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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的骑士说：“匈奴人数众多，距离我们又如此地近，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该怎么办呢?”李广说：“匈奴们以为我们会逃走，如今我们解下马鞍向他们表示我们没有逃走之意，以此来使他们相信我们是大部队派出的诱饵。”这样一来，匈奴的军队果然不敢向他们进攻。
后来，匈奴军中有个骑白马的将领出来巡视监护他的军队，李广飞身上马，率领手下十几个人冲上前去射死了此人。等到半夜，匈奴兵又疑心汉军军队埋伏在附近，会趁着夜色偷袭他们，便悄然退兵离去了。
李广正是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才得以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下，揣摩清楚了对方的心理。这样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还吓退了数十倍于己方力量的匈奴军队。
德川家康与李广，一个向强者示弱，一个向强者示强，异曲同工，最后都达到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多种多样的，有上策也有下策，但凡事不可拘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取措施，发于当发，止于当止，需曲时便曲，需伸时便伸，困难总会迎刃而解的。
迂回的道路，有时比直线更快
一山不容二虎，因为丰臣秀吉的好运气，德川家康只能忍辱负重，一旦丰臣秀吉这只老虎归西，还想让家康佯装听话的绵羊，就不可能了。因为淀夫人在将军一职上寸步不让，德川家康与淀夫人、秀吉的儿子秀赖之间必须有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
虽然有偏袒秀赖的五奉行来兴师问罪，但德川家康并没有急切地进兵大阪。如何处置秀赖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丰臣秀吉尸骨未寒，他的家臣们还有一些实力。如果直接出兵，只会让天下人说家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冷酷之人，忘记了秀吉的恩情。
为了获得出兵的借口，家康故意说有事情要商量，希望秀赖到京都见秀忠。淀夫人自然不会应允，双方的关系就此紧张起来。
丰臣秀赖重修方广寺，花费了大量金钱。方广寺大佛殿的工事，历经了一年半才完成，而且铸造了一口大钟，在钟上刻有钟铭，以记载一切的由来。正是钟上的钟铭，让好事之人抓住了把柄，也成了日后德川家康讨伐秀赖的借口之一。
铭文有这几个字：“国家安康，四海施化、万岁传芳，君臣丰乐。”这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字句，但家康责难的就是这“国家安康”四字。据说：第二个字是家，第四个字是康，即是说家康二字，被第三个字故意从正中切成两段，是诅咒家康身首异处的不吉文字。毫无疑问，这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德川家康就此造势，他问京都五山的僧人们。“你们认为这钟铭怎样？”五山的和尚们对德川家康的意图心知肚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国家安康四字是诅咒主上的文字，真是岂有此理！”家康的御用文人林道春也附和说：“国家安康这句话将主上的名字从中切开，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无礼之举！”德川家康因此顺理成章地进兵。
在打仗过程中，德川家康没有一鼓作气地攻下大阪城，当他发现大阪城极难攻破时，就停止攻城，与对方展开谈判。议和之后，他故意装聋作哑，填平了大阪城前面的壕沟，消除了攻城的最大障碍，这才一鼓作气，将大阪城攻下。经过这样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终于顺利实现了目标。
虽然说直接进兵大阪也完全可以攻下秀赖的城池，但权力之争的背后，还要顾虑到人言和民声。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不像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这样简单，越是关系到不同的人，越是需要精心地权衡和考量。欲速则不达，在慢慢攻克一个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出了一条“弓背”路线。
有一次，乾隆想开个玩笑考验纪晓岚：“爱卿，‘忠孝’二字作何解释?”纪晓岚答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为孝。”乾隆立刻说：“那好，朕要你现在就去死。”“臣领旨!”“你打算怎么个死法?”“跳河。”“好吧!”
乾隆当然知道纪晓岚不可能去死，于是静观其变。不一会儿，纪晓岚回到乾隆跟前，乾隆笑道：“爱卿何以未死?”“我碰到屈原了，他不让我死。”纪晓岚回答。“此话怎讲?”“我来到河边，正要往下跳时，屈原从水里浮上来对我说：‘想当年楚王昏庸，我才不得不死；可如今皇上如此圣明，你为什么要死呢?你应该先回去问问皇上是不是昏君，如果皇上说他跟当年的楚王一样是个昏君，你再死也不迟啊!’”乾隆听后，指着纪晓岚笑道：“好一个巧舌如簧，真不愧为纪晓岚。”
纪晓岚主观上是想否定乾隆皇帝，然而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不”，而是经过了一个迂回，巧妙地让乾隆接受了自己的反驳。他知道，伴君如伴虎，如果直批“龙言”，那会适得其反。试想，如果纪晓岚一听皇帝要让自己死，立刻着急上火，迫不及待地大喊“不”，后果会怎么样呢？即便乾隆没有杀他之心，也会下不了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