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的《复亨堂祭簿》上，载有读书歌和进士鼓祝鼓词，并附有说明文字。关于读书歌，称：每逢会期，诸子弟都在此登堂命题作文，如同考试，族中长上见了皆欣欣然，“或于午上具点，或于晚间具膳，无问贫富类相尚也。至冬底，诸生之父兄复具酒肴至祠酬诸长上，聚首一庭，从容笑语，无非鼓舞发达之词”；关于进士鼓，称：其祖先创读书楼为子弟肄业，并置进士鼓激励子弟“连登科第元魁，立言立功立德，迭居馆阁台部，予赠予谥予祠”，“爰斟着鞭之酒，大宣祝鼓之词”。
其读书歌唱道——
昼读书，昼长昼短总无拘，日丽窗明晴可爱，雨飞帘溜阴无碍，叹如梭，莫蹉跎，禹惜寸阴意若何。
夜读书，夜深更静好踌躇，日来所事作何状，志气凌云当自抗，待旦明，要心清，无忘差错误平生。
其进士鼓祝鼓词唱道——
一祝鼓，快听取，既读圣贤书，先要循规矩，黉宫初发声，正学以为主，秀才便须任经济，万选高中词华吐；
二祝鼓，快夺武，蟾宫攀丹桂，榜上标龙虎，饮尔鹿鸣宴，待尔作霖雨，努力来春对殿墀，泥金报捷荣宗祖；
三祝鼓，快期许，传胪魁金榜，洪名震天府，翰苑知制诰，好把功勋竖，调羹补衮济苍生，铭钟勒鼎称贤辅。
尽管世事沧桑，风云流变，但在不少地方至今有登科入仕以光宗耀祖的遗风。在瑞金凤岗的钟唐裔公祠世美堂大厅里，高悬着“鸿都耆硕”、“通奉大夫”等数块古老的牌匾，也有“登科”、“工学博士”等新的牌匾，那“登科”匾是为当今子弟考上大学而挂，大约觉得挂在里面不够醒目，有的索性挂在宗祠的侧门之上。在泰和爵誉康氏总祠孝德堂里，两条长长的横幅也在夸耀着今日的荣光，其一称：“热烈祝贺康××长子康××留学美国塔尔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由此，可体察到血脉里的因袭，生生不息，根深蒂固。
在乐平，有个儒林汪家，原名城里汪家。相传，宋代婺源人汪路来此地任知县，见这里民物康阜、代出英贤，便定居于此，繁衍至今。汪家尊儒重教，读书人、为官者一代比一代多。清嘉庆六年（公元1796年），汪守和高中榜眼，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和都察御史。他精于书法，秀拔卓绝，自成一家，卒赠太子太保。在这前后，汪家共有二十多人中进士、举人，上百人中秀才，为官者如星似云。汪家文风盛、功名多，因而被嘉庆皇帝册封为“儒林汪家”，并赏赐骏马画一幅。
耕读为本、崇文重仕的思想入木三分地渗透在古村落的建筑之中，但是，大凡建筑气派、装饰考究的村庄差不多都有一段经商逐利的历史，人们用家财万贯的人生得意，筑成荫护子孙后代的百年基业。然而，他们努力通过建筑表达的，依然是对仕宦功名的垂涎，对人文蔚起的渴盼。他们可以从族谱中翻出祖先的光荣大肆炫耀，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也可以捐得官衔爵位，作为牌匾堂而皇之高挂在门面上，仿佛这样才能为金钱正名。
如此贾而好儒的作派，既是重仕轻商的社会心理的反映，也是出于对宗族一人之心的敬畏，同时也披露了那些发家致富的人们在宗族意志和个人追求的矛盾中，力求实现自己内心和谐的企图。不少富甲一方的村庄，其建筑往往体现出人们内心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人们大兴土木为自己长脸，铺张奢华的建筑充满了张扬个性的欲望，现实、功利的个性化企图有时竟突破了宗族的、甚至地域的集体意识，在建筑中得到表现。这就是对生活起居安适惬意的更大追求，住宅因此明亮起来，庭院因此宽敞起来，环境因此诗意起来，那些承载着过于厚重的精神的建筑，因此忽然轻盈起来。但是，在聚族而居的生活环境中，光宗耀祖的思想同样也是建筑个性追求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财大气粗的炫耀，还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形态，即讲究建筑群落整体的统一，同样风格、形制、规格的房屋整齐地布局在相应的空间中，其间的巷道纵横规整，看似四平八稳的样子，殊不知，这样的建筑正是商人发财返乡后为自己兼为族人建造的，体现出他们企图维系宗法关系而不吝金钱和心血的努力。
正如财富影响着人们的建筑思想，经商的历史也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如果说，曾经能够以“万家烟火一家风”遍指广域环境中所有宗族的生活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每个村庄都可能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尽管依然有儒雅从骨子里沁出来。
为追逐金钱打马西去的丰城白马寨，村中豪宅林立，门头匾额高悬，而村口的宗祠却恍若废弃，早已岌岌可危。即便如此，凭着家家匾额上或追溯宗族渊源、或阐明治学道理、或陈述道德信条的那些文字，我们有理由相信，宗祠仍巍然矗立在族人的心里，祖先的嘉德懿行永远是他们的心灵慰藉。
与之相邻的厚板塘为涂姓村庄，建于明宣德年间，兴盛于清代中期。它的发达，靠的是第十二世先祖涂士良及其长子、幼子在衡阳创办“涂近仁堂”商号，经营成衣、布匹，开当铺、钱庄。“涂近仁堂”经商崇尚信义为先，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他们乐善好施，对当地多有捐助，曾接济过落魄秀才彭玉麟，涂士良的幼子还与彭秀才结为金兰之交。后来，彭玉麟官至水师提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一度将长江水师的军饷交“涂近仁堂”代管，涂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厚板塘因此财源滚滚。涂氏父子也因彭的保荐，分别捐得从二品通奉大夫、从三品中议大夫官衔，成为远近闻名的红顶商人。于是，涂氏大兴土木，村中现存的逊守公祠、凝秀轩、大夫第、通奉第等，都是那时建成的。尽管有民间建筑不得逾越“三间五架”的清规戒律，但是，为显示顶戴商人的气派，主人就在房屋的进深上做起了文章。如大夫第，前后共六进六个天井，各进依次为马房和轿房、小客厅、贵宾厅、主人住房、祖宗堂、后厅，一进比一进高，寓步步高升意。逊守公祠旁的凝秀轩正是涂氏的私塾，与那寓意步步高升的地方仅有一巷之隔。看来，寄于后人的希望也是一巷之隔。
相比之下，金溪县竹桥村呈现出另一种生活形态。那里的乡风飘荡着书香，那里的家风也弥漫着墨香。
户近两百、人丁超千的竹桥村内，现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筑仍有一百多幢，其中明代所建民居八幢，明代祠堂文隆公祠一幢，均为青一色的青砖灰瓦，显得朴实素雅。尽管，许多人家的厅堂有楹联标榜“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但是，竹桥历来有着儒商并重的文化传统，从不轻视商人，弃农经商、弃学经商现象非常普遍。竹桥建村后，科举出身的大官不多，长期从事商业贸易的生意人却不少，有几个世代经商的大家族，经商致富后纷纷向朝廷捐款，且热衷于修祠、建庙、修砌道路、捐资办学等。村中的“养正山房”、“苍岚山房”等处，是过去的雕版印书作坊，它证明经营文化曾是财富的来源之一。金溪县是古代江西雕版印书中心，而以竹桥人开的“余大文堂”为最大最早。“养正山房”就是一个刻印古籍的地方，进门为庭院，上堂及后堂为印书之所，乾嘉时期书版盈架，直到解放初期，保留的刻版才焚之于尽。在康乾时期，竹桥就有人在全国各地做卖书生意，余德昭在北京开书肆，收罗古籍，兼理金溪嘉会试馆，其家谱有明确记载。后来余仰峰又回乡里自开印书房，“以刻书鬻书为业”。竹桥人声称是他们开了金溪雕版印书的先河。
为了自己出书、藏书的方便，不惜开个书铺，办个印书作坊，如此嗜书成癖，真是叫人叹为观止。看来，这印书业原来是种心养心的产业，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为的是收获天下的书籍、天下的才情！他们应该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商，这些儒商把生意做得潇洒极了。比如，余仰峰回乡后，“刊书牌置局于里门，昼则躬耕于南亩，暮则肆力于书局”，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学会了经商的古人依然割舍不了对土地的眷恋，或者说，人们在经营土地、经营生意的同时，其实也在经营着自我的内心，经营着传统文人的人格理想。
余氏有诗赞曰——
山环水抱画图中，托地开基论祖功。
百亩桑麻千亩稻，万家烟火一家风。
须知守旧存忠厚，亦能维新说异同。
世代衣冠常簇簇，云天极目仰文隆。
如果说这首诗其实反映了随着工商兴起广域环境里的乡村精神现实，也是大致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