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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基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不同，孔孟诸子所信仰的，是现实人生，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对于当时的四夷外族，中国的文化也是敞开的，只要能交流，就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疆界里面来。中国那时的农业文化，还没有办法推进到沙漠、草原、高山地带去，因于生活的方式不
同，而文化是不能勉强相同的，没有方法来让外族也接受中国人理想的生活和文化，暂且求得和平相处就行。
未来人类世界的前途，是该永远分裂还是该融和相通？我们都认为，世界是应该和谐相处的。因为钱穆说，未来的大同世界，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因为世界上唯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民族偏见，能在一个文化大理想下，融通各地域，调和人群。所谓超前的“地球村”，钱穆认为，在我们先秦时代，便已经存在了。
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这时全国实施总动员，教育也随着抗战的要求调整。1938年7月28日，蒋介石作了题为《革命的教育》训词，他说：“所以历史和地理的教育，实在是我们革命建国中心科目，不论在各级学校和公民教育上都应该特别注重。……使各级学生和国民对于我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将来都有坚决的自信。”训词之后，教育部着手改编中小学语文、史地、常识诸科的教材。
不久，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就读到了蒋介石的训词《革命的教育》，他深受感动。当时他正在写《国史大纲》，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为抗战中的中国人加油打气。三年之后，钱穆撰文分析了历史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钱穆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唯一的起码条件，就是诚心爱护中国，对国家民族的传统精神和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而这也正是历史、地理教育最大的任务。
身当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国史传统不易把握的困难更加凸现出来了。但是越是新的改进，越需要旧的认识。越是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越是能体会到国史需要重新整理和认识的必要。
在钱穆当时，凡是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只可惜绝大部分人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几乎无一不陷于浅薄。钱穆痛心地说：“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
当时，“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样的观点屡见于教科书。但钱穆说，这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但绝不是君主专制。因为如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相权一直是皇权的制约，而直到明代，中国才没有了宰相。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这些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不是帝王轻易能摇动的。
“要吸收外面的养料，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但是钱穆生活的时期，有人笑林则徐是顽固糊涂，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说自己的不是。像这样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便算不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不知道中国的地理。秦汉之前，辽河流域就已经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了。直到明代，辽河两岸全是明代疆土。清兵入关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日本人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叫作“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如果我们自己也不明白，跟着一起叫，只会让国土分裂。
歪曲历史来作一时的宣传要不得，但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历史叙述，更需要有识之士来澄清。历史教育，就是让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走上了一段病态的阶段。更不幸的是，中国史上的这一段顿挫时期，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狭路相逢”。当时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爱国忧国的时候，震惊于西洋势力，不免而对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甚至是轻蔑、咒骂。钱穆质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用何种力量团结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与强寇作殊死的抵抗？
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力量，本质是一种文化力量。如果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钱穆说历史教育的最重要责任，不在于向民众宣传爱国，而在于让人民重新尊重历史，尊重我们的前辈，尊重自己。
钱穆的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历史教育探讨，对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仍有重要的意义。如近代人那般自卑、不承认传统的价值，这样的现象说明了当时的历史教育失职。而像今天这样一味说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却又不知道悠久的历史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也是一种历史教育的偏差？
贤者的意见胜过多数人的意见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民主的观念，做什么事情都是领导说了算，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从历史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确是没有什么多党竞选之类的传统。
如果有一个事情争论不休，西方人可能会说“让我们投票吧”，但是拿到中国人手里，我们可能会说“让我们听某某来说，看他觉得谁有道理”。而这个“某某”，一定是在大家眼中公认的德才兼备、知书达理、断事公正的人，还常常是上了年纪的老者。像这样的人便可以称为“贤者”，贤者的意见，能让人心服口服。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向贤人求意见，或者是请贤者来决断。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墨家强调“尚贤”，崇尚贤能，“能为上”，主张能者执政，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唯才是举，以能力选人。而儒家虽然提倡中庸，也以“德为上”，推崇道德上的贤人，为贤是用，见贤思齐。这从我们的乡饮酒礼的传统中就可以看出古人对贤者的格外尊重。
对评价人来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的传统就是重质不重量。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或者就能做出对多数有好处的判断。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这一观念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极明显。当时国家的选举权，并不托付给社会一般民众，而直接由地方长官行使。既是一位贤长官，自能博采舆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选择这种选人方法的理论依据。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又如唐制，中书舍人起草文件的时候，要分开来写，七八个人都要写，这称作“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位高权重的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在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加以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
我们这种推崇贤者、重视贤者的传统，源于在我们的观念中，贤者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大部分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以说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求贤，都是为了让大部分人满意，达到理想的结果。西方人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可以保证团体利益的，而我们认为，有德有才的人的意见更能保证团体的利益。这两种观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都有自己的产生依据和历史经验。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古人的这一套做法。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很多想法都和这种推崇贤者的观点有关。比如，我们特别强调要听长辈的话、要听家长的话，这种思想就是一种从贤思想的延伸。因为长辈和家长有更多的经验，他们帮我们做主，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有如，身为知识分子，或者身为家长，往往有一种帮国家考虑、帮子孙考虑的使命感。自认为是贤士君子的人，比常人更加关注国家、民生，这种使命感就是来源于我们对贤者有更多的期待。而家长往往总是以“为孩子好”为借口，剥夺孩子的决定权，因为我们相信长辈的判断更加有价值。
从我们的历史记载来说，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里，都有对贤者事迹的大量记载。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更多的是那些让人敬仰的贤士形象。纵然像伯夷叔齐这样的“无为”之人，也被司马迁放于《史记》列传之首，因为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一种高贵的谦逊、忠诚，是常人不能达到的境界。
老子有“不尚贤”之说，这更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有着尚贤的传统。在我们的社会中，多数人的声音不如一个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声音有分量。而现在如此嘈杂的社会，太需要那种淳朴却又有真知灼见的声音。
士：异于世界任何民族的流品
通读了五千年的历史，钱穆得出一个结论：要说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有什么格外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社会有“士”这一流品，而其他民族和国家没有。
在夏商流传到后世的传说中，那些从建筑工地、农场走到政坛最高位的人，都是士的代表，也是后世士人称赞的楷模。而中国社会上所谓的“士”，一般指出身普通民众，但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特殊价值的人，古今第一士，要算孔子了。
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也就是说士要忠诚于自己的志向。孔子所说的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之礼本来是古代贵族的事情，而到了孔子这里，经他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就推广成为平民也可以借此自我约束的一套完整体系，于是产生了一批士。
孔子称赞颜渊能用道。颜渊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在仕途上显山露水，以求完全自己所坚守的道，传于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也可以不仕。
孔子卒后，孔门弟子普遍蒙受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却无一人获得上层政治的重用。孔门的再传弟子中，如子思、孟子、荀卿，也都有很大的名气，但也没有一人受上层政治的重用。儒家以下，诸子兴起，常说“非儒即墨”，墨子一时间也成为名人，但是墨翟和墨门弟子也都未受列国政治上层的重用。再看道家，庄周仅为宋国一漆园吏，而且也辞谢楚国，不肯为相。老子继起，著书五千言，也没有一个知名的弟子闻于后世。
战国虽然是士的势力膨胀爆发的时期，但是诸子聚徒讲学，自成一家，不论是开山宗师，还是后来的继承人物、在当时学术上有大名望大表现的人，都不曾在政治上获大用。而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学术上又仅属第三四流了。那么所谓的士之流，在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影响在哪里？
钱穆说，中国士流的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比如孟子笔下的那个许行，带着弟子亲自耕种田地，便引来陈良的门徒陈相等追随他。士在亲师尊师上的表现，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君王。所以在中国社会上，最受尊亲的，不是君而是师；不是朝廷上的红人，而是那些朝野之外的谋士。士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
让政治上层明白，自己统治的社会下层中，有比自己更加值得尊贵的人，因此不敢把自己高高挂起。
如秦兵围赵，赵国存亡在即，为了自保不得不向秦国示弱，承认秦王自封为帝的称号。而鲁仲连在围城中，坚持反对帝秦，最后仲连唯有投东海而死。这样一个“白衣穷途之士”，跳海而死了，似乎对天下兴亡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赵国却因为仲连的举动，放弃了尊秦为帝。
鲁仲连誓死不帝秦，他的名声扬于天下，但他死后，秦国还是成为天下霸主，鲁仲连的美名也依然存在。之后，士阶层逐渐开始在政治上得到重用，如荀卿门下的李斯，就身为秦国的宰相。
汉时有贾谊，被文帝放为长沙王太傅。文帝听说贾谊才高，两人促膝长谈到深夜。文帝说自己许久没有见到贾谊了，以为已经超过他了，但是今日一见，才知道自己远不如贾谊。后来贾谊成为梁王的太傅，梁王出猎时坠马而死，贾生因为内疚自己未尽师之道，也含恨而卒了。此后，文、景以下的很多大政方针，多出自贾谊的原议，贾谊对汉朝的影响，在他死后才表现出来。
如果说要将政治人物作为社会上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人生标准，那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而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有士，就让人民在安身立命的时候，多了一重偶像选择，为人则另有更高标准、更高境界。就连政治人物，也要向着士的这种境界和标准来看齐，这就是士人存在的价值。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国的士统，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而非物质上的满足。士人在历史上成为追求精神高度的骑士，中国的士统也就是一种道统。士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宗教。“君子群而不党。”“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士也不是一种党派。划分士人的，就在于是否有修齐治平之道。
对我们来说，只有存在士人，才是一个完备的社会，或者说只有士人敢于说话，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士人的存在，是我们对道德不懈追求的象征。这一点，正是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关键。
古人的时间观念写在路上
如果说世界上最有时间观念的是哪一国的人，肯定轮不到我们中国人头上。中国人似乎向来就不讲究时间观念，干什么事情都是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差不多”就行。和被称为“钟表的奴隶”的美国人不一样，我们习惯看着太阳算小时，看着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算一个月的朔望，看着草木枯荣而知春秋。农业社会的根让中国人讲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绝不会在日程表上画得密密麻麻，而会留下 十五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和朋友聊聊天之类。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时间是靠钟表来计算的，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的时间就要靠大自然来计算。而这种计算方式，可能与西方不同。
其实中国也并非没有时间观念，二十四节气中明明白白写着“芒种”“谷雨”，这些节气的背后都有应时而作的意义。与其将时间交给钟表，不如把时间交给一套完善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之内，中国人是有时间观念的。
例如钱穆说，从古代的通信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时间观念。中国地方大，古代的交通完全靠驿骑，要传达一个政令是很不容易的。古代的驿路相当于国道，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作“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或者到杭州、福州，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们常认为古人也没有时间概念，路上也会赏花饮酒，这样岂不是无法办公，但历史上很少记载有因为文件没有传到而耽误了很多事情的。
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的信件分为平信和快递一样。当时递送公文主要靠马匹。某种公文在一个时辰里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间，慢的多少时间，都规定好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邮递员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赶路。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也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
每天，尚书六部都有公文要发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不绝。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也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
从理论来说，空间越大，时间越紧要。如果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又怎么能统治管理偌大的国家呢。只是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不在于多少分多少秒，而在于办成了多少事情。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也是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如唐代的邮政体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古人更看重一套规矩。古代在礼仪上，将各种细节都规定得死死的，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样的礼器，诸如此类，以保证一套仪式的完整和庄严。包括我们中国人说话，客套时候上句与下句之间，都讲一个套路，来传达自己的情意。可以说比起时间，我们更看重像邮路那样的一套体系，生活在这种体系之中的人，才会得到安全感。
艺术是中国人的信仰
提到中国的宗教信仰情况，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官方有一套说法，民间也各有说法。有的认为我们信仰儒家，但是有的又说儒家不能算作宗教；有的认为我们信仰佛教、道教，也有的认为中国是个多神教的国家，从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从土地爷到灶王爷，几乎遍地是“神”。结果，中国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所谓“拜神如神在，不拜也不怪”，在宗教上，我们自己把握，有相当大的自由。
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到唐朝后期极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形容晚唐佛教盛行的景象。但是到了宋朝，宗教便渐渐又趋于平淡了。
钱穆认为，我国从宋代开始宗教不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宋以后的中国，平民教育越来越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限于门第，当时只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读书，往往到寺院或庙宇里。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大兴，不必再跑进寺院庙宇里去读书，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而且，平民化的教育也让普通人懂得吟诗作赋，欣赏艺术。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艺术文学，可以替代宗教的功用。宗教主要是让人有心理情感上的寄托，得到抚慰。而宋代的文学也有这样的功效。
宋以后的文学艺术，已经平民化了，从规格严整的唐诗到随性活泼的宋词，是一个大雅到大俗，又从大俗到大雅的过程。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几只鸟雀，幽雅淡泊。当你沉默欣赏的时候，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人生苦痛与不得意，也能稍事缓解。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上边总有几笔画、几句诗。晚上卧床的枕头，也往往会绣有诗画。再说到房屋建筑，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
像这样的生活，处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人在沉默中去体味，感受怡然自得。身处亭台楼阁之间，可以自遣自适。日常家庭生活的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
钱穆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宋代的平民“追星”的风气却是不亚于今天，而他们所追的明星，正是如苏东坡、司马光这样的大文学家、艺术家。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在当时就极受欢迎。他写得一笔好字，人人都喜欢向他讨墨宝收藏。直到今天，苏东坡随手写的题跋，还存有六百多件。据说有一回，苏东坡的帽子被风吹歪了，他走在街上浑然不觉。被行人看到后，大家竞相将帽子斜戴，效仿大文豪。而司马光在当时也很有声望，除了他六岁砸缸那件事，人们还知道他是一个能吃苦写书的人。有一次，司马光去拜访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四邻街坊听说司马光要来，都争着要进门一睹大家的风采。结果，那位朋友的房子都被挤坏了。
民间追星的风气，也可以看作是大家对风雅的积极追求。所谓上行下效，宋代也出了一个两千年三百多位皇帝当中最具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赵佶。
沉溺于艺术当中寻找人生的乐趣和意境，也与中国对道德的注重有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九伦十义，这些在蒙学《三字经》当中就已经出现。而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已经成为时代教育的主题思想，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这些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的。中国人的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正因中国社会偏重道德这一面，诗文字画就成了这种道德束缚的平衡。“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一般文学艺术，使你能暂时抛开一切责任，重回到悠闲的心情，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安闲从容地在欣赏着大自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中国的道德人生调和起来，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主要在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求尽人之性。钱穆说中国文化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就连中医，也偏艺术性，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
我们的四大发明，都侧重在艺术上的运用，火药用作烟花，造纸印刷用以传承诗文，指南针用作研究阴阳五行，艺术最终又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说到底，我们还是讲求享受现实的人生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