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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开一个存款凭据，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三十文的利息。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称作“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开始出现，城北称为“山西票号”。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晋中富商榆次常家的“独慎玉”商号，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钱穆在讲到中国的经济史时，提到一种国人常有的误解：认为中国历来鄙视经济，也不重视工商业发展，因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必然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消除这种误解，首先就要明白中国传统对经济问题的主要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
生活需要经济的支撑，但我们对物质经济的需要是有一个限度的。钱穆称此限度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必需限度，对人生属于不必需。这种不必需的经济，他称之为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需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会产生一些反作用。因为它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是提高了人生。“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钱穆对中国经济观如是总结。
就像现代社会中，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所有的东西都极尽人能去做到精致、奢华。有人说“女人的衣柜中永远缺少一件适合自己的衣服”，而男人对车、房、权力的追求也不亚于女性对美丽的物化欲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提到优质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奢侈生活的新说法，越是在追求物质的满足，人内心越容易失衡，所以现代就普遍出现了所谓的“都市征候”。
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关系到衣食住行，是人生所最必需的。西方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将生理需求作为最基本。若一个社会脱离了农业，就无法生存，就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西方的情况与我们不同，农业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重要差别。
中国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也正因为我们在经济需要上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都根据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来作决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为主，而人生为副，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正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自给自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谈及经济问题时，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钱穆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传统意见是，不能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以免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的累赘。
既然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是在于追求人生的提高，艺术品和装饰也就相继发展起来。“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钱穆如是说。
思想上的主张影响了经济制度，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政治史、社会史也可以作为研究经济史的角度；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与其特殊性当中，中国的经济思想才能够渐渐浮出水面。
政治，不过是学术的傀儡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理想，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产生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如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中国历史才能稳步向前。学术的兴衰和健康与否，关系着社会的盛衰好坏。
追溯古代典籍，可以说中国史上第一个用学术来指导政治的人当属周公。西方哲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曾对他心目中的政治领袖有一个素描，而周公正基本上符合了柏拉图的理想。他充满智慧，但不是“哲人王”，而是以摄政的身份来管理政治。钱穆说周公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
周公主张以礼乐来治理国家，颁布了《周礼》。“尊天、敬德、保民”为核心，是我国“以德治国”的思想之端。孔子称赞周公的主张，并以复兴周公之道为毕生的理想。《论语》中记载：“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对周公的衷心和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在政治上，孔子虽不得意，但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则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可以说中国此后的全部学术史，均以孔子及儒家思想为主干。所以钱穆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
中国的学术发展很繁荣，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卢梭、孟德斯鸠式的理论家。是中国的政治学术发展较晚吗？钱穆回答道，中国学术思想不尚空言。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只有坐而言、起而行，才能有真正的价值。若徒言不行，纵然著书立说，也只是纸上加纸，这样的人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西方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辩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的大系统大理论的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论语》开篇便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便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的一项提纲挈领的叙述。孔子观察日常人生，然后将为人处世的亲身经验记录下来，这不是纯思想或纯理论的哲学。要领悟这句话的真谛，也需要投身于实际生活中，亲身体验一番，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每一步都是层层递进，息息相关。中国人讲学问，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还是知行合一，都是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知行”两字并重。
有人说，自从周公定礼而孔子阐发之后，中国人的学术便无进步可言。的确，周礼之后，再没有超过它的新思想出现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学术没有进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的，是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也是孝子，他们都在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对象面前，各自实践孝道。但我们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周公在后，便说周公孝得更进步些，也不能说闵子骞又比周公孝得更进步些。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取向，也因此，钱穆认为，可以将中国的学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也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治平之学，也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弄清这两种分法，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学术的一个基础。
我们评价三国时代的曹操与诸葛亮，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也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是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这样的评判标准，也正是中国学术大传统的主要精神所在。
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但是他对领袖的忠贞，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仁心诚意，备受后人崇拜。当他高卧隆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仲、乐毅，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备三顾草庐，他才决定出山辅佐刘氏。这种自矜与自重，也是后人非常仰慕的。至于曹操，他曾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是建安文学之首，又在政治、军事各方面超出同辈中人，很多人说历史上真正的诗人政治家唯属曹孟德与毛润之两位，但是曹操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
中国人认为，心性修养是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的根本，人格德性才是区分高低贵贱的标准。学术绝不是离开了现实生活的清谈，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人生态度。政治背后是学术的知道，学术背后是心性的锤炼，心性的背后是道德的约束。研究中国的政治，既要看到当时的主流学术，又要看到这种学术背后的道德观。
盛衰得失辨英雄
史家的功绩，不仅在于完成了一部史书，而在于这本史书将会带来的作用—催生新的历史人物。比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就为后来毛泽东反复研读，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开天辟地的人物，其中不能说没有《资治通鉴》的影响。
我们研究历史，最终是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到最后，还是想将现在的人培养成“历史人物”，不断地开拓创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人是历史的主角。研究历史，应该从人入手，然后回到人身上。
在文学史上，最受后人推崇的三位是屈原、陶渊明与杜甫。屈原得不到君王的信任，最后吟诗上下求索、怀沙自沉汨罗；陶渊明宁肯带月荷锄、东篱把酒，也不想在官场樊笼中多停留一日；杜甫更是“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一个注解，他有“致君尧舜上”的豪情，却只能面对“国破山河在”的现实，仰慕诗仙李白却得不到热情的反馈，虽立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感受过一天文豪的得意。这三个人都是失意的人，却均以赤忱之心、神来之笔，表达出了他们各自的心志。
熟语中有“志士仁人”一词，人若无志，纵然有才也不能算贤士。但其所志，也正贵在此“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有仁志便是立德，不论在盛世还是在乱世都是如此。而且，生于乱世的人，因为没有机会立功立言，往往更能体现出他的志与德来。
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首推孔子，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之世，王道已尽，时代将变。孔子以后，如孟、荀、庄等诸子生于战国，他们的时代更不如孔子。两汉社会胜过先秦，但论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较多出现在动乱的东汉时期，如经学大师郑玄，身经党锢，下接东汉末年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唐代人物，开元以前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衰贫，但文豪大家辈出，以朱子为最。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明亡之后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以上林林总总的人物，都生于乱世，却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局限，影响到后世。这便是钱穆所说的“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钱穆自己也生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的观点不仅超越了当时人对历史的认知，将来还会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重新找回适合我们的道路。
研究历史人物，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现实的人生上。“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既然同样有这样不短不长的一生，我们也应当相信人皆可为尧舜。如果没有见贤思齐的志向，那么古人是古人、历史是历史，与我全无关系，这样研究也不会有结果。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钱穆如是说。但他相信，如果当时的中国人都能设身处地、平心静气去研究历史上那些处于衰世乱世的人物，那些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甚至是那些如颜渊般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就会知道今天的天下兴亡与否，匹夫有责。脱离现实的空想，缥缈空疏的学术，只会让人嗟叹终老，辜负这乱世赋予每一个人的那份责任。
叔齐伯夷之志、阮籍嵇康之狂、王安石司马光之争辩，似乎都与我们的生活相隔太远。这些人不写进历史，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这样的人身上。中国历史的伟大之处与可爱之处，正在于有这样的人来解释人生的精髓，或许我们的身边乃至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那些藏在史书中的人生，能感受到时代的责任。
地理与文化的相互成全
我们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要说着这样的话，穿这样的服装，有这样的饮食与习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了解我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同样是面粉，西方人用来烤成面包，我们却揉成包子馒头，这绝不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地域差异也是一个潜在的操盘手。
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认为可以办成大事的条件。人在天地之间，如果说天代表着一种共同性，地就代表着一种差异性，不同的地域会孕育不同的文化，非洲人不同于爱斯基摩人，希腊人迥异于蒙古人。不同的地域也只能培养出特定的人物。孔子不能出现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现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现在中国，地理和历史是人的双重限制。
提到中国的幅面辽阔，我们可能没有准确的概念，但若说我们的四川面积相当于法国、陕西的面积相当于英国、云南比德国略大，可能就又能体会得深一些。有人说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不容易分成小国，但看一条多瑙河及其支流可以流经欧洲十多个国家，为何长江黄河、秦岭太行没有将中国分割成不同国家呢？可见这也不仅是天然屏障的关系，地理背后文化的黏合性更加强大。
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中，法国的伏尔泰是最关注中国的思想家。他称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政治开明、道德高尚……总之，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对中国的赞美更是热情：“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选一个精于辨识各民族的优点，而不是精于鉴赏女神的美丽的评判员，那么金苹果就应该奖给中国人。”
对于习惯各自为政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最能冲击他们的便是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这是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异。中国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但又似乎有很多信仰，中国文字在欧洲人眼中非常难懂，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中国不是另一个国家，而是另一个世界，这种文化巨大差异，也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地理传播来看到一条脉络。
一种文化长久停滞在某一个区域内，便很难突破和前进。但如果像流水一样随时变动，就能产生出新的浪花来。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这种迁徙，就成为文化的流动。
西汉末年，长安残破。东汉末年，洛阳又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汉族再汇合起来，便产生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中原人民，则形成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
文化的新生，需要新地域的培养。佛教传到中国，在慧能的弘扬下形成的禅宗南派，成为佛教后起的一大派。儒家从北方传到南部，便在宋代之后产生了一批新儒家。可以说朱子就是南方人物中最有影响力者，而此后重要的思想家，也多出自南方。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如太平天国起于粤，而平定太平天国的多是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蔡锷，都生在湘粤，毛泽东也是湘人。
在人文兴衰的这条地理路线上，我们便可看出中国文化能绵亘四五千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中国文化的新生与新力量，大体都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的。因此钱穆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正是随着新地域的转进而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