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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私事时，尽可以直截了当。但是在绝大多时候，我们要处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其中也会牵涉到其他人。人情复杂，众口难调。简单化处理，会在不经意间伤到别人。如果迂回求全，照顾到各方的感受，对讲理之人讲理，对强硬之人动武，区别对待，很多问题就在无形中解决了。
生活中，我们或许会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尴尬事或为难事，一时冲动也许会解决暂时困难，但很可能会为将来带来更大麻烦。德川家康先让对方理亏，自己落得个名正言顺，这样的方法比动辄开打要高明许多。遇事多思考，找出一条问题最少、理由最多的路，是兵家的上等谋略。
防患未然胜过亡羊补牢
德川家康解决了丰臣秀吉留下的最后势力后，开始了对全国大名的重新分封和管理。在此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居城新筑的禁止、修理的上禀和参勤制度。
居城是大名们的居住地，平时看不出有特异之处，一旦发生战争，就成为要塞，在军事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了防止大名借修筑居城之名扩充军备，德川家康规定，不能擅自修筑新城。即便要修理，也要上报幕府，得到幕府的许可。
结果，福岛正则和本多正纯违反了这个条款，成了“严打”之中的典型，被重重地责罚，失去了领地。福岛正则是因为大水冲坏了城基，不得已而进行修缮，以为可以不上报请示，结果被扣上了这个严重的罪名，实属委屈。
德川家康还规定，大名们必须一年住在江户，以便德川家康近距离对他们进行监视，下一年再返回各自的都城。这还可以附带着产生另一个效果：消耗大名们的金钱。因为这些大名们非常讲究排场，每年往返于领国和江户之间，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无形之中削减了大名们的军费，削弱他们的势力。德川家康就用这种方式，将战争的危险消灭在萌芽阶段，保证了日本三百年的和平。
中国的宋太祖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宋太祖即位后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谋反。宋太祖亲自出征，才把他们平定。为了这件事，太祖心里总不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宰相赵普谈话，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为什么？”
赵普答道：“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这句话可算是说到了太祖的心坎上，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解释：“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
这一说倒是提醒了宋太祖。几天之后，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里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
石守信等听出话外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有二心？”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其实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的时候，就是谎称有下属“黄袍加身”，他是“毫不知情”、“迫不得已”才做了皇帝的。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高呼“皇上英明！”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官。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各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德川家康与宋太祖都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变故发生之前，消除危险隐患，这比在危险发生后花大气力去平定好得多。
其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大事情，都是由一些小事情慢慢积累起来的，任何事情都有征兆。小善积大德，小恶也能酿成大错。想要有好的结果，每天就要多积累一点实力；不想遇到大的困难，平时就要注意自我修养，不养成坏习惯，也不对自己的处境掉以轻心，那么一切都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