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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因耕地多，山林池泽的商税少。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划归皇室，也还算过得去。但战国之后，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山海池泽的税收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是政府没有料到的，就像清朝不知道海关的重要，交给外国人而吃了不少亏一样。
汉武帝干了几件大事，讨匈奴，通西域，花了很多钱，大司农那里所存的祖父、父亲朝代积攒的钱用完了，农民的田租是定额，不便轻易再变更。汉武帝就自掏腰包，把少府的金钱拿出来，这等于把皇室的私款拿来捐献给政府。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如盐铁商人，也自由乐捐。但是社会响应不佳，汉武帝的号召受到了冷遇。汉武帝不禁想：你们的钱，还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才能赚来的。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也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这就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盐铁政策。
盐人人都要吃，铁家家都要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的主权在皇帝手里。汉武帝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把其所有权收回，政府委派人管理，利息收入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先创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如酒，属于奢侈享乐品，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
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互相诘难，争得面红耳赤。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桓宽事后写了一篇感想，就是有名的《盐铁论》。
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钱穆认为汉政府对工商业是和近代人所提倡的节制资本相似，在对农民田租方面，也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没有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意在制定一个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可惜的是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王莽起来，把一切田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王莽当时的意想，是要恢复封建的井田制，但是结果却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历史注脚;
井田制与进步
封建时代是井田制，土地归贵族。封建井田制破坏以后，土地归民间私有。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可自由出卖。如果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就变成佃农，要对田主交很高的租子。结果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好处。
汉代计划经济
汉武帝时期，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叫做均输和平准。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23岁服兵役的用心
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迫于压力才全民皆兵，而我们在汉代早已实行这种兵役制度。汉代规定，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
钱穆认为这个制度有一番用意。一个人二十才始成丁，可以独立耕种。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省吃俭用，“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不指望年年丰收，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假如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的蓄粮，九年就该有三年的蓄粮。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九年，连荒三年的也很少。
一个壮丁二十岁从国家那里领到自己的田，独立谋生，但他也要为国家服兵役。如果国家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征去，对家中妻儿来说，无疑是生存上的大难题。因此要顾及他的家庭负担。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服兵役，就留下了三年的缓冲时间，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