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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都需要一番思辨和总结，才有灵魂和深意。读史的方法决定着我们读史的效果和收获，作为历史教育家的钱穆，不仅说史，也说如何读史。
学术如榕树，落地生根
“我们的船渐渐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
不留一点缝隙。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这一段文字，我们都不陌生，这便是巴金在广州看到榕树写下的一篇散文，后来被选进语文课本，叫《鸟的天堂》。一株榕树，可以形成一片榕树林，看不清谁是根谁是枝，这样奇妙的景象，钱穆也用来做了比喻。他说：“学术等于我们在南方见到的大榕树，一根长出很多枝条，枝条落地再生根。”
经学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一个大根，长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其中《春秋》这一枝又落到地上，生出了《史记》，如此长出来便是一棵大树，《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就是这棵树上的枝桠，往后不断向上长，分出十三类、二十四史、三通十通出来，这是史学的一枝。文学上，《诗经》一落地，便长出了汉代人的乐府，乐府慢慢长成新条，如古诗十九首等，后来又长出律诗、绝句这些枝桠。又比方说，诸子百家这一大丛枝桠中，老庄之学落地，生长出了王充的《论衡》，另外变成了一枝。
这棵榕树，虽然新的枝条在不断生长，但是旧的也还在。学术正是如此，虽然新的东西在不断发展，但是旧的基础没有消失，新旧可以并存于世，也可以同时衍生出新的枝条。如一个清代人，既可以在前人衍生出的新枝条上发芽，也可以在六经的老树根上发芽，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国学才显得如此繁荣而又复杂。但其中其实有先后可循。
历史本不是一门专门的学术，就是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史学上的开天辟地之作。虽然《尚书》《春秋》当中的文字都可以看作是史料，但人们并不看重史学。在魏晋时期，经史子集中的史所占的分量与经比起来，还犹如一棵榕树与旁边有三两叶子的小枝桠一样。史学独立成一棵树，并有自己的“史学”之名，正是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的。
在《隋书·经籍志》中，史部被分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钱穆说《隋书·经籍志》中的变化，是历史上一件极大的事情，比汉光武帝、曹操这些政治人物的影响还要大。
了解史学这一株榕树的成长史，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史学发展的大体，也让后人在学史读史的时候明白，史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它的根部，还与其他的文献典籍联系在一起，正如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读历史不局限于史学这一枝，整个中国古代的文献这一片榕树林都是需要研究的。
钱穆个人最反对的读史和做学问的方法，就是给自己画一个圈，只去研究圈圈里面的内容，一旦超出这个圈，再好的书也不想读。这就像看榕树，只盯着眼前这一枝看，忽视了旁边的大片丛林，也就看不到这一枝的全貌和整个榕树的形状。
在讲唐代史学的时候，钱穆向听众推荐了《贞观政要》和《通典》两本书。他说要仔细读的书并不多，但重点的几本不能省略，就像游北京，故宫和长城还是要去看一下，而四合院并不是每一个都要走的。读了几本经典的史书之后，还应该看一看《论语》《孟子》之类的。“为什么要圈出一个小圈圈，在这小圈圈里拼命找材料，作一篇论文，也得二三十万字。这只是现前的时代风气。”钱穆说。
大家不拘于一个小领域，讲中国史也不该只从战国讲起。中国思想，也不止老子、孔子。钱穆说：“诸位不要说我不学思想史，这些和我无关。做学问的先把自己关在一小圈子里，坐井观天，所见自小。若说此刻没有工夫，这却不要紧，可慢慢来，此事不争迟早。”钱穆在讲历史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听者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的方法，他崇拜朱子的博大，反对在学问大范围内重重筑关筑墙，因为画地为牢，只会将兴趣、理想、抱负关死。面对看起来复杂茂密的国学丛林，从一枝飞到另一枝，便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如果飞得高一些，还能看到整个榕树的面貌。心有全牛，自能游刃有余了。
有灵魂的材料才是历史
一纸《报任安书》，让太史公的两难和诚恳名垂千古，如果换作另一个人来写这个为著书而忍辱负重的故事，会是怎样的文章？断不会有司马迁自己体会到的那般深切残酷。
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笔下，便会有不同的故事。写书如缝衣裳，虽然都是用的布，但是不同的裁缝能做出袍子、裙子、裤子，这便是方法的不同。《尚书》《春秋》《史记》，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它们虽然都是写的历史，但是《尚书》是记事的，一件一件事地写；《春秋》是编年的，一年年地记载；而《史记》是传人的，一人一人地写下来。
不仅是记事的方法可以体现作者的见地，对历史的取舍也同样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多年来的历史，要变成书，史家做得最多的也还是删减故事。
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他的工作室还包括刘恕、刘攽、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在具体分工上，司马光当然是总编和录排编校总指挥。
在编书时，为了突出自己的劝上意图，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虽然屈原是历史上著名的人，但是司马光认为他对当时的政治没
有什么影响，因而不取。不仅参考了大量的正史，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也不下三百多种。初稿长编长达三千多万字。经过反复研究，司马光除将他认为最可靠的材料编成《资治通鉴》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
编完一部《资治通鉴》，剩下没用的材料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六十六岁的司马光身患编辑职业病，“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
司马光对史材的把握，紧紧扣着劝诫君王的主题，因此《资治通鉴》后来成为一部帝王教科书。欧阳修与薛居正都写《五代史》，但是欧阳修凭一己之力编出的《新五代史》却受到钱穆的称赞，认为它要高出旧史很多。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主编的旧史不同，他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他常以“呜呼”开头，“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抨击那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于是他模仿春秋笔法，自编新史。
司马光与欧阳修，都是将材料作为自己的工具，赋予它们灵魂。钱穆所担心的，则是在他那个时代，写书的人只把众多材料凑配，写史者自己变成了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而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
在周公时，中国古人本没有所谓史学、经学的观点。一切创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章法可循。孔子作《春秋》，后来被奉之为六经之一，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史，但在孔子脑子里，也没有如我们所谓的“编年史”三字。
像周公和孔子，才是钱穆所说的“真创作”，如果要别人来找材料，就不算用心，而学习贵在用心。书人人能读，文章人人能写，材料人人能用，但是各人的用心不同，读书、作文，都会有高下之别。
钱穆比较推崇清代章学诚总结的史学三要，也就是史才、史识与史德。
史才，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起义，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才能明白当时的社会情况；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能将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干的两件事情看成一事的多面，这种才智就是史才。
史识，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如一块石头有坚固和洁白两种性质，这本是不能分开的，而我们的思想能把捉住这两种不同，看历史也要这样来把捉。这样的能力，就是史识。
史德是一种心智修养，要从史才与史识中逐渐培养出来。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就是史德。
综合这三种能力，材料便不简单只是材料，而可以成为研究历史、走进历史的阶梯。最后也能提高心智修养，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
无门户之见，但慕大师遗风
南北朝时期的大思想家、经学家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这是中国历史上名人著家训教子立说的先河。颜之推之子颜思鲁，也是博学之士，思鲁的儿子中又有颜师古，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小学，更是贞观年间一大经学家。颜氏的后人当中，还有大书法家颜真卿。颜氏一门成为后人研究家学传承的范本，这一个庞大的学问之家被称为“琅琊颜氏”。
中国历史的学问极讲究师承，而师承莫过于家学渊源。在古代，几乎绝大部分著名的学问家都是有家学根底的人，“学术父子兵”比比皆是。
在经济和交通都还不甚发达的古代，口耳相传、耳濡目染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所以家学成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包括做个打铁的生意，都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被称为“畴人之学”。
钱穆对这种学问继承的现象有一个批语，叫作“门户之见要不得，而师承传统则不可无”。做学问既要知一家之言的来龙去脉，又要防止门户之见、狭窄短浅。民国之前，钱穆的这句批语重在“门户之见要不得”上，因为当时是师承派系明显，而不够开放。清代的学者们喜欢创立门户，如桐城派、浙东派、吴派、皖派，汉学、宋学，经今文、经古文，等等，将清朝的学术组建成一个立体复杂的大厦。虽然各家都有专长，但也有不足之处。学派是一种身份，也是学者继续探索的桎梏。
但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钱穆做演讲时所说的批语重点则转移到“师承传统不可无”上面了。当时年轻人接受西方思想，加上国学本身遭到批判，学术不兴。新一代的年轻人变成无所师承，但信口批评的一代了。所以钱穆寄语，要循着一个学术派别来做学问。
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学术创造都是在学派中产生的。古希腊有柏拉图学派，春秋战国时期有儒家学派，当代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一个集思广益、前赴后继的集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学派最多、最富个性的时代：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九流十家相互争鸣，诸子百家遂成。孔子也可以说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学派领袖，而《论语》就是儒家学派的内部交流记录。
师承学派，意味着一种绵延持久的努力，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一种思想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建一座精神大厦与建一座商城不同，因为精神上的建设到底能筑到哪一层，是不知道的。只有后人不断去试探和思考，才能慢慢往上走。今天的儒家，就可以说是世代儒者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座巨塔。学有师承，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西学东渐愈演愈烈，国学大厦岌岌可危。这时候的年轻人只想将这些建筑一栋一栋摧毁，更谈不上师承，只是遇书便读，无所取舍。钱穆说：“长此以往，将没有学术可言了。”
既要继承前人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囿于一家之言。进退都要把握好度，否则是过犹不及。这种学术太极，钱穆本人算得上一个高手。
钱穆本人师承的，可以说是古典文献当中的精华。他熟读史书，也详究经学，对以往的名家经典都做足了研究的功夫。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钱穆在国学和史学上的发言权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钱穆又没有将自己归于某一个学派当中，他毕生都反对创立门户。
林语堂曾写了一篇《谈钱穆先生之经学》，他将钱穆看成是一位平允笃实的经师、一个不持门户之见的史学家、一位承前启后和惠嘉百世的学者。林语堂说：“宾四先生的学问，不能以训诂、章句、音韵之学视之。惟其他是史学家，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伦理、哲学，及学术之隆替，三致意焉。”林语堂也非常推崇钱穆的《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说：“学者取此二者细读之，便知道钱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只字的工夫，然后知道他学问之精纯，思想之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工夫，作平正笃实的文章。”
所以，在后人讨论钱穆是否是“新儒家”的时候，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穆绝不是什么派系中的人，他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成为一个独立学者，自己先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又要不断突破这个高度、不断向上看，这样的状态，正是一种在学派与门户之间的得当拿捏。
做足“说文解字”的功夫
做学问要有一个大局的意识，明白学术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来思考材料背后的精神；还要有所师承，避免信口开河，走了冤枉路。但即使这些都做到了，我们还不能开始研究历史。因为等待我们研究的是坟籍史册，我们首先要能读通读懂，才能有所创造。钱穆说：“古书不明，由小学不振。”这里所说的“小学”，也就是说文解字之学。
“通文字不仅为读书，从更大意义上来说，要研究民族文化种种要点，要从语言文字入手。也可以说，此下中国文化不复兴，也就因为我们的不识字，或者识字识得太粗浅、太浮薄，不能从精细深奥处去了解。”识字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竟然成了我们文化传承的一大危机。
不管繁简之争的结果到底如何，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认识繁体字是最基础的功课。也只有在这个最基本的能力之上，才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
汉字是我们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它自成一系，从象形到六书，而后隶变、楷化，甚至衍生出专门的书法字画艺术。一个汉字，其中有形有声，形声会意，错综变化。如：古语中读辟音的汉字，都有分开在旁的意思，故臂，上肢在身两旁；壁，室之四旁；劈，刀剖物开；襞，布幅两旁相缝叠；璧，玉佩身旁；嬖，女宠旁侍；僻，屏开一边，侧陋邪僻，不在正道；避，走向旁去；譬，以旁喻正，使人明了；癖，宿食不消，僻积一旁……
汉字之妙，钱穆一直是赞不绝口。就从明白一个字的含义和渊源而言，繁体字确实比简体字更加接近本意，如季羡林先生说坚持写“愛”，因为“有心才有爱”。
但是钱穆所说的“小学”不仅仅是要认识繁体字。从学术上来说，一般“小学”要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也涉及校勘、改正讹误和辨伪。《吕氏春秋》中有一个经典的识字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夏到晋国去，路过卫国。他听到有个人在念历史书：“晋国的部队三豕过河。”子夏说：“不对，是己亥（古代计时法）。那‘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后来子夏到了晋国，问晋国人那句话怎么读，晋国人说是：“晋师己亥过河。”
古书因为传抄、散佚，常常容易出现这种“三豕涉河”的情况，如果没有一定的小学底子，便不能弄清楚其中的含义。
汉 字 寓 意 深 刻，春 秋 笔 法 中 往 往 一 字 藏 褒 贬。“征”“伐”“侵”“袭”“讨”“攻”这六个字，在古汉语中虽同指军事上的进攻，但在意义、用法和感情色彩上却有细微差别。
“征”带有褒义，表示主动的一方在道义上占优势，常用于上对下、有道对无道。“伐”是中性词，多用于诸侯或平级之间的公开宣战，一般师出有名，《左传·庄公十年》中“齐师伐我”，后来，因“征”“伐”二字经常连用，“伐”也逐渐有了褒义。“讨”是先宣布罪行，后加以攻击，有言字旁，说明主要是舆论上的进攻。“袭”是乘人不备而突然发起进攻。“攻”是军事进攻的泛称，一般不带有感情色彩，作者立场中立。“侵”则有明显的贬义，是不宣而战，直接侵犯别国。如我们现在还使用的“侵略”。
一字之中深意无穷，这既是我们阅读史书的一大挑战，但也是汉字的一大乐趣。简洁的字句中有写书者的一份感情，也有那些历史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激烈的斗争。读史并不是去摇头晃脑地背史书，先明白了每一个字的艺术，史书之中的故事和史家的个性也会跃然纸上。把死书读活，把复杂的历史读简单，便能继续下面更深入的研究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钱穆也专门对中国的第一部史书《尚书》做了考证辨伪。
钱穆说，“《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除了因为年代久远，造成文字佶屈聱牙之外，还存在真伪问题。
《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秦始皇焚书时，有一个经学博士叫作伏生，他悄悄收藏了一部《尚书》，装在家中的墙壁里，待到汉代的时候，接近百岁的伏生藏有《尚书》的事情，传到了汉文帝的耳朵里，皇帝便派了一个名叫晁错的学者到他家求书。但伏生已经口齿不清，加上双方口音不同，只好由伏生的女儿帮忙翻译。几个月后，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朝中。这个版本的《尚书》被称作伏生《尚书》。还有一个问题，先秦是写篆体，秦代汉代都写隶体。于是把篆体的
叫古文，拿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后来在伏生的帮助下由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它拿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是官方版本。
后来，武帝时，有人建房子的时候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这些古书为孔子后人孔安国所有，其中就有一部《尚书》，则称作孔壁《尚书》或孔安国《尚书》、古文《尚书》。
有了两个版本的尚书，自然就要比较异同了。伏生《尚书》只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在这共有的二十八篇中，文字也不尽相同。孔安国《尚书》一直没有被列为官学，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汉末大乱，古文《尚书》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以后，学者便把两种版本的《尚书》合而为一，成为今天见到的《尚书》。
钱穆看到的《尚书》版本，又不知是经过了多少双手传抄、批注、誊刻了。这本书可以说是“来历不明”，因此难免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朱子就曾说，为什么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到元代吴澄、明代梅，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直到清代，阎若璩写了一书名《尚书古文疏证》，辨别真伪，此事才得成为定论。
但是钱穆并没有完全相信阎若璩的结论，经过他反复对比和推敲，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但是在这十几篇《西周书》里面，也还是有问题。为此钱穆曾写过一篇文章，便是讨论《西周书》的。
钱穆辨伪的思想，在他的《朱子学案》中也有体现。他对朱子思想作了全面考察，共分五十八篇论述了朱子的整个学术，其中就有校勘辨伪。
清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一切古经都是西汉刘歆伪造，只有今文经学才算是经书，今文经都是孔子假托古人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虽然当时康有为也很有影响力，但是钱穆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派胡言”。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有理有据地驳斥康有为的诸多不通之处，不仅洗刷了刘歆造伪经的不白之冤，也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
钱穆身体力行，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精神用于治学。但他不是在自说自话、怀疑一切，扎扎实实的国学底子才是他敢于怀疑的勇气来源。
读书是在和作者交流，这种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如果迷信书本，自己没有见地，则等于将材料过了一遍，而对自己没有启发。这样读书，有劳而无功，意义不大。
莫为批评而批评
在《春秋》中，“崩”“薨”“卒”“死”这四字，表示不同身份的人去世。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之死才称“死”。《春秋》里把这四个字分得很清楚。孔子是鲁国的大夫，孔子之死史书也称“卒”。
到了钱穆所在的时代，疑古批古的风潮正劲，说到《春秋》当中的用字时，便有人说，人死难道还要分一个高低贵贱？古人把死分得这样开，都是因为他们的“封建头脑”。
类似这种说法，还有很多。古人记载平时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颜色搭配和禁忌等等，都被批为封建形式主义，迂腐老朽。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不讲有没有学术性可言，只是一味批评古人，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得说出点什么来，慢慢就变成了为了批评而批评。先自己下一个结论，比如认为传统都是坏的，然后到处找材料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时代大流如此，社会舆论如此，钱穆作为一个高中肄业、自学成家的小人物，发出的反对的声音也很容易淹没在洪流之中。但他还是要讲：“这种对古人的硬性批评，其中没有学问可讲，至少做学问，不能先开口骂人。”
譬如钱穆认为，古书里的有些特定用词，与其论是反映了某种“不良”思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孔子在《论语》里说“予将死于道路乎？”“颜渊死，子哭之恸”；庄子说“老聃死”，也只用“死”字。《论语》和庄子的话，都是记录的平时言行，所以可以看作是民间话。而《春秋》里的文字，大体是根据周史官来的。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这是周公制礼作乐里的一套礼制。原本是当时政治上的东西，慢慢这种称法成为当时的一种“官用话”。这两种用法，是当时的社会情况如此，并不是要刻意地区分什么。
其实在钱穆那个时候，对古书、历史的批评，有对的也有错的。鲁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说：“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但是一股批古的浪潮，将中性的批评者也带入只说坏处不说好处的习惯中，渐渐越来越多的人都以批古为荣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国时有很多人思考为什么汉武帝要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学。后来有人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慢慢这种说法就成为了“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但钱穆又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
钱穆认为，汉武帝十七岁做皇帝，他还是储君的时候就对儒家的言论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接纳董仲舒的建议。钱穆在《秦汉史》中有详细的考证。他推测，汉武帝表彰六经为的是要便于专制统治的观点，应该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汉时很多人认为汉不能走秦的老路，秦统一六国后十几年就亡了，汉该学周，因为周朝绵延至八百年。董仲舒便是这种想法的代表。董仲舒劝汉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复三代夏、商、周的古。秦代的博士制度兼容并蓄，不论宗主都可以参与廷议；到了汉代，既然要革秦，就罢黜百家，专讲六经。
秦始皇专制时，不论门派都能议政，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但不能说这样就是为了加强专政。“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钱穆相信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当时人们所揭示的“加强专制”这样简单。然而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
“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哪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钱穆这种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又何尝不表现出学者的勇气呢？
带着疑问来读书
《论语》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陆九渊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钱穆将他们的话提炼成一句：读书问题不能不有，但答案不一定能有，且莫要急功近利。
读书要有疑问，因为我们常说“学问学问，有学也有问”。读书就是学，问是第二阶段。不管是问老师，还是问自己，都要“会疑”。但这并不是“怀疑”，对什么都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
对于学史的人来说，司马迁的《史记》至今已两千多年，在《史记》以前，《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几百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到现在最少说也有四五千年。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记录？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春秋》，再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的《史记》？如果这样来疑问，便会慢慢看出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
孔子和六经一直以来便是中国人学问的正统，但是为什么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宗屈原、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的事，为什么要说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只尊孔子？这样的问题，钱穆肯定思考过，也给出过答案。但他的答案，并不是立即就得出的。比如直到钱穆九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高兴地说，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他终于领悟到了。
如果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答案，得出的答案未必正确，而这种学习的心态也未免求之过急。越是有深度的问题，越是需要时间来回答。西方也说：“很快明白的东西，维持不了很久。”带着一个等待答案的疑问来读书，对知识会更加敏感、留心。科学上很多大发现，都是在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工夫，才解答出来的。
牛顿当年被苹果砸中，便想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而往地下落？书本上没有答案，他也无法立刻回答出来。但我们都知道，最后他终于解答出地球引力的奥秘。所以有问题时不要急于寻求答案，要能埋头一本本、一部部地去读书。
《尚书》《论语》《史记》这些经典，是中国人世代慢慢传下来的“必修本”。但是到了近代，一些人不去读这些古书，看到了也视而不见。这样的人便不能做学问。真正想要弄清楚中国的传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还需静心将历代推崇的书看一个遍。虽不是本本精读，但要知道大体。埋着头跑向前，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放开眼睛四边看。这是钱穆向他的学生推荐的一种学习方法：既要“高瞻远瞩”，又要“博览综观”。
东汉人王充曾在京城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他喜欢广泛阅读，记忆力很好，过目不忘。但是他不拘泥他人的观点，是我国思想史上少有的敢于大胆怀疑的人。
虽然王充没有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但他的学习过程中充满了思维的乐趣。他一生没有得出关于神鬼的绝对答案，直到今天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对宇宙认识得不够。但是带着疑问去读书的人，正如钱穆所说的那样，不容易产生倦怠，一直为了答案而追求。
《史记》的立例与破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他之前，有记言的《尚书》和按照年代编写的《春秋》。《史记》虽以人物为中心，但也要处理记事和编年的问题。如记载项羽这个人，他在何年做了何事便是要写的重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
本纪主要是写帝王的，如《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直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写汉高祖、汉惠帝，就从他们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提纲挈领写一遍，所以本纪如同《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主要是分国的，春秋时代有较为强大的十二诸侯国，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也照年代排下，主要还是记事。
列传，主要记录著名的人物，不是王侯但很有影响力，是《史记》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太史公的独创。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就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到了太史公正式地规范了列传的体例。
表，就是将事件列成表格，简洁而又一目了然。书，是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水利问题就作《河渠书》。
因此，太史公的《史记》其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兼收并蓄，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
计划建一幢房子，先要有一个大间架，一窗一门，则小木匠也可做。大著作家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需要大学问来支撑。史书中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死格局。司马迁在使用体例上，就体现出了大师的智慧。
春秋战国分国写史，太史公把每一国作为“世家”。但到汉代，情况又不同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没有把封地传给子孙；萧何封为酂侯，但也只是封他酂地，使得“食禄”。留与酂都不属春秋战国时的那种独立国家，但既然他们被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他们列入“世家”。
在春秋时，孔子并没有被封一个国，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照例入史应该称“列传”。但是《史记》却特别把孔子立为“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吗？但到今天，后人看过孔子几千年来对中国传统的影响，才明白太史公见解的伟大之处。孔子的地位列入“世家”绝对不虚。孔子的伟大，也可以看到太史公见识的伟大之处。在太史公的心目中，孔子是全中国历史思想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纪孔子以“世家”。孔子的伟大和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太史公没有多言，只将“列传”换成“世家”二字，便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先秦诸子方面，孔子作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这又是一个特例。《史记》并没有墨子、荀子弟子列传。在战国时，所谓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但太史公只写一篇《孟子荀卿列传》，把孟、荀两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讲战国儒家就是孟、荀两家。太史公还写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把法家申不害、韩非和道家老子、庄子合成一传，说法家思想是从道家来，这种见解，也是超出他的时代的。
后人批评太史公的书“疏”，粗枝大叶。到了班固的《汉书》，就改称《项羽列传》了。但项羽不是汉代人，把项羽列汉初，也是不妥的。历史与思想，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像太史公《史记》那样写《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只几个题目，就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不凡之处了。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最佩服道家，对道家也有极精到的言论，太史公承父遗命来写《史记》，但《史记》里对百家观点，便和他父亲的观点不完全一样。司马迁把他父亲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记》里，钱穆不禁佩服“这样的史官才是真正的良史”。
司马迁与班固：一“龙”一“猪”
我们常将司马迁和班固合称“迁固”或者“史汉”。《汉书》是我国的第二部正史，也是第一部以朝代为限制的断代史，因此也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黄仁宇曾评价说：“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钱穆也和黄仁宇一样，比较欣赏《史记》，他甚至引用郑樵的话说，两者相比，实是一“龙”一“猪”。
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间隔了一百七十多年，等于我们今天到清道光年间，还是有很大一段差距。两本书问世之后，命运也迥异。
魏晋南北朝时，崇尚骈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而轻太史公《史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明代归有光尤推《史记》，清代桐城派也重视《史记》。曾国藩曾把《汉书》的骈体拿来补充进《史记》的散体中。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当时便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如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都曾以《史记》为名动笔。班固的父亲班彪也在其中之列。班彪死后，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和司马迁一样，决心继承父业。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他因“私改作国史”被关进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辩护。后来汉明帝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成为官方的编辑。
这一点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两人虽同样曾身陷囹圄，但两者的境遇有天壤之别。一个因为家贫无助而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只为成“一家之言”；一个却在家人的帮助下因祸得福，成了拿政府俸禄的官家。
《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固的妹妹，也是当时的大学问家班昭在她兄长死后独立完成的。
《汉书》在体例上对《史记》有所损益，如《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成为后来正史的范例。
太史公书大部分都是原创，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文字感情饱满，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汉书》中则缺乏这样的文字。这也与两位作家的性格有关。司马迁为交情不深的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
太史公写人，常会把感情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让那个人跃然眼前。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后人读了都想见其人。太史公都是从欣赏的角度来写这些人的，一部《史记》似乎是活的，因为书的背后有一个活的司马迁存在。班固的《汉书》，则是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叙事得体，但是没有《史记》生动和感情饱满。
司马迁的《史记》中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司马迁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罢黜百家”之后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柱，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写项羽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而刘邦倒是像一个伪君子。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司马迁的狂放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司马迁传》中，班固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是两人究竟谁更值得敬佩，钱穆和黄仁宇都把票投给了真性情的司马迁。
刘勰与刘知几，谁才算史家
“最近我们的学问是不在中国了，也似乎刘知几比刘勰更时髦。那就无可多讲了。”钱穆的这番话，情近司马迁的“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钱穆对刘勰的同情和赞许，在他批评时人只重视刘知几的现象中表露无遗了。
刘知几的《史通》这部书和《史记》一样，都是个人的著述，因而不受朝廷的干涉，主要是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见解。刘知几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特点和得失，并认为断代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中国历史上少有“通论”“概论”之类的著作，而刘知几的这本《史通》对纪传体的各部分体例都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对写史的方法和技巧也有论述，因此钱穆说这部《史通》是中国学术史上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
中国在文学上，上自唐代韩愈、柳宗元，经宋以下，都不重视以研究骈文为主的《文心雕龙》，所以一般人多读《史通》。直到近代，人们开始重新研究骈文，才重视起《文心雕龙》，并与“红学”一样，形成了一派“龙学”。
《史通》能够在史学上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一定程度上和刘知几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有关。他敬佩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的史家，如董狐、南史；次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的史家，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史家，如史佚、倚相。
经过对史书和史家的一番考究，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要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钱穆对史学的标准则异于刘知几。钱穆说史学的工作，主要是考史、论史、著史。《史通》虽然被列为一部评史的书，所谓评史重要是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但《史通》只是评论史书和史家，并不是评论那一时代的历史。
史书记载“史情”，就应该有“史意”。所谓“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实际情况，如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现代人对这件事的理解是汉武帝为了方便专制，但钱穆认为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实情。对每一件史事，要懂得探究它背后的实情，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
如研究《春秋》，就该认识春秋时代这段历史背后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正明白到那时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钱穆认为《春秋》是孔子所著，它是有史法的，这种史法就来自于孔子对春秋时代之史情与史意，有他的一番极深的看法。
但刘知几的《史通》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讨论《史记》怎样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只是着眼于方法，而 忽 略 了 历 史 背后的实情与意向。这样只论史法，并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这在钱穆看来，是肤浅的、皮毛的。
说到底，钱穆认为刘知几的最大不足在于，他对整个历史没有一番清楚明白的看法，没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发表的议论也就是不能切中肯綮的驳议了。
而比较之下，刘勰的《文心雕龙》更得钱穆看重，因为他能注意到学问之整体。刘勰注意到了学术的本原、文学的最后境界应该在哪里，这些用心，是刘知几所缺乏的。
因此钱穆说，刘知几只是一个史学专家，他的知识和兴趣，只在史学一门，而刘勰讲文学，却能注意到整个学术的本原，因而刘勰不能仅算一个文人，他是专而又通。只有对整个学术大局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高屋建瓴，创作出值得敬佩的作品。这便是钱穆的“史学最高准绳”。
欧阳修《新五代史》，正史中的异数
如果将中国的史学划分成一段一段来评价，从《春秋》到《史记》，是史学的一段黄金时代，而时代背景则是春秋战国的乱世；从东汉到唐初刘知几的《史通》，是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也算中衰，史学发展虽然看起来很繁盛，但是钱穆说它不够理想；第三个阶段是宋。宋代衰弱，但是史学比第二时期要胜。为什么这样说，钱穆以宋代的欧阳修为代表做了解释。
钱穆所要说的，并不是他“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的《醉翁亭记》，也不是他“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诗词，而是他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唐代以后，中国人修史都是政府委派，公费编撰。唯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属于他的私家著史。欧阳修之前，已经有前辈薛居正主编的《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体例和写法都不同于薛史。《宋史·欧阳修传》中的话可以作为他别出心裁的原因：“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这里所说的“《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感叹“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他所要做的，就是将那些寡有“廉耻”的现象写出来，让后人明白是非曲直。
欧阳修的这部《新五代史》，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以发表。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朝廷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了金朝最受汉文化影响的章宗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史。
用钱穆的话来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文比《史记》，而义理近《春秋》。文比《史记》，是因为欧阳修本身就是一个大文学家，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要高出列朝史官很多。因而他的文章读起来本身就一种享受。
说他义理可比《春秋》，是因为他对历史的觉悟，著书以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为宗旨。也就是既有精彩的史情，也有诚恳的史意。
五代所谓“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为期五十四年，但是有八姓十三君，除了梁唐合计有三十多年，其他都是短命王朝。而且这些政权之外，还有一些小的政权独立其外。因此有很多人做过好几个朝代的臣子。这就让史家很难按断代来写世家列传。旧史按照谁死在哪一朝就列为哪一朝的臣子，而欧阳修则是列了一个“杂传”，将那些可以入传但又身份复杂的人，挑出来完完整整地讲清楚。在唐是什么，到了梁、唐、晋、汉、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写得清清楚楚。
有人说这样写目录不好看，但是这种目录正体现了乱世的特点。
当然，最让钱穆欣赏的，还是欧阳修每以“呜呼”开头的一段议论。一个史家的眼界和修养，全在这评论当中了。欧
阳修坚持分清是非，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任，也是对后世的负责任。
欧阳修曾和宋祁等一起编修《新唐书》。其中“志”和“表”都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所写，也最受后人的称赞。完成之后，照理应该署上一个总编撰的名字，就像《隋书》署了魏徵之名，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是他官最大，就归在他名下。《新唐书》的署名，欧阳修坚持分开，因为他说宋祁的年龄比他大，作为后辈，他不敢独享此书。结果，《新唐书》就分开署名，谁写的就署上谁的名。宋祁说，欧阳修是他见过的最谦虚而又尊重别人的人了。后来欧阳修总其成的时候，没有删改宋祁的一个字。
钱穆说：“各人有各人的学问和见解，欧阳修的这种态度，值得钦佩。”当然，欧阳修不只是为人谦虚，他对材料的加工和提炼，才体现出了一个史家应有的风范。宋代得一欧阳修，史学之幸！
摘下康有为的学术假面
在钱穆的著作中，《刘向歆父子年谱》属于较早的作品，正是这部作品让他得到顾颉刚的赏识，将他推荐到北京的大学任教。这本书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1930年，当时康有为已经去世三年，但他对时人的影响还一直存在，钱穆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一些观点而作的。这部著作针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谬平、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一事，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在北方学术界一举成名。
“考”为考证、考察的意思。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将历代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认为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这种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的做法，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预热。
《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极力描写为一个力主改革的圣人，把大同思想说成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这本书其实也是康有为打着孔子的名义，来减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康有为曾任孔教会会长，并且曾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其实，对孔子的尊重也是出于他对自己主张的保护。
康有为的变法动机是为了让清朝强大起来，摆脱压迫和侵略。但用钱穆的话来说，他是急于“史意”而忽略了“史情”。对传统经典的彻底否认，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情况。在一个不牢固的史情之上，史意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他的《大同书》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受到很多人的抵制。他的书刚出，就被政府官员勒令销毁。
公车上书、百日维新，都是康有为主导主演的历史剧，但唱得并不顺利。毕竟清朝的命运不能靠一个皇帝来挽回，为了变法而伪造历史，这样的做法也站不住脚。
钱穆在他的《历代中国政治得失》中说：“也不能说康有为的理论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清朝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
钱穆说康有为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还在。“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
因此，钱穆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考据和论证，来揭下康有为这位政治家的学术假面。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钱穆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证，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
不过，钱穆并没有彻底否定康有为的思想。毕竟政治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造假，要分开而论。康有为所说的孔子托古改制，钱穆承认古代有托古改制的做法，比如《尚书》中的《尧典》，就是战国人伪造，是战国末年人的一个理想政府。但他不能同意康有为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总的说来，钱穆提倡读史辨伪，“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维新领袖康有为，还有当初赏识钱穆的伯乐顾颉刚，都是辨伪疑古过了头，钱穆坚持要从学术上来“据理力争”。
梁启超，有史才而无史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不说的人物，他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在进京赶考的时候，梁启超接触到了康有为，并拜他为师，逐渐成为维新派代表人物，并曾参加了百日维新。
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更加多面化。康有为在史学上，仅仅只是利用了一把史学，还算不上一个史家；但是梁启超则是在史学上正儿八经地做了研究，而且史学是他诸多研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一个领域。因此，钱穆只是大概地批评了“门外汉”康有为，但是对于梁启超，钱穆则较为细致地进行了“专家点评”。
虽然梁启超的学术背景较之康有为更加厚实，他在宣传、教育方面的主张也更加具体可行。但钱穆对他的学术作为还是不甚满意。这一点从他们两人的著作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梁启超于1923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于1937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演讲内容汇集成书，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于1961年在香港做八次演讲，演讲内容汇集成书，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历史上，研究同一领域并以一个名字，这不足为奇。范晔著《后汉书》的同时，还有七家著《后汉书》。但是范晔的《后汉书》在理论和艺术价值上都高出同名的书，另外七家的《后汉书》也就没有流传开来。
然而像钱穆这样，有前辈大家著书在前，自己写同名著作在后，前后相差不过几十年的则很少。钱穆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深，作为一个后来的研究者，他有很多方面不同意梁启超的观点，所以毫不避讳地写了两本同名书籍，也不介意别人拿来作比较。
钱穆曾评价梁启超说：“历代都以刘知几的史识、史才、史德和章学诚的史学来衡量一个史家。说到史才，以近代梁任公梁启超来说，他写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特别写到其中的王荆公；他又写《欧洲战役史论》《清代学术概论》等，我觉得梁任公该可以说有史才，他能写历史。但在史学上，梁启超是做得不够的。还是因为他书读得少，也不能精读。比如他论王荆公变法、论清代学术，都没有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详细地学，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史识’，这就更高一层。梁启超就更嫌见识不够了。”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这种观点与钱穆的史学观恰好相反。因为在钱穆看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下，其实不需要革命。而在晚清当时，则是非革命不可。对于清朝的态度，钱穆和梁启超的差异最大。钱穆认为，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清王朝的部族政权。但是梁启超同意康有为的观点，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所以他们都寄希望于皇帝变法。
说到底，钱穆与梁启超的政见不合还在于他们对历史的态度上。梁启超曾经帮助康有为一起编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其中贡献较多，而钱穆对历史的态度，则更加谨慎诚实。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影响力绝对要高出钱穆；但是从一个史家的角度来看，两人的建树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钱穆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就算他对梁启超的保皇做法不同意，但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任公是打破今经文的第一人，也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钱穆的《国学概论》，就多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大意，钱穆对梁启超还是肯定居多。只是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梁启超，他没有达到使钱穆满意的标准罢了。对此，钱穆也不无体谅，他知道梁启超没有成为大史家，乃是因为他“社会活动太多，也就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些学问，老老实实地作书了”。
胡适，“西化危险分子”
与钱穆同处一个时代的大学者，胡适推首。胡适原本非常赏识钱穆，并推荐学生向钱穆请教先秦诸子的学问，还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穆阅览研究。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钱穆也优礼有加，邀他到史语所，奉为上宾。
胡适的名“适”与字“适之”，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他提倡文学革命，自称“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年，三十三岁的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此时年长他四岁的胡适正意气风发，名满天下，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去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一见朋友推荐的钱穆。
当时的钱穆正遇到一个学术上的难题，此次能够拜见名满天下的胡适，钱穆便想顺带向胡适请教，但没有想到竟难住了胡适。以胡适当时的地位、身份，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后，胡适便说自己忘记带常用的刮胡刀，坚持要当天离开苏州。此后钱穆便很少和胡适在学术上进行交流了。钱穆对胡适的第一印象就成了“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都促成了这段失败的会见。
钱穆与胡适两人的二次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辩，尚属表面，钱穆不赞同胡适主张的“新文化”才是最本质的分歧。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抱认同的态度，而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代表了五四以来批判中国文化和提倡西化的主流派的观点。两人在这一点上，都互不让步，没有给彼此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
胡适说改良都不能体现进步的决心，如果真要进步，就必须毫不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这个留洋归来的学者，没有给钱穆这样崇敬历史的人留一星半点的照顾。而“土生土长”的钱穆则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而胡适就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
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的两位就是胡适和钱穆，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这种针锋相对的辩论式授课，也让钱穆最终选择离开。
不仅是在对待历史上，钱穆宁可“抱残守缺”，与胡适的“全盘西化”不同，在治学方法上，钱穆对胡适的“科学法”也颇有微词。
钱穆曾论中国近时史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传统派、革新派（也可称为宣传派）和科学派。钱穆尤其讨嫌科学派，他说传统派下功夫记忆材料，即使于世无补但也于己有益。但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材料”。
章学诚，支持的同时还要反对
在讲黄宗羲和全祖望这两位学案方面的专家之时，钱穆特意提到了章学诚，并认为这个人非讲不可，因为他在讲学术史方面，贡献最大。
钱穆早年便接触了章学诚的作品。那时候要考学，《文史通义》是必读书，钱穆因此独自在章学诚的著作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章学诚对钱穆的影响最为显著，有后世人曾研究钱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阐释。
首先，钱穆最佩服章学诚的一点便是他“不是站在史学的角度来看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史学的”。这与钱穆所称赞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一样，都具有一种难得的全局意识。
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也就是把古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都当作史书来看待。他认为六经只是古代在古代政治上的一切作为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几部只讲义理的书。钱穆也认为，六经在古代，是衙门里掌管的一些文件。
之所以要大力倡导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点，这与当时的史学风气有关。当时，大家研究历史，就与现代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毫无关系，只在书本上来拼凑。章学诚反对这种不顾现实的学法，钱穆也持反对态度。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章学诚认为作文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这又与钱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如出一辙。钱穆也提倡学生看待历史的时候，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古人的角度来考虑，不能妄下断语。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特别提出一个“通”字和所谓“专家之学”的“专”字。钱穆在治学上的扩散力，正是从专到通、由通返专，复由专再上下贯通的循环过程。章学诚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也被钱穆大力称道。钱穆自己力求博闻，但坚持不立门户。可以说钱穆很多学术上的行为，都是对章学诚观点的阐释。
当时钱穆所批评的人物，如刘知几、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因为他们虽然有所专长，但是没有做到博通，因而见解不免浅薄或者偏激。
但是钱穆又并不完全认同章学诚的主张。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按照年代和人物来写史，将来应该会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为主要叙述对象。道光以后，西方的历史书渐渐传到中国，与章学诚所说的按照事件来写历史果然一样，于是人们就觉得章学诚有先见之明，所以特别推崇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
在钱穆看来，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时间也是需要人物来发生完成的，人还是历史的主体，章学诚的预见不一定准确。
另外，章学诚自称是“浙东学派”，传承了王阳明的史学观；称顾炎武是“浙西学派”。这一点钱穆也不同意。因为阳明学派下面没有讲史学的人了，章学诚的学问，应该是从《汉书·艺文志》和郑樵的《通志》中来。
钱穆有一个兄弟叫作钱文，人称“起八先生”，也是一个能做文章的才子。不过钱穆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跑书场，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一个属于“学者型”的才子，一个属于“风流型”的才子。之所以称他为“学者型”，便是因为钱穆读书用功、治学严谨。所以不管是名噪京师的大学者，还是已经作古的前辈，他从来都要从学术的角度去论一个究竟。
钱穆在著作的过程中评论了很多人，但是他都坚持在学术上着眼，可以说是君子之争。他曾批评闻一多，但是在闻一多遇难之后，钱穆是少数几个敢公开去吊念的学者之一。他不崇拜任何权威，但是他对历史的崇拜，却超过了任何人。在大家都批判历史的时候，只有他在大声辩护，在一派交响乐中拉着我们的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