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任何一部发黄的族谱，类似的教训比比皆是，只是神情有异而已，或者循循善诱，或者声色俱厉，或者言辞铿锵……方式不同的表达，流露出一样的心情。
这是一颗颗期待着、梦想着的宗族之心！正是这些心灵的光彩映照在古村落的建筑中，我们才领略到弥漫在寻常人家中的儒雅。梅冈民居门扇有金字对联云：“丹桂有根多种诗书门第，黄金无本偏生勤俭人家。”这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应该来自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大量事实；渼陂敬德书院房门上描金画有诗云：“角上挂书常不离，专心好学把牛骑；时人只识忙中读，惟有杨公见乃奇。”这令人心动的诗意画面，也许是往昔乡村最朴实的生活场景；石城县上柏熊氏古村，至今保留着一处明代遗迹，石门斗上赫然刻着“耕读处”三字，其两侧对联曰：“力耕可以无饥，开篇自然有益。”这种刻意的标榜不免有些卖弄之嫌，然而，其对联的内容倒是实在，相信族人日日面对这般真诚的告诫，内心也会波澜横生的。
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思想不仅书写在族谱中、题刻在宗祠里，也作为建筑和装饰艺术充斥在人们的视野里。村庄水口处是与笔架山相呼应的文昌宫、魁星阁，门前是炫耀门第、张扬功名的旗杆石，门楼上有雀鹿蜂猴的象征，槅扇中有琴棋书画的意蕴，梁枋间有鱼龙变化的隐喻……古村落对择址、形局等方面的风水讲究，也包含了对人文蔚起的追求，民居建筑及其装饰更是洋溢着理想的光彩，从而营造出浓厚的人文氛围，激励着子弟悬梁刺股发愤攻读，以期一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更重要的是，宗族为培养子弟还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手段，比如，置学田、办书院等。古村的儒雅往往十分眩目地集中于书院、文馆之类的建筑，使之成为一个村庄的文化纪念碑。
在乡村，书院、义学之类建筑有些附属于宗祠，有些就设在宗祠里，不妨也把它们看做是宗祠建筑的延伸。有书乡之誉的婺源，书院、义学、精舍、书塾遍布城乡，多达一百六十多所。设在考川村的明经书院，创办于元代，院史达四百余年，兴盛时有房二百余间，四方学者云集。就连坐落在崇山峻岭间的阆山村，不过三四户人家，也创办了书院。
吉安渼陂有建于明清时期的书院、书斋多处，名养源书院、敬德书院、明新书院、名教乐地、振翰学舍等，为梁氏四大家族共建或某一房派所建。其中养源书院又名文昌阁，俗称八角楼，三层飞角挑檐，楼高近十六米，曾是文人学士交朋会友、读书观光的胜地。因年久失修，如今已岌岌可危，我几次到此一游，皆不得进入。仰望悬于顶层的阑干，想来遍布全村的楹联警句，怕有许多是儒生们在此凭栏吟得的也未可知。明新书院有联云：“明月宫中欣攀桂子，新春雨后好看杏花。”倒是非常生动地道出了置身此中却瞩目于蟾宫折桂、杏园探花的那番踌躇满志。
在香火繁茂、儒风鼎盛的流坑，大小书院林立也就不奇怪了。最是清道光年间，所建书院、书屋竟有三十七所之多，果然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只可惜如今唯有通过仅存的文馆以窥全豹了。
文馆又称江都书院，建于明代晚期，前有庭院，后连藏书楼，主体为三进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具有读书、讲学、祀祖、敬贤、藏书等诸多功能。庭院内以花岗岩条石铺地，跨池而过，拾级而上，至主体建筑门廊。第一进包括下堂和天井，下堂两侧各置一房，为先生课间休息的地方，天井两侧分别用槅扇隔出三间耳室作学生的书房；第二进中堂为讲坛，后天井西侧辟门通藏书楼；第三进为面积较大的上堂，供奉西汉大儒董仲舒等祖先、名臣、乡贤，上堂顶上建有敕书楼。上堂既为神圣之地，自是重工装修的所在。传说华丽的藻井多少年从未打扫，仍清爽无尘，色泽明朗，是因为制作藻井的材料散发出特殊的气味，加上图形色彩斑斓，蜘蛛虫雀不敢光顾，或藻井南向有略低的天井檐宇，形成一个风口，一旦有南风吹来，在藻井回旋，便如清扫一般。匠人们在如此细节上竟也这么用心。
文馆由下堂至上堂，地面渐次升高，入内须曲折迂回而进，我深信其中一定有告诫学子循序渐进、逐级登高的寓意。从后天井穿门至藏书楼，楼上的文昌阁悬有“日进高明”匾，而楼前的花园栽花植株，无非是指向折桂探花的最高境界了。
泰和县有个书院村，因此地曾有一座古书院而得名。此村的罗氏始祖罗韬，字洞晦，号匡山先生，他终生勤奋好学，淡于名利，后唐时期被明宗皇帝征为端明殿学士。时值宦官弄权，政治腐败，罗韬向明宗皇帝献四扇屏风一架，上书“纳诲、防机、赏廉、革蠹”四道箴言，皇帝赐以金印。不久后，他却称病还乡，于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创建了匡山书院，由明宗皇帝赐匾。书院经宋至元，历四百年后遭兵燹，罗氏后裔三次重建，到清代仍为讲学之所。所以，罗洞晦公祠的匾额上赫然以“理学正宗”为标榜。这座祠堂为三进，享堂有牌匾称之为“时思堂”，屋柱上有联对堂号作出了解释：“时止时行礼义循高曾矩矱，思爱思敬孝弟树孙子典型。”如今，书院遗迹已不复存在，匡山先生仍端坐寝堂之上。
资溪县的三口村为北宋著名理学家李觏的故里。村中尚存的古建筑有儒林书院、祠堂和民居，以及九百多年前用鹅卵石铺设于地面的八卦图形。其中的李觏家庙以青砖砌成，外墙巍巍然，看上去完整无缺，倚门探看内部，却已是荒草没膝，庙内木结构均腐朽坍塌，不过，其中悬挂的一块镏金木匾尚保全完好，上题“理学开宗”，据说此乃出自乾隆皇帝御笔；离家庙不远的儒林书院，命运与家庙相似，也只剩下高耸的外墙，值得玩味的是，它高而又窄的大门并没有选择与之并排的民居大门的朝向，而坐落在逼仄的巷口，面对一堵触手可及的墙。很是让人费解。
李觏一生不慕荣利，不求闻达，但他“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共所师法”。有人称道其著作影响之大，言：“一时名公巨卿及有道之士莫不知其名，下至农工、负贩、老释，尽能诵其文章，服其教化；所学以推明圣经为本，不泥于汉唐诸儒，其所论礼、论演、庖义之精，奥发经曲之微，文至于井田学校。”他创办了盱江书院，从学师之者恒达数百人，后又居风林龙马书院教授生徒，曾巩就是他的高徒。在他的影响下，三口村出过六十多位进士。遗存于村中的功德碑以及清晰可见“乾隆”字样的七十块旗杆石，默默无言地证明李觏不愧为“一代之名儒，后世之师表”。
说到理学，不妨穿越时空，想象一下宋明理学普照于江西大地的如火如荼的生动情景。用今天的话来说，那简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大到1175年分别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两大阵营各执一端“华山论剑”于鹅湖书院，小到流坑的董燧“无一年不远出会友，亦无一日不讲学”，“浮两浙，泛五湖，访天真，寻白鹿，大会同志”，年迈后遂在家乡聚徒讲学，“每月逢初二、十六会同诸公讲于圆通阁”，众多理学大家、名家为了教化大众，游走于乡野村落，穿梭于学馆书院，不辞辛劳地赶着场子。
宋明理学非常自如地出入于一座座村庄，非常潇洒地在村中登堂入室，著书立说，坐而论道，或者，讲学传授。置身乡野环境中的那番倾吐宏深的情景，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金溪县的青田里，是陆九渊的故里，陆九渊因血疾卒于荆门，其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时，远近乡民数千人前往送葬，有祭文称：“仰观乎上，先生确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颓然示人简矣。……学者之所日诵，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复知？”青田里尚存“百世大儒”牌坊和三陆祠，村外东山上有他的墓葬。
而在朱熹故里婺源，众多的村庄自古崇尚“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也就毫不为怪了。建村于北宋末年的理坑村，原名理源，这一得名正是因村人好读成风，且尊崇朱子，被文人学者誉为“理学渊源”。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几百年间出过尚书、大理寺正卿、司马、知府等七品以上官员三十六人，进士十六人，文人学士九十多人，留下各类著作三百多部近六百卷，其中五部七十八卷被列入《四库全书》。“天官上卿”宅的主人、明天启年间吏部尚书余懋衡，就是当时程朱派理学名家，他在北京首善书院讲学时，听众竟达五千多人。在理坑的村巷里，我看到，许多豪门大宅把挨着巷子的墙角都作了委角处理，即削去棱角，使之成为圆弧形，这是因为屋主怕挑担的人被尖锐的墙角伤着、挂着。莫非，这样的细节，也是教化的结果？
当然，攻读入仕才是最强大的内心动力。蜀江村的复亨堂由上下栋、天井组成，内设读书楼、进士楼。该村在明清时期出过登科进士二十一人，凡族人学子中举登科，均在此祠击鼓谒祖旌表。复亨堂有诗曰：“正嘉以来三百载，登庭怀训礼与诗，盛德大业规模远，三复堂前意俱迟。”足证该堂文献之盛，礼仪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