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提出的“泛亲论”儒学观点，认为人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人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关系。为了把自己美妙的空想化为现实，在创建聚和堂时，他不惜将家里所有的财产拿出来进行公有化分割，想来在当时物产丰盛、生活富庶的永丰，他家是十分富有的。聚和堂里推行财产共有，教育是义务免费的。在社会组织方面，何心隐要求破除一般的身份与家庭的差异，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份与家庭的平等师友关系，如此一来，士、农、工、商就没有了身份的差异，而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另外，在经济方面，何心隐通过近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实现了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他设管粮十二人、催粮二十四人、征粮七十二人。这些职事人员不脱离生产，也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田亩数计算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组织、精细分工，完成它的农业经济合作化。这种制度，有利于澄清吏治和减轻农民负担，在当时，这确实是个有积极意义的创举。
然而，创建于1547年的聚和堂，仅在1559年就解体了，存在的时间前后不过十二年。史料记载，聚和堂的解体主要缘于当年的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由于聚和堂实行的是财产共有，赋税统一上缴，这位县太爷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聚和堂的集体抵抗。于是，永丰县县令勃然大怒，来了个擒贼先擒王，以聚众抗税之罪将何心隐抓进了牢房。聚和堂群龙无首，自然解体。
后来，何心隐虽然被友人营救获释，但是，他的余生仍在逃亡中度过。为逃避追杀，本名梁汝元的何心隐不得不改名四处流浪。直到六十三岁时，还是不能幸免于难，终因为人识破，竟被活活打死在大堂上。以聚众抗税之罪抓何心隐只是一个借口，其实，当时明朝统治者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取缔聚和堂与打击何心隐。因为，虽然聚和堂统一办学，对促进子民学业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统一征粮、统一纳税之举，为他们所不容。最为主要的是，何心隐的儒学理论对社会思想冲击很大，他对“五伦”（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关系重新定位，提倡以平等为主旨的人际关系，无异于颠覆当时社会的伦理关系，无异于拆除大明帝国这个等级社会的社会基础，这在统治者眼里无疑就是大逆不道了，这就注定了聚和堂灰飞烟灭的必然命运。以至如今在梁坊村，除了一些村民的家里尚保存着何心隐诗集与一些珍贵的《梁夫山文集》的手抄本外，其他有关聚和堂的遗迹却是难以寻觅了，就连村人关于何心隐的片言只语的介绍，大概也是从造访梁坊的学者那儿贩来的。
我去梁坊村的那天，正是烈日炎炎的农历六月初六，巧遇一户人家正在晒谱。据说，这一天是永丰一带乡村的晒谱日。一部《永丰瑶田梁氏族谱》共十二本，整齐地排列在阳光下，其间供着一只盛有肉块的小碗，肉上插着一双筷子。村人告诉我，按照老传统，晒谱时还要杀鸭子，并将鸭血滴在每本族谱旁边。从放在厅堂里的谱箱上，我得知，这户人家属于明德房，瑶田梁氏如今有二十多支房派散居于各地。无疑，各个房派都保存着这套族谱。何心隐隐匿在族谱深处：“二十世柱乾公讳汝元号夫山少补弟子员以孔孟之学自任偏游南北聚徒讲学……”而每年的今日，他便可出来晒太阳了。
没想到，晒族谱也是得用心侍候的活儿。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一直忙碌在大门前的太阳地里，不停地翻晒着。也许，宗族的骄傲和痛苦只有经过阳光的处理，才能鲜活地保存下去。
两相比较，碎锅析庄的义门陈要幸运得多。那个唯恐义门陈家族势力过大危及自己的统治，不惜颁旨令其分析的皇帝，其实格外钟情于义门陈。仁宗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直到驾崩前，他先后八次下诏，作诗、联五幅恩赐义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对其给予特别的呵护，使之成了朝廷的宠儿。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把义门陈作为社会的楷模，推广天下。
义门分庄后，仁宗皇帝重病在床，仍念念不忘义门分析之事。临终前，居然诗兴大发，吟得一首七律诗：
江州久著义门庄，庄上分庄世派长。
蒂固根深谁与并，珠辉玉廊孰同行！
漫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赛谢王。
子孙各知遵义范，永继舜德有重光。
这首诗，既高度评价了义门陈的忠孝仁义，又对分居各地的陈氏后人寄予了厚望，期望他们光大家风。
礼义为先，孝道治家，宗族敦睦，当然也是历代统治者所期望看到的。如果说，宋仁宗尚且对义门陈情有独钟的话，那么，尽管朱元璋曾经迁怒于陈氏，但是到了他的八世孙、明世宗嘉靖皇帝那儿，也不得不对义门陈有所表示。嘉靖皇帝对先祖的“不义之举”作了反思后，下诏派官员到义门实地察看，了解义门遗址状况，意欲拨资修复，并责成九江府和德安县采取保护措施，还在义门祠堂前立碑，对义门陈表示歉意。
显然，江州义门虽作烟云流散，门庭分崩离析，但“义”字却播撒四方，随着万家烟火袅袅飘升，像一面面旗帜。这不能不令统治者投以关切的目光。而江州义门，成了散居在各地的义门陈后裔心目中的老家。清康熙年间的某个清明节，在义门故居的废墟上，曾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后人三千多人，祭拜过祖先后，人们用祖坟山旺公山上的树木做材料，建造了一座重兴祠，以表达重建振兴义门的心愿。果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州义门陈在各地支派的后裔中，出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人物，比如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独秀、陈云、陈毅、陈赓、陈诚、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等等，即是。
在进贤县艾溪陈家村，村前那五间三层坊式门楼上的匾额，赫然题刻着“义门世家”四个大字，门楼两侧石柱上有联称：“义路示周行愿当前守彻循途谨凛步趋无履错，门墙尊孔训若我辈乘机斗捷寻常出入即余闲。”寥寥数字，却也是郑重其事，道明了此地陈氏的来路。村中民居也有通过匾额以“江州遗泽”为标榜的。艾溪陈氏远祖即为江州义门陈村人，五百五十多年前，始祖公肖水由南昌下艾溪迁居此地。
村中有三座祠堂，分别被命名为“敦睦传家”、“陈氏宗祠”和“肖水源流”。“敦睦传家”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坐落在村子的中央，外观更像一座殿宇，祠堂内木构件采用立贴式，享堂的神台上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灵位。“陈氏宗祠”和“肖水源流”祠坐落在一处却又自成一体，各有三座天井、两个大堂和前厅。这两座祠堂功能上有所区别，“陈氏宗祠”是专供族人拜祖祭灵的专用祠，在这里，族人的位次按辈分排定，长辈位前，晚辈居后，男左女右，等级森严。“肖水源流”祠则是专供族人议事以及按照族规训诫、褒奖族人的宗祠。祠堂功能的区别，对外人而言，无疑显示出了宗族的体面，对于族人，则更加强化了它的威权。
如果说，“敦睦传家”的匾额依然强烈地传达着义门陈的家风的话，那么，体现着宗族秩序的“陈氏宗祠”和代表着宗族权威的“肖水源流”祠则可以视做族权的象征了。
也许正是秉承了义门陈重视教育的传统，艾溪陈家村在明清时期先后有十人进士及第，至今村人仍以“祖孙三代皆进士，叔侄二人同中举，父子一同上朝班”为荣。村中尚存的东、西两处庄园，就是清代的两个进士分别建造的。村东中宪第庄园的主体建筑在抗战时期被烧毁一半，至今还存有主人起居的云亭别墅和中宪第院门牌楼；西庄园讲究整体布局，追求诗情画意，据说主人花了三年时间才建成，雕刻精美的门窗上遍饰人文典故和亭台楼阁图案，有一处则雕刻了七十二只憨态可掬的猴子。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一块寿匾上，透露了西庄园主人陈志喆的个人信息，其时任江油县知县并赏戴花翎知府衔，为前翰林庶吉士。尽管，一座毫无顾忌地耸立在“萼辉吟榭”处的“恋春阁”，像个飞短流长的长舌妇在数说这位知县大人金屋藏娇的绯闻，给后人留下了充满情色的想象，然而，漫步这两处庄园，却如同置身于书乡，那些从结构上看显然是住宅的建筑，有许多都被标榜得仿佛学馆书斋一般，比如什么“诒经室”、“还读楼”、“退思室”、“遗安居”，什么“磨砚山房”、“半耕读家”、“结岁寒庐”等等。一座座风雅得很，好像主人生活起居在书籍中、砚台边。
艾溪陈家村的建筑装饰有石雕、木雕、墨绘。石雕用以装饰门楼、门罩和柱础，西庄园有些青石的门楼、门罩，而东庄园皆为红石。最为精致的装饰正是红石雕刻。其中，图案丰富繁杂的云亭别墅门楼可为代表作。琼楼玉阁、祥禽瑞兽、奇花异草与人物形象、戏文场景的图案纹饰，通过浅雕、深雕、透雕、圆雕等不同的手法，参差错落地布局在门楼的各个部位，给人的感觉是既浑然一体，又具有丰富变化。两侧斜撑各雕有一只鹿首，似可呼之而出。因为这对鹿，我回头再看此地的雕饰图案，竟发现鹿原来是艾溪陈家人最钟情的吉祥物。云亭别墅的外墙有六层红石砌起的腰墙，腰墙上也点缀着精巧的雕饰，其中的形象以姿态各异的鹿为多；其他各处无论石雕、木雕或是墨绘中，也都对鹿厚爱几分。到处有呦呦鹿鸣，户户是人心逐鹿。难怪，村前的坊式门楼上也赫然戴着一顶官帽！
看来，义门陈重视教育的传统能够绵延百世，是因为人人心里都藏着那渴望春风得意的“鹿”。
在“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情境里，这样的家风自然为世人所崇尚，这样的家族自然能得到乡邻的尊重。丰城隍城李家在正月里有一种独特的民俗活动，称梅烛龙。每逢正月十三日，全村户主要斋戒沐浴，每户出一块桥板灯，傍晚时分聚集在李氏宗祠前，以分支房派为单位，以排行大小为顺序，将桥板灯连接成一条灯火长龙，而后在村里村外来回游走。梅烛龙无疑表达着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的祈愿，将这些祈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强烈的宗族意识。但是，没想到，这一宗族活动竟始终有此地的义门十八陈参与。活动开始时，进大庙上香敬神之后，李氏梅烛龙迎来了义门十八陈的四十八条龙灯，群龙相会在共同的心愿中；当梅烛龙沿古道出村逶迤而去、一路经过庙坛殿宇时，又可遇义门十八陈主事者恭候途中，齐声赞颂恭喜发财。我想，这不是一般的睦邻友好关系所能解释的，因为，隍城李氏分明口口声声称之为“义门陈”，言辞之间，充满敬意。他们大概以与义门十八陈结邻为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