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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不著政治书
一提到政治思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民族主义”，这些时髦的词汇都来自西方。而西方人最喜欢说的“主权”，似乎和我们“八字不合”，这一点钱穆也详细地讨论过。主要是中国人讲政治，喜欢讲责任和道德，而很少讨论到主权之类的概念。从整个政治发展史来说，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理论书，也都来自西方，而我们的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政治理论书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钱穆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演进和西方有所不同。我们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办多少实事。
柏拉图的政治代表作是《理想国》，其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品性。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十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
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一百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认为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他说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等。《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可以看出，这两位政治理论家的著作，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将十岁以上的人全部驱逐出境，建立一个思想全新的国家，这显然是难于操作的。而我们历史的政治家则不是如此。譬如最早的政治家周公，他也有一套政治思想，然而没有著作，历史上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书。而流传到今天的《尚书》中的《西周书》，钱穆提到过这是整个《尚书》中最可信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行。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钱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比如皇帝和宰相分权、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田租力求减轻、商业资本要加以节制、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这些历来的政治方针，就体现着文人的政治理想。
历代的大政治家中，文人与政治结合得最典型的要数北宋的王安石王荆公。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王安石很快由参知政事（副相）升任为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重视理财，大力发展生产，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变法派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他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并且亲自着手编写了新的教材。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最终还是在保守派的围攻之中失败了，两次罢相之后，王安石郁然病逝。
王安石是一个文人政客的典型，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是他留给后世的，是一系列的诗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身份。他的《上仁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中，以及他撰写的《周礼义》《书义》《诗义》中，都有他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却没有写过一本《论改革》之类的政治理论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中，第一项制度是“食货”，第二项是“选举”，第三项是“官职”。只从这三项制度来讲中国的政治理论，已可讲得很扼要、很透彻。所以说，中国虽然没有纯理论的政治书，却实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
恰是一个太讲法的社会
我们历来倡导的是“以德治国”，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我们开始讲究以法治国。作为一个人情大国，似乎我们很少讲法，也不太看重法律。但是钱穆认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不讲法的国家，恰恰是一个有着古老的讲法历史的国家。
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正常的程序，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而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宋太祖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是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就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来盖印。现在我们可以仿唐代的方式来办理。”但同时就有人反对，说：“唐代甘露事变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乱时，只好变通权宜出这样的办法。如今大宋升平，不能像唐代乱世那样。”就这样，再三商讨，还是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
当时宋都设在开封，开封府尹等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的南京市长。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赵匡义，是宋太祖的嫡亲胞弟，也是后来的宋太宗；他盖了印，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一切全由皇帝专制，全无半点法律的精神。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
又比如，在明代，皇帝有内阁做参谋，但是内阁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明代有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曾是神宗万历皇帝的老师，等神宗登基之后，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又是内阁大学士，所以权倾朝野。当时皇帝只有十来岁，少不经事，所以国家上下的很多事情，都由张居正来打理。
然而张居正也见不到他的学生神宗的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无法主持政令。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的太监往来，才能施展抱负，策动当时的政事。当时朝臣都反对张居正，说他既然不是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就不该弄权专政。
这些人对他的批评可谓说到了要害。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需听命于皇帝，并不用听命于内阁。假如内阁和六部发生了意见，六部完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从正统的观念来说，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这就是权臣，而非大臣。
而明代的制度，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明太祖在洪武年间就把宰相胡惟庸杀了，也不许后人立宰相。当时的六部尚书和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认为部院分理国事，理当受皇帝节制，张居正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越权。
张居正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但是内阁不像六部的给事中，是无权过问奏章的，张居正的做法动机虽好，还是犯了当时的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当时有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正说明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尴尬。
又比方说明清两代的师爷，他们经手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于是趁机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上司。就算长官贤明，也无奈他们何。钱穆说，这是法律制度的病，而不是人的病。
现代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在钱穆的眼中，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却恰恰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政令不行”，这其中的“名”就是一种法律认可的名义。我们往往太讲究这种名正言顺，而误了事情。
并不存在的“封建”
要说翻案，钱穆为中国历史所翻的最大一案，莫过于他否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他自称“作者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的确，无论是在他的《国史大纲》《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当中，还是在他其他散文、演讲稿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声称，中国并不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家。
秦朝以后中国的传统政治，保留了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可以说就是王室与政府的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外朝指政府。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的归政府，属于少府的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都保持了。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的地位和职权，便表示皇权不是独大的。
就西汉来说，皇帝的秘书处“尚书”只有四员，但宰相的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这十三个部门组织庞大，全国一切行政都在宰相的掌管之下。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都已包括。每一曹的职权，几乎与后代的专部大臣一样。但他们俸禄很低，只有百石，还不及一个小县长。
这十三曹的长官，并不是政府的正式官，他们相当于封建时代所谓的陪臣，但他们在当时的威望极高。上自“各部部长”及“省主席”，下及社会贤达，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宰相的权力如此大，自然也就有很多人愿意给宰相当个陪臣了。官职吏职，在当时观念上，也并无高下清浊之分。
据《通典》载，汉代宰相府不设门铃门鼓之类的东西，表示相府对社会开放，人人有事，便可直接到相府去。相传有某宰相，他曾有一个名叫宜禄的门卫，后来人民到相府，就只喊一声宜禄，便可以引见宰相，说明自己的事情。
到唐代，宰相的职权更是划分得明白。全国最高政令，名义上由皇帝颁发，在法理上，则全由宰相拟定。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皇帝同意，然后由政事堂盖印发下。如果没有政事堂的盖印，就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宋太祖时候，他要任命宰相赵普，但是没有原来的宰相签名就不行，最后商量了很久，才达成一致。宋代的相权比唐代要降抑。宋代的皇帝在颁布诏敕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
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的建议书，由内廷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历史上不在少数。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不再自己出主意。蔡京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不过纵然如此，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才能正式执行。
但宰相也不能是独裁宰相。
王安石当宰相时，要擢用一新官，负责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条退回了，自请辞职。宰相答应他辞职，第二第三个负责人照样把宰相手条退回。王安石固执己见，继续把这些负责起草人罢免，前后七八个，没有人肯为宰相正式起草，终于临时觅得一个代理官把此手续完成了。这并不是王安石写不出来，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在法理上的职权规定。当时人都反对王安石，王安石的新政也多半失败在他的刚愎自用的姿态上。
明代，明太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那就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绝非真宰相，但当时实际情形，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近代中国人，一面高唱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面又崇拜西方的所谓变法事业，于是高捧王安石和张居正，认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当时反对方面全骂为黑暗守旧顽固。钱穆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公允，因为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破坏了政府职权划分的人，说到底，他们没有建立好、维护好一个可以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清代政治真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习惯，还是在当时庞大的政治组织中存在，使清政权也不能把以往传统全都推翻。因此还有许多不能由清帝专制来推动行使。清代尚且不是近代人所说的黑暗万恶的封建腐朽社会，更何况以前还有着宰相政府的朝代呢。
最懂政治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政治才能实应远超于外国人之上。
这是钱穆先生在总结中国的传统政治时下的断语。这不是盲目地夸耀，什么懂政治和懂音乐、懂种田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只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使然。也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想不关心政治都难。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伦理，不仅要求我们在家孝顺父母，更大的伦理，应该是能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也在这大伦理当中。我们这样一个大统一的国家，可以传承四五千年直至今天，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可以说，有多少农民起义、忠臣殉国的典故可以讲。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个几十年中，人们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传统政治。钱穆对此痛心疾首。
我们历史上没有专门的纯理论的政治书，但是我们有《唐六典》这样的史书。书中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这本书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另一本即是《唐六典》。但是《周礼》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是一种纯理想政府，也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宪法。而《唐六典》一书，是对唐玄宗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的记载。将政治理想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的政治天才，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
只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极大的进步。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决无是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国人注重政治，并不在于写了多少的政治理想。上层的官员都不爱写理论书，下层的平民就更不在这上面花心思了。我们关注政治的方式，来自于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理、态度。
中国人政治意识之强，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体制的探讨，各阶层的人士学而优则仕，走上从政的道路这种观点上，还在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在中国的衣食住行、节日喜庆、休闲娱乐、日用器物，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的理想和主张。
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衣服的概念，认为是圣人制作衣服，不仅是为了防寒蔽体，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礼制所规范，赋以含义，成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皇亲贵戚、官员士大夫、农民工商，穿靴戴帽都有明文规定，在戏曲舞台上演员的着装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宁穿破，不穿错”，这种思想，也是政治嗅觉使然。
从穿衣戴帽到国家大事，联系它们的就是一种政治头脑。政治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小事。
再比如说故宫建筑群，其中就有很大的政治学问。以宫城、内城、外城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带，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临天下，左祖右社；东西两侧建筑物对称分布，由近及远形成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围绕紫禁城中轴线建筑，其高度和规模按等级循序递减。这种左右对称、高低有序的组合，实际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种东西南北四向所构成的封闭院落，以厅堂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严整，这种布局体现的是家长制中尊卑有别、贵贱分明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四合院从形式到内容，也是封建家庭伦理的展示。
一部《红楼梦》，人人读出各自的道理，有人将它阐释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书，也属政治小说。日常的生活，总是被赋予了太多的教化意义，而政治意义，更是其中之首。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如此广大的统一国家来说，如果政教做得不到位，便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大一统的局面。
科考，大国的选举方式
为庆祝十八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十八世纪流行欧洲的“中国热”的一个片段。
在略微了解了中国的思想之后，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和孔子相比，荷马简直就是一个糊涂蛋。在当时欧洲的“中国热”不仅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大受贵族的拥戴，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也受到西方的好评。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而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文官制度为平民进入政坛提供了理想的途径。
早在十七世纪之初，西方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这并不是他们的误解，我们的科举制，的确可以让草民变成宰相，钱穆总结说，科举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选举方式。
选举最早出现在汉代。汉代有举孝廉之说。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中国政权，也就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的人参加。
一个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组成的政府，可以说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迈进政府的希望。但是汉代的选举制，还不是一个完善的选举制度。
一是汉代察举的权力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营私舞弊，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是有可能的。选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悉听中央命令。二是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书本不像现在这样普通，读书求学，有绝大限制。当时不像先秦那样，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无异封建传袭的贵族。
但是到了唐代，一是做官之人都要参加考试，减少了权贵荫庇的比例；二是印刷术的发明使书本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到宋代更是学术平民化、艺术平民化，读书人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便把汉代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国的科举考试，就是从众多的读书人当中公平选择优秀的人来做官了。
科举制度唐代正式定型以来，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它的意义钱穆总结成三项。
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与政治。因此制度，政府才能由全国各地所选拔出的贤才共同组织，这便是一种直接民权，一种由社会直接参加政府之权。
二是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是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有应考可能。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的特殊阶级出现，科举制度也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进政治统一。自汉到清末，无论选举考试，永远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永远得平均参加政府。自宋代规定三年一贡以来，直到清末，每历三年必有大批应举人，从全国各地向中央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因此而声气相通，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也有了一种相接触相融洽的机会，不仅在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在文化上增添调协力。而边远地区，更增添了观摩、刺激向上的活力。
科举制度在实施方面，也有种种缺点、流弊，而历年以来，也在不断变通。八股可以说是科举制当中变通之后的极端，不可取，但是也应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有一套思想在支撑，有无数人的心血，科举仅是其中之一。正确地对待科举制度，也是在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