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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注脚：
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是古时乡人聚会的时候，举行射礼之前的宴饮仪式。周代时，乡饮酒礼的主持人一般是卿大夫，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人”。仪式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升降拜答，都有规定。当时，这种宴会也有举荐贤能之士的意义。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州县长官为贡士饯行的时候就要行乡饮酒礼。
不尚贤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尚贤”的目的是指导人民，促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它对组织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开放自己走向世界，把向善推动到首位，所有的活动都都是自然而然的，就无所谓贤与不贤，也就无“贤”可尚了。老子的思想并非否定任人唯贤，而是说要让国家安定，就得让民心纯朴，要使民心纯朴，就得让民众不崇尚才智和地位，才会使民众不至于形成争强好胜之心。也不要让民众向往珍物稀宝，社会上才不会出现偷扒现象。更不要让民众产生贪欲之念，才不犯上作乱。这种想法是从根本上消除百姓的私欲，但是是很难达到的。
二 被忽略的另一种古人
士：异于世界任何民族的流品
通读了五千年的历史，钱穆的出一个结论：要说中国与其他名族、国家有什么格外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社会有“士”这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没有。
在夏商流传到后世的传说中，那些从建筑工地、农场走到政坛最高位的人，都是士的代表，也是后世士人称赞的楷模。而中国社会上所谓的“士”，一般指出身普通民众，但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特殊价值的人，古今第一士，要算孔子了。
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也就是说士要忠诚于自己的志向。孔子所说的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之礼本来是古代贵族的事情，而到了孔子这里，经他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就推广成为平民也可以借此自我约束的一套完整体系，于是产生了一批士。
孔子称赞颜渊能用道。颜渊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在仕途上显山露水，以求完全自己所坚守的道，传于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也可以不仕。
孔子卒后，孔门弟子普遍蒙受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却无一人获得上层政治的重用。孔门的再传弟子中，如子思、孟子、荀卿，也都有很大的名气，但也没有一人受上层政治的重用。儒家以下，诸子兴起，常说“非儒即墨”，墨子一时间也成为名人，但是墨翟和墨门弟子也都未受列国政治上层的重用。再看道家，庄周仅为宋国一漆园吏，而且也辞谢楚国，不肯为相。老子继起，著书五千言，也没有一个知名的弟子闻于后世。
战国虽然是士的势力膨胀爆发的时期，但是诸子聚徒讲学，自成一家，不论是开山宗师，还是后来的继承人物、在当时学术上有大名望大表现的人，都不曾在政治上获大用。而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学术上又仅属第三四流了。那么所谓的士之流，在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影响在哪里？
钱穆说，中国士流的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比如孟子笔下的那个许行，带着弟子亲自耕种田地，便引来陈良的门徒陈相等追随他。士在亲师尊师上的表现，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君王。所以在中国社会上，最受尊亲的，不是君而是师；不是朝廷上的红人，而是那些朝野之外的谋士。士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让政治上层明白，自己统治的社会下层中，有比自己更加值得尊贵的人，因此不敢把自己高高挂起。
如秦兵围赵，赵国存亡在即，为了自保不得不向秦国示弱。而鲁仲连在围城中，坚持反对帝秦，最后仲连惟有投东海而死。这样一个“白衣穷途之士”，跳海而死了，似乎对天下兴亡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赵国却因为仲连的举动，放弃了帝秦。
鲁仲连誓死不帝秦，他的名声扬于天下，但他死后，秦国还是成为天下霸主，鲁仲连的美名也依然存在。秦之后，士阶层逐渐开始在政治上得到重用，如荀卿门下的李斯，就身居秦国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