘲笑，但是他内心毫不怀疑，可以说是将毕生的信念都交给了书籍。而最终他也是倚靠着自己对历史的信念，成为一代宗师。
钱穆说学术不在国外，这里的“学术”指的是国学。不过钱穆又说“国学”这个词原来是没有的，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这种提法，国学才成为众多学问的一种。
比如类似美国哈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海外各种各样具有优厚条件的学术机构，对于很多华人学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大批学者为了治学而远赴海外，这是革命初期一群有志青年力图改变旧中国的一条途径。但是最终成就一批大师的，不在于海外的学习环境，而在于个人学习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