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AI情感朗讀功能。歡迎大家點擊體驗！
《盐铁论》reference_book_ids":[7217765721705548839]}],"14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13,"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9},"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8,"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24},"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1,"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37},"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13,"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9},"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8,"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24},"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1,"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37},"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13,"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9},"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8,"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24},"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4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1,"start_container_index":14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37},"quote_content":"《论语》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12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2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39,"start_container_index":12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34},"quote_content":"《水浒传》reference_book_ids":[7257453146941688887,7234082227129158688,6890728373585185799,7267090240555191352,6838936290889567245,7078185807026080804]}],"12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78,"start_container_index":1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73},"quote_content":"《水浒传》reference_book_ids":[7257453146941688887,7234082227129158688,6890728373585185799,7267090240555191352,6838936290889567245,707818580702608080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正视我们视而不见的事实，会发现事实的重现让人震惊、兴奋、矛盾。原来历史上最好的地方制度出自汉朝，原来唐代的繁盛之下有巨大的隐患，原来宋朝的国防竟可怜到了只能种树的地步……原来，历史细看之下，有说不完的大文章。
另一种形式的内阁
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严格来说要到秦汉。秦以前，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小国家经济上独立，也以子孙相传。到了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所辖的各地方，也不是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从秦汉讲起，而秦代只是汉代的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的延续。所以钱穆将汉代作为中国政治史的开端。
秦以后，中国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皇帝是这个组织里面的世袭领袖。为什么领袖要世袭，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选举出来呢？钱穆将这个区别归因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希腊、罗马国土小，人口少。希腊所在的半岛上，已包含有一百多个国家。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因此他们的领袖，可由市民选举。他们所谓人民的公意，是有条件的。罗马以后，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
中国到秦、汉时，国家疆土已经和现在差不多。人口也达几千万。而且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这样的条件下，推行近代所谓的民选制度就遇到了操作上的困难。
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 是一种自然的办法。而且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被推翻。除了皇室一家世袭，政府里再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
不过在那时，皇室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开始凸现出来。皇室是不是等于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钱穆的研究结果是，“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按照这个观点来演进的”。
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自问，对于钱穆的这段评说，我们能信几分。毕竟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究竟读了多少历史材料，还是就看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便相信皇帝是高高在上、决定一切的权威。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够，不妨听一听钱穆的说法，毕竟他比我们更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
汉代当时，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的秘书是“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前五尚只管皇帝私人饮食起居，尚书是管文书的。可以看到，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逐渐变大。
由十三曹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它的权力和管辖范围要比皇帝的尚书大得多。钱穆从这十三曹想见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这是有道理的。因而可以说，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丞”在说文解字中是“副”“贰”之意；“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务，所以由宰相来代理。而又叫作“宰相”，是因为“宰”象征封建贵族家庭最重要的祭祀。秦、汉统一，“化家为国”，皇帝的宰相也就变成了政治领袖。也正因如此，秦汉时代的宰相，既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皇帝的家务。管不过来，就在御史大夫之下，设一个御史中丞，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住在皇宫的，来管理皇宫的一切事务的。这样说到底，皇室的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
九卿，指的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官秩等级，因所得俸禄以米谷为准，故以“石”称之），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以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也是二千石。
九卿当中最能体现皇权和相权的就是大司农和少府。这两卿都是管财政经济的，田赋收入是国家的大头，由大司农管，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工商业的税收，海盐、山矿，当时属于小头，由少府管，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的私臣，都隶属于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国家公事。
封建时代，以家为国，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也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这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秦汉以后，中国已经只剩了皇室一家，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务转变成政务了。原来宰相不过是家庭的管家，到秦汉则是政府的领袖了。
弹性皇权，理想照不进现实
钱穆坚持认为，从汉代的政府设置来说，皇权与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丞相代表的政府权力高于一切。但中国一向更看重不成文法，凡事不讲求具体，只要一个大概就行了。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明文规定皇帝私人不能过问首相的事。这可以说是一种长处，因为可以随机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万一碰着一个能干且有雄心的皇帝，好大喜功，宰相的权力便会被侵夺。
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的空间便被大大压缩了。外朝的九卿，直接听令于内廷。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力就大了。
汉武帝临死时，太子早夭，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于是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防止皇后摄政。但幼帝还是需要人来辅佐的，以前皇室由宰相管，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管了，宰相也就很难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时，派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作为皇宫的代表人。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帝的副官，现在武帝再跳开宰相，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有宰相、内有大司马大将军。这样一来，皇宫和朝廷就容易发生冲突。当时有外廷、内朝之分，外廷由宰相统治，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是内朝领袖。
昭帝死后，霍光立昌邑王做皇帝，没几天又废了昌邑王，另立汉宣帝。废立皇帝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行了。
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几分道理。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政府就不用过问了。但是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久病不可管理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虽专权横肆，但并没说立皇帝的事情不要问朝廷。
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趁机下手。而且霍光虽然说着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的事情，但是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的传统。
尚书原先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内廷诸职，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他不让外面的宰相知道皇室的事，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的事。这样一来，皇室的权力超越在政府之上，国家的命运可谓悬于一线。所以后来汉宣帝把霍氏权柄削减，恢复旧制，仍由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这样又回到了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相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实权了，霍家也就没落了。
钱穆认为由此可推见，汉代的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实是有一番斟酌的。虽然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但这也并不是大失措。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当时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不免发生许多微妙的关系。
汉武帝自己雄才大略，他独揽权政尚不要紧，但是他死后，须替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设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问题也就跟着出来了。汉宣帝以下，霍光虽然倒下了，结果仍有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王莽就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以史为鉴，因怕大权旁落，皇帝便自己亲自掌管朝政，于是尚书的地位又日渐加重。
东汉初年，光武帝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皇帝的秘书尚书手里了，所以后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汉光武帝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也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这样一来，出一个好皇帝便好，出了一个不中用的皇帝，没有一套坚固的政治组织来支撑政事，政治就没有了保障。
为官先做读书郎
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从哪里来？什么人才可以做宰相、御史大夫？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最主要的题目。在古代封建社会，一切世袭。天子之子做天子，公
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血统来解决问题。但到秦汉，世袭制度已经不存在了，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成为新领导班子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除却贵族世袭，首先想到军人政治。谁有兵权谁就掌政，汉代不然。其次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入仕，汉代又不然。到汉武帝以后，官员的选拔制度才趋于定型。
武帝时候已经有了太学，就像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甲乙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属于九卿中光禄勋下面的皇宫侍卫。一般来说，郎官都是二千石官的子侄后辈。他们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等到政府需要人时，就在这里面挑选分派。这样，官职虽不是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仕途仍然被贵族团体所垄断。
汉武帝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这样一来郎官里面便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都是贵族子弟。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也就是地方长官的掾属，辅佐地方官行政。
汉代地方长官太守、县令都需要由中央统一委派，但郡县的掾属，必须是本地人。譬如北京市的人，不能当北京市的市长；但北京市政府市长以下的一切官，也就是汉代所称的掾属，绝对要用北京本地人。长官决定谁来做他的掾属，这叫作“辟属”。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如果一个会稽郡的太学生考了乙等，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的待遇。
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另一种是定期的选举。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太说不过去。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就要接受处罚，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
汉代有一百多个郡，每年至少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不能像另一种选举方式举贤良方正，所选之人一般很快有好的位置，大都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这样一来，一个太学生如果考试成了乙等，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署上几年班，再分发出去。自从武帝以后，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逐渐成形了。
钱穆专门为此算了一笔账：每年全国各地有两百多个孝廉进入郎署，十年就有两千个。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一共也只有两千左右。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慢慢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就全变成太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都是读书人。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太多时，那些如贤良方正等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就搁下了，到了东汉，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了。
一开始察举分区进行，后来变成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满二十万户的郡得察举一孝廉，孝廉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便没有了。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 融为一体。
土地，从国有走向了私有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可以从其赋税制度来看。战国时孟子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孟子以为交十分之一的税已是很好了。但汉代税额规定“十五税一”。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也就是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石多一点的税。荀悦的《前汉纪》里面甚至说当时是实行百一之税的。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国疆土广，赋税再轻，供养一个政府也还是绰绰有余。然而汉代税制，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对于土地政策采用自由主义。
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谁属，这样农民就私下买卖田地，自由买卖下的大地主，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钱穆认为，正因为土地私有，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也才有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境况。人均占有土地和耕者有其田两种观念的冲突，使土地租税问题一直得不到妥适解决。
再说全国土地，也并非都是耕地。一座山，一带树林，一个大湖，在封建时代，自然是贵族的财产。耕地开放了，散给农民，而非耕地则成为不开放的禁地。一开始政府防止非法牟利，待后防不胜防，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征收入禁区的人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是关税商税的萌芽。
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将非耕地纳为王室所有。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这种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因耕地多，山林池泽的商税少。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划归皇室，也还算过得去。但战国之后，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山海池泽的税收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是政府没有料到的，就像清朝不知道海关的重要，交给外国人而吃了不少亏一样。
汉武帝干了几件大事，讨匈奴，通西域，花了很多钱，大司农那里所存的祖父、父亲朝代积攒的钱用完了，农民的田租是定额，不便轻易再变更。汉武帝就自掏腰包，把少府的金钱拿出来，这等于把皇室的私款拿来捐献给政府。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如盐铁商人，也自由乐捐。但是社会响应不佳，汉武帝的号召受到了冷遇。汉武帝不禁想：你们的钱，还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才能赚来的。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也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这就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盐铁政策。
盐人人都要吃，铁家家都要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的权力在皇帝手里。汉武帝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把其所有权收回，政府委派人管理，利息收入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钱穆认为，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先创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如酒，属于奢侈享乐品，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
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互相诘难，争得面红耳赤。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桓宽事后写了一篇感想，就是有名的《盐铁论》。
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钱穆认为汉政府对工商业是和近代人所提倡的节制资本相似，在对农民田租方面，也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没有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意在制定一个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可惜的是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王莽起来，把一切田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王莽当时的意想，是要恢复封建的井田制，但是结果却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二十三岁服兵役的用心
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迫于压力才实际普及的兵役制，我们在汉代早已实行。汉代规定，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
钱穆认为这个制度有一番用意。一个人二十才始成丁，可以独立耕种。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省吃俭用，“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不指望年年丰收，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假如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的蓄粮，九年就该有三年的蓄粮。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九年，连荒三年的也很少。
一个壮丁二十岁从国家那里领到自己的田，独立谋生，但他也要为国家服兵役。如果国家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征去，对家中妻儿来说，无疑是生存上的大难题。因此要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服兵役，就留下了三年的缓冲时间，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
钱穆评价说，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政治是文化中重要的机构，任何制度都不是无端产生的。汉初的公务员大部分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所以能订出这一法规。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做“卫”兵，一种是到边郡做“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会轮到这三种，只有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
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做卫兵一年，汉代有两支中央军：称南军的是皇宫的卫队，称北军的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当卫兵的待遇很好，来回旅费由中央供给，初到和期满退役，皇帝备酒席款宴，平时穿的吃的，也不要卫兵们自己花钱。
当戍兵就不同，一切费用自己担负。但是戍兵的期限只有三天。这种制度沿袭的是封建时代的旧习惯。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但是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由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一带）到渔阳郡（今北京河北一带），虽然只需要服役三天，可是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衣装粮食要自己带，这就很麻烦了。当年陈胜吴广的革命，“戍卒叫，函谷举”，便是由此而起。
到了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也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三天三百钱，交给政府，由政府拿着这钱另雇一个肯去的人。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未尝不是办法。照理论，则人人该戍边三天，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汉代曾有一个宰相，真让他的儿子亲到边疆去当了三天戍卒，便成为了历史上的佳话。
地方的军事首领是都尉。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为期一月，这是一个大检阅。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就成为国民兵。各地方操练的内容并不一样，如车骑、楼船、步兵等。
南北军在中央，戍卒在边疆，地方上有国民兵，国家一旦有事，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
壮丁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如同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样的。只是古代是纯义务的。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作“更卒”。这样一来，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这跑完一圈之后，还要做更役。如果不做更役，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
除了兵役和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缴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
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本保障，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保障人人就业。但是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如果遇到没有完成这种义务的，那便就是犯法，犯了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被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有的人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要加倍缴。但这由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
但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
唐相：从领袖制到委员制
政府与皇室的职责划分，从汉以来就形成了，皇位世袭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刘家换了李家。但就政府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相权”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政府格局的变化。钱穆说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在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汉代的宰相前面已经说过，由他一人来掌握皇宫内外的行政大权，遇有大的政事，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也开个大会。而唐代则把汉代的相权分给了几个部门，由多人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会议商定。汉代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副宰相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而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监察权另外。
从字面上讲，中书有“中”字，依官名是在内廷管理文件的意思，主管叫作中书令；门下省主管叫作侍中，在宫中侍奉皇帝；尚书本是皇宫内廷秘书，主管叫作尚书令。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在内廷的，到唐代，由内廷官一变而为外朝的执政官，和以前的性质完全不同了。唐官阶分为九品，一、二品官都是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元老，三品以下才是实际管事儿的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这三省的主管都是三品。
唐朝的一切政令，都有一个流水程序。首先是中书省发出政府的所有最高命令。所谓最高命令，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诏书，实际上这并不是皇帝写的，而由中书省拟定。在中书省，中书令为正长官外，中书侍郎为副长官，中书侍郎之下，还有七八名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官位不高，但中书发布的命令，多由他们拟撰。他们通常独立撰稿，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选定一稿，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批阅，书上“敕”字，成为皇帝的命令，传达门下省。门下省的主管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诏书后，首先要进行复核。在门下省侍中、侍郎之下，还有几个“给事中”。给事中官位不高，但参与讨论诏书。如果门下省不同意诏书上的意见，可以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门下省所掌的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都需要门下省副署，才能生效。中书定旨、门下复审手续完成后，最后送到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无权过问诏书的内容。
如果门下省将中书省拟的诏书涂归封还，那么皇帝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唐朝便规定，遇到要下诏敕的稿子，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开联席会议，会议的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政事堂常在门下省，后来又改在中书省，玄宗时改名中书门下。会议时，中书门下两个部门的正副手都要出席，尚书省长官不出席。也因此在唐代，任中书门下的长官及副职并取得参加政事堂会议资格的，才称得上真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