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县声称该县上池村为王安石祖居地。沿着鹅卵石和石板铺就的道路进村，但见村中已是新老建筑混杂。村巷深处有一清代建筑群，叫“总门里”，是王安石第三十二代后裔王来期花了五年时间建造起来的。传说，当年王来期在湖北开炼铁厂，有次接受顾客为加工锡钉送来的原料，竟发现原料里面夹杂了许多金子，于是，他将金子藏进猪毛篓，装了十八条渔船运回家乡。总门里正是用这笔意外横财建造的。它只有一个总门可以进去，周围有十余米高的围墙，里面有七幢大房子，可供三十多户人家居住，其附属建筑还有花圃、养鱼池、马间等等。此外，屋后还设置了兼具防御土匪功能的水沟，一旦有土匪侵扰，总门里的任何一户人家都可以搬开家中水沟的石板，钻入空间很大的水沟，逃到屋后树木茂盛的山上去防避。
类似这样的建筑群落，讲究整体的统一，同样风格、形制、规格的房屋整齐地布局在相应的空间中，其间的巷道纵横规整，看似四平八稳的样子。商人发财返乡后为自己兼为族人建造如此整齐的建筑，恰好体现出他们企图维系宗法关系而不吝金钱和心血的努力。
吉安的唐贤坊村始建于宋代，因开基建造者非常追慕唐代，认为“以世之贤，莫盛于唐”，于是“坊题唐贤”。村人对唐代的推崇还见于标榜本宗本族文化渊源的楹联：“面对吴峰一门竞爽，积德唐代八叶名家。”而唐贤坊村人至清代却纷纷走上了经商发家之路。村中保存完好的清代古民居，以及普遍镶嵌了玻璃的雕花门窗，就是当时生活富庶的写照。有一座绣花楼便依偎着那些富庶人家搔首弄姿地站到如今，大门之上的楼廊逼仄，阑干未有雕饰，侧墙上还留着一段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毫无疑问，人们曾拿它做批判的武器，来鞭挞这座建筑的青楼历史。尽管如此，仅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庄里，仍建有书院五座，门前照壁上大大的墨书“魁”字，分外醒目，传达着人们经年历久的向往。全村只有三座门出入，村内房屋整齐一致，纵横相接的巷道横平竖直。默默数来，类似建筑格局的村庄还有吉水桑园、仁和店、安福塘边以及丰城厚板塘等处。
登高望去，错落有致的马头墙鳞次栉比，显示出恢弘壮观的气派。对了，这正是一个宗族的排场和气势。
清人所撰《安成塘边刘氏族谱·序》历数安福县塘边村刘氏历代官宦，尔后称：“诸老先生著书著集，传世极其多也。自唐宋世居于塘边，古今文献。……世传诗书理学，代有仕宦科名，奕叶贵显，盖乡邑望族也。”塘边村的村落文明中浸透了“耕读固本，农商发家”的思想，其族训也言辞恳切地劝诫后人：“子弟以读书为先，不能仕进者，农耕工商，亦需各敬本业，努力上进。”
作为我国南方独树一帜的“群落”式民居，由塘边各个建筑群落统一规划、自成一体的气派，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塘边老表一把伞，走到外地当老板”的盛况，那种腰缠万贯的得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如此，该篇序文却只是津津乐道于读书仕进，以至根本就不屑于染指工商的历史。
那些富商财主大约料想到自己被文字冷落的必然遭遇，他们只能以建筑为自己立传了。依靠在四川经营盐业、在云南经营百货绸缎布匹而发家致富的塘边人，毕竟骨子里浸透了儒雅，不甘于有钱无势，他们中贾而好儒、商而兼仕者有之，买官鬻爵者也不乏其人。希望子弟学而举业，于是，纷纷兴建塾馆、书舍、书屋；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于是，都在修建的祠堂府第冠以“大夫”、“司马”之类的爵位；到了清朝中后期，塘边的大富豪更是大肆斥资购置田土山林、建造房产，“群落”式民居大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
所谓“群落”民居，就是大村庄里筑着大院子、大院子里套着小村庄，半封闭的大院内，一幢幢民居虽就范于其中，却也保持着门户独立。如此看来，它既不像北方宅院，又不似赣南围屋。倒是和丰城的白马寨及厚板塘、新建的汪山土库有某些相类之处，然而，区别也是显著的，那些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大院，而塘边村中却坐落着若干个大院，现保存完好的就有四处。一处处群落，就是一个个血缘相亲、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群落的院墙高耸，设有一二个大门，大门有的是牌坊式的，有的称为“马廊”，意为到此者下马下轿，步行入内。进入马廊有一小厅，是门子、更夫的住所，他们日夜值班，保护群落的安全。马廊的得名还因为院门两侧的附属建筑状似马廊，这马廊为全体住户公用，下层是仆人、丫鬟的住所，上层用做书舍和储藏间。
各个群落中的民居，从格式、大小、高矮到建筑材料的规格、质地、颜色大体是一致的，一幢幢纵横排列，总体成棋盘形。房屋前后间距不足两米，两边巷道恰好可以撑开雨伞。高高的山墙，既显示出不甘人后的家族气派，又起着防风、防雨、防火的作用。民居建筑工艺精巧，质地坚固，砌墙的青砖经过打磨，墙体平整光洁；楼板屋瓦都是双层，防漏且隔热；门框、窗架、墙角、柱础、台阶、阴沟，均用青石凿成不同规格的材料，砌得严丝合缝，既美观又耐用。各个群落一侧，均建有祠堂，由于群落民居相距紧密，巷道狭窄，娶亲嫁女进不得花轿，老人过世抬不出灵柩，所以，祠堂自然成了村人举办红白喜事的公共场所。
“文明坊”群落是塘边村最大的民居群落，内有民居二十四幢，纵横数十条宽度一致的巷道。据说，当时这个大院的主人，就是建造者及其后裔和近亲，多为商家和读书人，种地的只有三户半。整个大院只有前面一个大门出入，后面设有一个小门，但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开。院内不准饲养牲畜家禽，不准堆放柴草杂物，厕所也建在院外。如此等等，为的是营造出一个安全、清洁、舒适、和睦的居住环境。
对外整齐一致、内部自成一体的群落民居，恰好反映了塘边刘氏大宗族的宗支关系和家族内部的亲缘关系。要知道，塘边村的很多男人长期在外经商，有的路途遥远，十年八载也难得回来一次，留在家中的只是家眷老小，有的甚至只有女眷。于是，兴建这种半封闭式的民居，既是家族意识的强烈表达，又不失为对女性的严密的防范措施。
是的，在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民居建筑必定会反映出积淀着封建伦理观念的深层心理，它的封闭、半封闭的格局，并非只为聚拢族人，以相依为命的团结和砖石土木结构的屏障，防御外部世界的侵扰，其间，也布置着许多不宜张扬的微妙情感。那是几分警惕，几分狐疑，几分牵挂；那是未雨绸缪的警惕，关于红杏出墙的狐疑，相隔千山万水的牵挂。
建筑的确也能够营造出封建礼教的强大环境氛围。如果说，封闭的围屋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私密空间，几乎把人们的内心生活都放置在逼仄的公共环境中，放置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话，那么，在半封闭的群落民居里，私密空间的相对扩大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对个体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放弃了宗族的伦理原则，只不过那些原则变成了夹峙个体的房屋，督护个体的院墙，变成了弥漫于院中巷道的严肃空气和凛冽目光。
我的认识或许有些刻薄。但是，考察了诸如塘边这类被人唤做“女人的村庄”的高墙深院，我执拗地相信走马远去的男人一定把心底的隐忧告知它了，一定把贞节的秘密托付给它了。一部工商的历史，就是女人苦守村庄的历史；一个没有男人的村庄，定是筑有铜墙铁壁的村庄。一旦洞穿了这一秘密，我们将会发现，所谓安全意识，原来不仅仅部署了防范外患的坚固工事，还暗设了化解内忧的预警系统；它需要顾及的不仅仅在于金钱财产、身家性命，还包括思想、情感、名誉等等。
我相信，这不是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因为，建筑的确可以成为封建礼教的精神工具，事实上，以牌坊为代表的建筑甚至成了封建礼教千年不朽的象征。所以，我觉得，衣锦还乡的人们大兴土木，其实也是在为家人、为族人建造精神围屋。
当然，建筑也可以成为个人情感的表达。在自诩“桃源深处”的庆源，有一幢民国时期的住宅，人称“深山里的总统府”，据说是仿造国民政府南京“总统府”的结构。这是垄断了中缅公路开发中物资供应的巨商詹励吾，于1944年献给母亲六十五岁生日的礼物。为了表达孝心，他还从昆明给家乡寄来了一块汉白玉的基石，嵌入墙体，并在正门墙壁上用砖雕刻了一百零八个字体各异的“寿”字；金溪七坊村的涌胜生祠，建于清朝道光末年，是清代左江兵备道台吴德徽为其父吴涌胜所建的生祠。此祠堂建筑面积近五百平方米，四周印斗墙，三道大门，四道侧门，祠内建有戏台，门窗全为精致的木雕花槅，梁柱等木构件上绘有人物、山水画……如此等等。
就我的所见所闻来看，官宦们是比不得富商的，他们很少有兴建广厦福泽族人的慷慨之举，不过，他们昼锦还乡的春风得意，总能通过建筑表现得淋漓尽致。
婺源县的坑头潘村，村长约半里，可是，在穿村而过的小溪上却建桥三十六座半，对外号称“百桥”。而在整个婺源县，目前尚存的石拱桥竟达三百三十座之多，且每座桥均被命名。人们建桥的热情，固然与婺源山村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有关，或者，可以说，穿村而过的溪水激发了人们的诗意向往，他们着意要为自己营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但是，且慢。要知道，在婺源乡间建造那种单洞石拱桥是颇有讲究的，并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坑头潘村的族规就有所限定，任七品以上的官员才允许建桥一座。宗族内部各个房派出的官员有多寡之别，于是，在村中半里长的小溪上出现了饶有趣味的风景。官运亨通的房派，自然在溪流之上占尽了风光，因为他们的桥多，之间的间隔也就短了，最密集处相距仅十数步。那些桥的名字一个个骄傲得很，什么“迎恩桥”、“泽民桥”、“留荫桥”，充满居高临下的得意。没有出官员的房派，门前的流水也寂寞无主了，与他们房屋相临的河段大段大段地空在那里。想必他们借道走别人的桥来来往往，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听说，有个房派便在羞愧之余，不惜花钱捐了个七品知县，为的就是在溪上争得一席之地。岂料，族人认为花钱捐官败坏了官翰世家的名声，对其施以白眼和口沫。好在那位知县还算争气，虽头上的帽子来路不正，在任上却是政绩卓著，族人便允许其在村外极不显眼的地方建桥半座。所谓半座，指的此桥搭在一块伸出的岩石上。看来，族人对知县大人还是挺苛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