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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说中国的坏话，无怪我要多说几句中国的好话。”钱穆开宗明义就说清楚，他要替中国历史辩护。中国有世界上最宝贵的价值观，中国有最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守时讲法，中国历史不是封建社会……这些观点不仅外国人会质疑，就连我们自己恐怕也不尽信。但看完钱穆的话，却又不得不信。
假如中国独立富强了
“假如有一天，中国人又独立自由了，国势兴隆，幸福康乐，过着舒服痛快的日子，那他们将怎样打算呢？他们会又想做些什么呢？”
钱穆先生耳闻目睹了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来的遭遇：先是受人压迫，后又自相斗争，可谓内忧外患、痛苦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出了上面的疑问。这个问题似乎就是在问今天的我们，他所说的“独立自由”“国势兴隆”，不正是我们的今天吗？我们有什么打算，又想做什么事情？
或许，我们今天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钱穆老先生，对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满意。在他看来，要知道后来的中国人，也就是我们会做什么，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
中国文化传统有它的希望和目的，只是隐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这五千年的历史，犹如一段生命。如果将一个人的生命分段来看，我们可以说他的第一时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学期，第三或是从事革命期，诸如此类。通过对他前期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么，又完成了哪些。钱穆也将中国文化史分成几期，来看它循着哪一条路走。
钱穆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他生活的民国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民国则是第四期开始。这样的分法，也基本符合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习惯。
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跑马拉松，而欧洲则像是接力跑，一面旗从一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人，不断替换。从欧洲的历史来说，那面旗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民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还有人认为，说不定那面旗会由斯拉夫民族接去。而且这面旗，并不是欧洲自己原有的，是从埃及人手里接来的。
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从时间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地跑，而欧洲是多人接力。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从希腊雅典，向四周发散。后来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另搬到另一个地方。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迁移，就造成了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
钱穆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但是在中国文化分析上，他的说法比较中肯。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
如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文化水准一般都很高，而且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色的。当时的长安，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比较集中，但那里不是汉代文化的泉眼，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欧洲文化则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我们已多次说过的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也就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没有地域性存在。
把西方文化来和中国文化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到底是怎样的脉络。中国文化的第一个时期，没有地域性，并且一直延续，薪火相传，慢慢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钱穆所说的第二时期的最大贡献，也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体系。钱穆专门从汉、唐、宋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政策、兵役制度等方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大的架构。并认为，汉代的政治政策，是“极敦厚，极笃实”的，它的地方政权建设得最出色，而唐代的中央机构最像模像样。宋以下，一切政治社会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钱穆并大胆地推断，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在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方面，汉、唐的大规模永远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个时期中，也就是从宋到晚清这个阶段，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在文化方面，一直到晚清学者，也没有在先秦的思想之外有新的创见，仍然继承着第一个时期的思想而发展。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学术文化就此停止前进、难以进步了。在钱穆看来，这只是因为先秦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很完备，也很凝练。后人所做的，就是将先秦中的种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不断运用到人生当中。比如儒家的学说，就被世代儒者不断地探讨，深挖儒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也就是说，我们第三时期的人，在高度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前代所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个时期，也就是我们今天了。钱穆说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钱穆不排外，但是他不主张近代人将政治、社会一干的希望，都放在外国人身上。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这样才有生机。
“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只有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天下大同：最宝贵的世界观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一，中国人不过是世界中的一种人。用现代眼光去看先秦中国人的生活，似乎他们闭关自守，和外国人老死不相往来。但几千年前的古人，是很难接受几千年后的我们这样的责备的。因为在中国古代，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这一块大地是一个国，而认为它就是天下，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先秦的封建小国，似乎微不足道，后来被秦统一。其实它们都曾有很长的历史。像卫国，国土虽小，亡于秦时，它已有九百年历史。九百年对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长久古老的。其余像齐、楚诸国，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当时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在当时，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了，他们所能知道的任何地方，同是一天下，同在整个世界之内。在这视听耳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文化也已臻于大同。
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单位，我们首先认为世界上就只有中国人和中国。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也即是世界主义的。它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只想一步步地向外扩张势力。《易经》中有“可大可久”，中国文化可大，也可久。
西周王室覆灭之后，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们，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同盟团体。在名义上，他们仍服从共主周天子的尊严。在实际上他们保存封建文化，压制和抗击游牧民族的骚动与威胁。这就是所谓春秋时代的霸业。但春秋列国君卿大夫，同是贵族，在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国际联盟”，就再也不想往下走了。但平民学者兴起之后，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他们更能接受天下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这些平民学者从国际联盟，进一步而求天下一家。
而这里所谓的“平民学者”，也就是诸子百家了。诸子百家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为“游士”，也就是说他们是流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并不是他们看重的，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的大一统。
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到了鲁国。但孔子一生，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心；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造福于全人类。孔子可说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又比如墨子，他的国籍和出身至今不明，后人只知道他一样是一个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的人。庄子、老子，就更没有所谓的国家观、阶级观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的这一“修齐治平”，形成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而平天下，就是当时的人所抱有的天下观。到秦始皇时代，真成天下一家了。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在一个大的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和平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