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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注脚：
并非自大
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养成了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习惯。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从东汉初叶开始，下迄隋、唐，这六百多年里，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这六百年的时期，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秦汉开始，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从未断绝，佛教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可以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这些都是我们乐于文化交流的证明。
朝代歌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贤者的意见胜过多数人的意见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民主的观念，做什么事情都是领导说了算，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从历史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却是没有什么民主选举、多党竞选之类的传统。
如果有一个事情争论不休，西方人可能会说“让我们投票吧”，但是拿到中国人手里，我们可能会说“让我们凭某某来说，看他觉得谁有道理。”而这个“某某”，一定是在大家眼中公认的德才兼备、读书知礼、断事公正的人，还常常是上了年纪的老者。像这样的人便可以称为“贤者”，贤者的意见，能让人心服口服。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向贤人求意见，或者是请贤者来决断。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墨家强调“尚贤”， 崇尚贤能，“能为上”，主张能者执政，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唯才是举，以能力选人。而儒家虽然提倡中庸，也以“德为上”，推崇道德上的贤人，为贤是用，见贤思齐。这从我们的乡饮酒礼的传统中就可以看出古人对贤者的格外尊重。
对评价人来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的传统就是重质不重量。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或者就能做出对多数有好处的判断。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这一观念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极明显。当时国家的选举权，并不托付给社会一般民众，而直接由地方长官行使。既是一位贤长官，自能博采舆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选择这种选人方法的理论依据。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又如唐制，中书舍人起草文件的时候，要分开来写，其他七八个人都要写，这称作“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位高权重的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在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加以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
我们这种推崇贤者、重视贤者的传统，源于在我们的观念中，贤者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大部分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以说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求贤，都是为了让大部分人满意，达到理想的结果。西方人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可以保证团体利益的，而我们认为，有德有才的人的意见更能保证团体的利益。这两种观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都有自己的产生依据和历史经验。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古人的这一套做法。
其实在的我们传统思想中，很多想法都和这种推崇贤者的观点有关。比如，我们特别强调要听长辈的话，要听家长的话，这种思想就是一种从贤思想的延伸。因为长辈和家长有更多的经验，他们帮我们做主，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有如，身为知识分子，或者身为家长，往往有一种帮国家考虑、帮子孙考虑的使命感。自认为是贤士君子的人，比常人更加关注国家、民生，这种使命感就是来源于我们对贤者有更多的期待。而家长往往总是以“为孩子好”为借口，剥夺孩子的决定权，因为我们相信长辈的判断更加有价值。
从我们的历史记载来说，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里，都有对贤者事迹的大量记载。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更多的是那些让人敬仰的贤士形象。纵然像叔齐伯夷这样的“无为”之人，也被司马迁放于《史记》列传之首，因为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一种高贵的谦逊、忠诚，是常人不能达到的境界。
老子有“不尚贤”之说，这更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有着尚贤的传统。在我们的社会中，多数人的声音不如一个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声音有分量。而现在如此嘈杂的社会，太需要那种淳朴却又有真知灼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