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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人对日本的电视剧和动漫都很感兴趣，因此开始自学日语，也逐渐去了解日本战国的历史。这本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只读《德川家康》，或者只看一部《德川三代将军》，不了解整个日本战国的局势，不知道日本战国之前的政治，也不了解德川幕府最后的终结，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一段历史。
因此在钱穆看来，从兴趣入手，由点及面的研究并不是最理想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样学习，会使你走到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
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到原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白，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的大全。
自清代“咸同中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多次的变动，每一次变动也曾引起人们的鼓舞向往，以为中国有希望了。这些变化究竟自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不能一帆风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只有具备大见识，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不了解中国历来的政治格局，而妄生揣测、空下断语，这样的批评是不能负责任的。只有先从通史入手，对现实的种种评价才不致肤浅荒谬。
钱穆本身是一个熟读中国通史的人，这一点和当时很多新学派的学者不同。有的人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但却大肆批评中国古代的封建愚昧，这在钱穆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可以说无论研究历史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通史都是基本的起点。
制度，用章法来掩护人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钱穆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时，最反感时人用“封建”二字将历史一笔带过，他最愿意仔细、好好地讲清楚的，便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史。
政治不同于政事。如秦始皇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而政治重要在制度，属于专门史。一个国家，必有它立国的规模与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成一系统，形成一个朝代的政治框架，这一个朝代的种种活动，都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
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是中国史书中最大的两种分类结集。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自古迄今，有其内在的一贯性。
其中有因有革，直到今天，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研究政治史，先要读编年史，再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
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史，钱穆提出要注意两点。
一是研究制度，不能停留于制度本身，而要从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史料来研究。因为制度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政治而设立运用的，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的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把科举制放到九品中正的背景下来研究，便可以看出科考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另外，历史上记载的制度，往往只举其标准的一个阶段来做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如果认为每一制度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的，也会误解历史。
二是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制度背后的思想理论。这一点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与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欧洲的卢梭、孟德斯鸠。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学者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施展，也就少有理论书。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而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一部政治制度史，也是极好的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
钱穆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的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皆因有一种良好的政治为基础。
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这种赋税制度一旦订立，就容易获得全国人民的诚服，社会便可借此安定几百年。纵有变坏，经一番战乱之后，这种制度又复活了。朝代更迭不断，经济制度也只有几次大的调整，这种事情我们因为习以为常而不愿意花心思多研究，其实这种传承是很值得研究的。
但和西方历史相比，我们的赋税似乎没有制度，才导致革命。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但是多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存在千年还是有道理的，古代的一切并非完全要不得，只想抄袭别人。
要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时，我们研究政治最重要的是能配合现实，坐而能言，起而能行。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不单是一书生，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身体力行的政治家，他们的观点与当时的国情、国际背景等等，都是要综合考虑的。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的那一套制度，延续了几百年，即使朝代换了，也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的思
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家的伟大之处。
钱穆说：“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盲目全部学习他人，其实等于迷失了自己。中国历史自有异于西方之处，如果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而一味西化，中国的前途是很可以担忧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对传统的抛弃造成的后果，人们的思想没有了寄托，情感找不到方式宣泄。因此，国学热渐渐升温，人们又开始从以往被我们抛弃的“故纸堆”当中寻求安慰，毕竟，好莱坞的电影不能完全填充我们生活中的缺憾。
所以，钱穆主张今天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当比较参考西方的政治，但绝对不可以数典忘祖，因为“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
社会，传统生长的土壤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区分了不同形态的，其学说经列宁、斯大林的发展，就形成了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说，这些概念我们今天还在用。但是钱穆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他一生从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历史知识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是需斟酌的。
中国社会能延续迄今，其坚韧性和持续力不言而喻。而且，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各国，日本、韩国至今保留着中国的很多传统，可以说中国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一个社会。这样的国家与民族，必然有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也必有获得如此成绩的主要原因。研究历史，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这个社会的潜力所在。
要研究社会史，需要大量的社会材料。很多人认为中国历来只关注上层，给权贵写家谱，而不注重下层的生活，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观点。
中国史籍记载自有一套体例。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的材料就很丰富。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须注意氏姓之学和谱牒之学。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世家大族兴起，又转成为门阀士族。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牒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则成于宋初。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佚，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
“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之礼。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如《颜氏家训》等，就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的一项材料。
中国地方志书，也是研究社会的重要材料。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有。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
方志的一般体例，包括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
要研究社会史，还要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钱穆常说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枝嫩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社会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当前的社会，呈现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无字天书”。
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以前，从事于游历，遍访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游历了很多地方，亲眼见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唐代遗址，见其辉煌雄伟，不禁更深刻地体会到史书上所记载的“贞观之治”的盛况。
先读懂眼前的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追溯到各项史籍，这才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但是说到读懂眼前的无字书，钱穆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从抗战时期眼见民族被侵略，到内战时期刀枪相向，钱穆眼前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感叹想要在这几十年间读懂中国社会实非易事。
不过传统的中国社会，依然能在战火和异乡中顽强生存。钱穆到南洋做过几次讲演，他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华侨虽然寄居异乡，可是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
中国社会广大而悠久，要研究这样的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也要从历史传统方面去看。主要在能把握其中的传统性和特殊性，看出人群相处间的关系，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才是研究历史和社会的最大节目与纲领。
文化，没有任何人被遗忘
如果说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和文化有关，那么研究我们的文化史可以说就是在研究一部中国历史。文化是全部的历史，也包括那些没有记载在史册上、但是曾经鲜活的历史。我们要在这全部的历史之中寻求一种永恒的精神，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
与钱穆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曾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书中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但钱穆认为，文化并非就等于一套哲学，哲学只是文化之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用哲学的方法来讨论文化，但讨论的内容还是整个的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
研究文化史，除了要具有哲学头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
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方面可能都相同。但正是这百分之一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身份。人都是圆颅方趾、五官四肢，但人心各异，这个异处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就能赶上现代西方文化了。这不正是忽略了人心而只看外形的文化抹杀论吗？各民族文化传统有相同处，然而仍有其相异处，而这相异处，才是文化研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二是讨论文化要从大处着眼，不可纠缠于细小处。
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就认为中国文化尽在于此。这虽然是中西文化中的相异处，但太琐屑细碎了。这就像我们有一个脸上长了痣的朋友，在介绍他的时候，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便再没有其他的话，那怎能让别人了解这个人呢。
现在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独特之处。微小的细节可以作为研究文化的参考，但绝不是文化的全部。
三是讨论文化要注重融合汇通的地方，不能专门只讲区别。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分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只有将不同场合的他重叠在一起，才能明白了解此人。如果只能分析，不能综合，就会像盲人摸象那般，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不能看见整个大象。
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等等，都属文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些方面的背后，有一个整体的文化精神。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将各个方面整体来看，就容易产生文化偏见。
四是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
钱穆回忆在他小学时代，有一位先生知道他正看《三国演义》，便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但说完这话，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位先生的话，看来是不对的。
文化的演进，如波浪般有起有落。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要取一个长时间来考察，研究文化也是如此。钱穆的小学老师，只看到他那时的西方，但后人再来说，便有不同之感了。
五是讨论文化应兼顾优点缺点。
我们讨论文化，要先了解它的长处，然后指摘它的短处。总不能说游泳健将不善于打网球，便是要被厌弃的短处。
文化体系如同一个七巧板，同样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只鸟、一个老人、一艘船，或一所屋子。重要的可以说不是材料，而是如何调动材料的思维。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革新，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思路。如同七巧板，原来有一个模样，开始动了一块，还依稀见得原来是个老人，后来都变乱了，原来的模样早已消失，但又拼不出新样子来。
文化自大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我们下功夫去研究通透我们的文化，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去考虑做世界人。
经济需要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