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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钱穆是同时代的人，他曾邀请钱穆参加他主持的历史研究所。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在众多学生当中，真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心无旁骛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意思是说只此二人是纯粹的学者。有的人读书不行，但还是设法弄了一个博士学位风风光光地回家了，傅斯年连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没有人不佩服他学问的渊博。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间，他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学科的专门人才，在大学执教期间，傅斯年也深受学生的敬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老师。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公道自在人心”，同样，“学术自在人心”“尊卑自在人心”。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人才是真正的主语”。钱穆相信，古人中有真名士，与国外任何一个思想家、金融家相比，都毫不逊色。我们能够学到古人中优秀者的精神，也就能够做好学术、建设好社会，不需要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除了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是需要批判的、外国是领先的，其他则茫然无知。这样的状况，必然导致国民对国家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比如，去往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是现在中国父母的一个共识：不能让孩子留在国内受应试教育的“摧残”，要让他们去先进国家感受最好的教育方式。然而，面对这样的情景，钱穆或许会说：学术也不在国外，教育也不在国外。
钱穆说：“有书无人，有文而献不足。诸位到日本到美国，也只是死读书，没有什么了不得。”一个人如果能力不够，没有意识到真正决定学问的东西是什么，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他以台湾为例，“犹如我们今天在台湾，论起书本来，也并不输于到美国日本去。小小的一个台北市，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台大图书馆在那些处，除掉从前在北平，别处便不易找到这么许多书。我们要从许多书中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也该尽够了。但诸位要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先生。”
先生就是老师，是利用好这些材料的人，是一种面对客观历史的主观思想。没有这样的主观思想，做学问、谈发展，光指望国外是不够的。
耶稣教也没能挽救罗马
钱穆认为，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上比唐，下比明，宋代的学术都有模有样。唐代与明代在经济上富盛，而宋代衰贫。从国势上来看，宋不如唐、明。但是学术恰恰不同，“唐朝只是佛学大盛的时代，宋不能及。若论文学，唐宋各有长处，唐诗并不一定就是在宋诗之上。如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愈、柳宗元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胜过了唐代。经史各方面，唐朝都远不能与宋代比。明代也不能与宋代比。”
清代喜欢讲“宋学”，这种称法实际含有贬损之意。但是在钱穆看来，清人的“宋学”之谓有两种错误。
一方面，清人有门户之见，他们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分立门户。尤其是乾嘉以后，对宋学的轻视贬低日益严重。一般我们所谓的汉宋之争中，汉学注重对经典做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更接近于科学；宋学注重对经典做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更有哲学意味。两种学问本没有轻重是非，但是在清代，很多人对宋学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没有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认为宋学空疏而缺乏实际用途的观点也大可商榷。民国以来，很多人接受了清人的这种看法，并且说，若是宋代学术好，为何不能救宋代的贫与弱！
钱穆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诸子百家，也并没有避免乱世。我们现在一心一意佩服的西方人，他们的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拯救希腊。又比如罗马帝国，后来遵奉了耶稣教，但耶稣教也并没有挽救罗马。可见我们不该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来批评学术。”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三位哲学家，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想和政治见解，并成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但是希腊这个曾经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所在，最后却被罗马征服了。基督教也的确曾为罗马帝国的统一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有人说罗马征服世界第一次是凭武力，第二次是凭基督教，但基督教最终也没能拯救罗马。古罗马原本和古希腊一样，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后来信奉了基督教，它还是被北方蛮族的远征军消灭了。
钱穆的话一语中的。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认为传统文化无用，其实西方文化也有“无用”的时候。孔孟之学和先秦诸子之学，虽然没有对拯救乱世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也自有它的价值。就算它们不能挽救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但这些思想对汉以后的大一统局面有重要贡献，还为后来的中国学术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宋代的学术，也不能救宋代的衰亡，但也为宋代以下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前，各种流派的西方思想涌了进来，其中就包括实用主义，钱穆那一代人首先受到了冲击。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讲学，也带来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
据史料记载，杜威在华停留两年零二个月，足迹遍及北京、直隶（今河北省）、奉天（今辽宁省）、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场讲座。他在讲演中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教育家陶行知，也成为实用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与推行者。另外一个人物是时任《新教育》主编的蒋梦麟，在“杜威号”上发表《杜威之伦理学》《杜威之道德教育》，对杜威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杜威如何从社会与心理出发阐明道德教育原则等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
实用主义者只管结果，而不问方式是否合乎实际、合乎原则。也就是只管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只要是有用的即是真理，一时无用即为谬误。但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那些修身养性、中庸平和的思想，并不能马上将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改变，所以，人们得出传统无用的观点，要将传统抛弃得远远的。钱穆认为这种做法是“浅薄的”，因为他坚信历史中的智慧绝非是短期的得失可以衡量的。
正如他所说，西方的精神也没能挽救西方的苦难，我们的传统也绝非是暂时无用就可以抛弃的。学术的价值在哪里？钱穆说学术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指导后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先理解古人的用心。如果为了改善眼前的情况而忽略了古人的真实想法、工夫，这样的学术是不成熟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亡文化便要亡天下
历史上，任何成功的入侵都是以文化上的入侵为标志的。
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要求东北的学校在教学中将日语作为母语，历史课上不仅美化侵略，而且只教授日本史和满族史，没有中国史；在语文教学中，把汉语当作少数民族语。很多小孩子从小说日语、穿日本校服、唱日本国歌，直到东北解放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中国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承载自己文化的语言和文字，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要想保护好自己的国家，首先也要保护好自己国家的文化。
但是，“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口号，传承了数千年的文化经典在这句口号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力求进步的人们认为将孔家店抛却得越远，就越能换来社会的进步。尽管这种进取心迫切得很，但进步却并不是打倒谁就能取得的。很多人都明白，打倒孔家店是需要斟酌的，但碍于进步分子的质疑，只能三缄其口。唯有钱穆站出来逆流而行，要把孔子和《论语》扶上传统的位置。
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必须图强。新知识分子看到西方的强盛，希望通过走同样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强盛，故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及思想，“科学”“自由”及“民主”被反复提倡。
譬如，胡适认为中国必须经过西欧的“文艺复兴”才能进入“现代化”，他所提倡的新思潮、白话文、现代文学等便是仿效西方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前后，凡能对中国有利的，无论是英、法、德、俄、美或东亚的日本，都会被介绍到中国。譬如，1918年易卜生到中国表演戏剧，提倡女性自主自由；1919—1920年间美国哲学及教育家杜威到北京访问，并在各地讲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及政治家罗素前来中国讲学；1922年美国女性主义者桑格造访中国发表节育问题讲座；同年，科学家爱因斯坦到日本顺道访问中国；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前来中国演讲等。
在这种时局下，两种现象应运而生：一是一意效仿西方，二是摒弃传统文化。
看到年轻人对国故典籍渐渐漠然视之，钱穆便想写一本给现代人阅读的《论语新解》，但直到去
美国讲学时才得以从容地开笔，这本书在1963年完成。
当然，《论语新解》不是纯粹为了“敬告青年”所作的，它的学术性并没有降低。在“一意效仿西方”方面，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西化，连学术、思想、教育等方面也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西方“科学”。胡适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顾颉刚提倡“古史辨”及傅斯年倡议“材料史学”等，基本上都是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所以提倡传统学术方法中的精华，也是他撰写新书的用意。
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不利的言论、矛头都对准传统文化。譬如，有陈独秀的“批孔”，政治“专制”；胡适的“打倒孔家店”，“整理国故”，“重估一切价值”；鲁迅的“批评国民的劣根性”，“不看中国书”；钱玄同的“废除汉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扔入茅厕”；顾颉刚的“疑古”等主张。由于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或被美誉为“导师”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言论多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国人误认为“传统文化”是没有价值的。
钱穆将大量的心力用于研究《论语》和孔子，一方面是因为他欣赏儒学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儒学是中国文化主要的命脉，这与民族国家存亡及发展的前途问题息息相关。在研究了中国历史种种之后，他提出“国可亡，但是天下不会亡”，因为即使朝代更替，但仍然是中国人的朝代。然而一旦“亡文化”，就等于“亡天下”。所以他不断强调民族文化与历史的重要。一个民族能够延传一定要有所“本”，此“本”即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子之《论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本”。
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因此，保存民族文化，就必须重视孔子，重视《论语》。
其实，“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解。“打”只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打”后的结果“倒”。在这里，胡适的一个“打”字，只是用来表明他对“孔家店”的些微不满和对吴虞的支持。就这样一番好意，却被曲解发展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钱穆不得不站出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喊出另一种声音。他担忧的是，如果在中国连经典都成了废纸，一切知识和观点都来自西方，那中国等于在积极争取做人家的殖民地，历来读书人心中的那个“天下”，也就没有了。
古人绝非腐朽之辈
读史是在读著史之人的心，乐观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而悲观的人笔下的故事往往绝望黑暗。从钱穆的书来读钱穆，便可以看出他为人的真诚细致，对待古人“恭而安”，总是怀着尊敬之心读出古人的良苦用心和独特智慧。
钱穆在讲《三国志》的时候，讲到了一个问题。从班固的《汉书》之后，正史均以断代为史，但是一代的史书必有所主，汉代之后，晋代没有起，陈寿是三国中的蜀人，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应该以晋为正统。因此在他的《三国志》里，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本纪”是记述君王的，而“传”是记述重要的人物的，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议。但他书称《三国志》，而不以《魏书》为名，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因此，钱穆特别提醒读者要去体会陈寿不得已的用心。
仔细体会古人在书中的用心，才能真正算作是读懂了一段历史。但是在钱穆生活时代的年轻人，往往以疑古惑经、恣意批评为荣，对古人争论的东西不屑一顾，钱穆评价这样的人“无论其见解是非，只是太轻薄，太不忠厚，便该是一病”。钱穆批评起年轻人来，可谓“温而厉，威而不猛”。
“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不该看轻抹杀。”否则，以批评古人为荣的人只会流于轻薄狂生的名，忽略了书本中蕴涵的人物思想精华，和古人为求传承脉络而做的功夫。
近人卢弼（1876—1967）写了一部研究《三国志》的重要著作《三国志集解》，其中引用了宋人高似孙的批注，这也让钱穆想到提醒学生，“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如卢弼，虽然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的点，也凝结了他的心思，这样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虽然他一辈子的成绩只是专研了一部《三国志》，但这也了不得。“前辈人终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的学问。”
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一个轻薄狂生的故事，与钱穆的观点颇为相似。
有一个狂妄的晚辈书生，品性狂妄，对今人古人都喜欢鄙视谩骂，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身价。如果有人挑出他的毛病，他便会恨之入骨，有时甚至殴打别人。
正赶上河间府举行岁考，十几名并不熟识的考生同住在一起。一个凉爽的夏夜，大家分散坐在庭院中乘凉，那狂妄的书生就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起来。大家不想听他尖刻的话，便由他点评。但是树后面坐着的一个人一直与他争辩，轻易就指出狂生谈论中的谬误。狂生被问得哑口无言，便恼羞成怒：“你是谁？”黑暗中只听到回答说：“我是焦王相呀。”焦王相是河间府一带有名的老儒生。那狂生便惊骇地问：“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只听黑暗中笑着回答说：“我如果不死，怎敢去冒险摸老虎的胡须呢？”狂生恼怒地跳着脚叫喊，但只听见吃吃的耻笑的声音，却无从寻人。
纪晓岚笔下嘲笑的轻薄狂生，与钱穆批评的大胆后生如出一辙。在钱穆的那个年代，多的是“信口批评古人”的嘴巴，唯有他诚惶诚恐，珍惜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家国需要自己的仪式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正统皇帝的年号，是溥仪的“宣统”。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国纪年。但是到了后来，人们渐渐连民国纪年也不说了，干脆叫“公元几几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正式改用公元纪年了。这似乎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这种变化，被钱穆称之为“亡国现象”。
“在我们学术界，中日抗战那年每不称民国二十六年，定要说西历一九三七年。我们到台湾来，也不说民国三十八年，定要说西历一九四九年，好像中国够不上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年代，这真是亡国现象，为何我们定要讲西历多少年呢？”或许是爱国之心的作用，让钱穆对新生的很多现象都看不惯，像年号消失的问题，在他当时还只是一个苗头，到今天已经被默认了。
为什么钱穆对年号如此看重？追根溯源，还得说到年号的来历。年号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日本、朝鲜半岛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历史上也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直到现在，日本仍然使用天皇的年号。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钱穆还举例说，春秋时期鲁昭公被三家贵族驱逐出国，但此下《春秋》纪年称“公在乾侯”。唐代唐中宗年号“嗣圣”，历史上应该写“嗣圣几年皇帝在房州”，但实际上这个“嗣圣”年号已废不用，那时候只称“垂拱几年”“天授几年”，都是武则天的年号，《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就实书写，但同时宋代史学家范祖禹除主持编写《通鉴》之唐代部分外，他又自写一书名《唐纪》，就用了“嗣圣”的年号，不写“垂拱”“天授”。如何使用年号，已经上升到政治取向的问题了。
中国历史上，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年号，其中有很多的学问和讲究。在《资治通鉴》中，一个皇帝在一年中间改年号的很多，不是一定要到下一年才改，而《资治通鉴》所记年号，都以最后一个为准，钱穆认为这样的做法有违史实，不可取。
不仅年号这样的传统被取消，我们从殷商开始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也渐渐被西历取代了，这时候钱穆说：“我们本不是一个西历国家，为什么要用西历纪元？现在又不称之曰‘西历’，而改称曰‘公历’，这也是一问题。将来若要为世界人类历史做一个公历，怎么定法，现在还不知。而且此可用西历，也有麻烦。”
西历又称格列高利历，是以《圣经》中耶稣诞生的那年为基准，开始记录日期。是西方人的日历，西历的第一世纪在汉代。汉武帝前用西元，需要前一年前两年地倒推回去。中国史要从春秋战国一路推上去，这样推算非常麻烦。而且钱穆认为，用阳历是一件事，要历史用西历，又是另外一件事。“这事有关教育，政府应该有个抉择。”
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说“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这两句话，我们骤然一看似乎不像是历史上的问题，其实是历史上一个大问题。现在不写历史不要紧，钱穆认为“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不能不写历史，总有人会出来写，到那时如何写法？这是个大问题”。
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未起以前，很多人主张用黄帝纪元、孔子纪元。黄帝纪元就是以黄帝降生之年为元年，孔子纪元就是以孔子降生之年为元年。很明显，这种思想都是呼应西方以耶稣降生之年为元年的做法，彰显黄帝、孔子这些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的。但是这种倡导并没有普遍推广开来。
其实，不论是年号，还是历法、节气，它们都是一个国家的仪式。钱穆所珍视的，也就是在这种仪式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民族认同感。古代人非常注重仪式，因此在身份、穿着、用语上都有一套礼仪，在这种礼仪之中，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份安全感和归宿感。
陈独秀是一个最顽固的反对传统的人，然而他最苦闷的时候永远在写旧体诗；胡适是一个曾在美国受教育的哲学博士，是西化的代表，然而他平时总是穿着长袍马褂。他们寻找内心安慰的时候，最终仍然会回到传统的世界。
先名正，后言顺
梁启超曾在《饮冰室文集》中说，“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他认为历史上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史家争论正统的问题了。这样的观点一出，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绝非不足论之事。钱穆就认为，正统是必须要争论的一个问题。
譬如历史上常说魏、蜀、吴三国，其实，当时蜀主刘备称帝时国号为“汉”，以示自己是继承两汉，为三国正统，所以诸葛亮《出师表》上说“汉贼不两立”。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勠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蜀国是“汉”。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正如前文所述，其中大有讲头。这个问题在今人看来似很无聊，但钱穆说：“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
无疑，正统论含有家天下的糟粕。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的称号前往往加上一个姓氏，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婴孩病患，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如西汉末之王莽，即便有足够的道理，也难以树立真正的天子威仪。
但这只是正统论的一个方面。到了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都对这种只论血统不论功业的“正统”提出批判，他们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
正统与非正统，其实代表着一种价值判断，也代表着公众舆论的取向。试看历史上的典故，就能知道为什么正统之名需要人尤其是史家来定夺。
南宋高宗迁都临安，国势日衰。至恭帝赵 在位，元兵侵占临安，帝后王臣都成为元兵的俘虏，只有后妃带着赵昰、赵昺两个皇子出逃，并得到南宋旧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保护。随后为了将赵宋的残余消灭，以绝后患，元兵对宋室继续追杀，宋室继续南逃，端宗赵昰在十一岁时病死，群臣继立八岁的赵昺为卫王，以陆秀夫为左丞相，文天祥为右丞相，张世杰为太傅。卫王最后迁至崖门，召集二十多万军队，建营驻扎。
文天祥被俘后，崖门被围，张世杰等丢弃岸上营地，率兵将全部下海，与元兵决一死战。元兵久攻不下，便切断宋兵的粮草和取水的后路，前后夹攻，张世杰见大势已去，便突围出海，后来死在现今阳江市海陵岛附近的海面。陆秀夫保护卫王，无法逃走，便先叫妻子投海，然后抱着幼主投海以免受辱。后来，杨太后和后宫、大臣相继投海而死，以全忠节。据史书上记载，当时浮尸在海上有十多万，宋室就此灭亡。
到明朝时，崖海兴建大忠祠，在祠堂内立“死难义士神位”以资纪念。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又奉“故宋忠义同死国事诸臣”和“故宋同死王事于广诸臣”之神位。
崖海的战争中，南宋官军士兵能够视死如归，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保护宋室的正统血脉，以求日后反击元兵。殉国的死难者中有跟随赵氏政权从临安出走的官兵，有张世杰的江淮水师，有南下沿途结集的勤王志士，有福建、潮汕等地的畲族队伍，有当时新会各地的义勇乡兵、崖海一带的“乌蜒船”民，还有后宫伺宦与军官眷属。
他们千里奔随，出生入死，慷慨赴难。这其中的悲壮和决绝，岂是“正统”二字可以解释清楚的，但是若否定了“正统”，这千万人的死，便如同落花流水一般再无意义。
政权之中有正统，学术流派也有正统，其实中国人穿衣打扮都要讲究正统不正统，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论语》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正之后，每个人才有自己的位置和一份应尽的责任。因此，如钱穆所说，正统的问题过去在争论，现在和将来，还会是中国人探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