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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3)
汉时有贾谊，被文帝放为长沙王太传。后来再见到文帝，两人促膝长谈到深夜。文帝说自己许久没有见到贾谊了，以为已经超过他了，但是今日一见，才知道自己远不如贾谊。后来贾谊成为梁王的太傅，梁王出猎时坠马而死，贾生因为内疚自己未尽师之道，也含恨而卒了。此后，文、景以下的很多大政方针，多出自贾谊的原议，贾谊对汉朝的影响，在他死后才表现出来。
汉代还有董仲舒、公孙弘。此后可称为士人的还有东汉严光、三国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陶渊明……下至唐太宗，在他未登极之前，已先有十八学士这样的士人集团。这些人物，都是鲜活的士人代表。
如果说要将政治人物作为社会上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人生标准，那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而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有士，就让人民在安身立命的时候，多了一重偶像选择，为人则另有更高标准、更高境界。就连政治人物，也要向着士的这种境界和标准来看齐，这就是士人存在的价值。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国的士统，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而非物质上的满足。士人在历史上成为追求精神高度的骑士，中国的士统也就是一种道统。士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宗教。“君子群而不党。”“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士也不是一种党派。划分士人的，就在于是否有修齐治平之道。
对我们来说，只有存在士人，才是一个完备的社会，或者说只有士人敢于说话，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士人的存在，是我们对道德不懈追求的象征。这一点，正是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关键。
历史注脚：
多士之宋
在中国历史中，士人最多产的时代要数宋代。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士人，有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理想派，想要在宋神宗的身上找到唐虞三代之君的精神；而司马光属于经验派，仅求宋朝政治气象能赶得上汉、唐就足矣。最后，理想像现实屈服了。当时的新旧党争，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宋代还有周敦颐、朱熹这样的士人，成为影响后世的大学问家。
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士。嵇康原本与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的妻子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但是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不会恶人先告状，于是嵇康劝说了吕安将这件事平息下来。但是之后吕巽害怕吕安翻悔，于是抢先告吕安不孝。嵇康于是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这时司马昭想要乘此机会除掉嵇康。
嵇康入狱后，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但是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
嵇康从容赴死，临刑前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
古人的时间观念写在路上
如果说世界上最有时间观念的是哪一国的人，肯定轮不到我们中国人头上。中国人似乎向来就不讲究时间观念，干什么事情都是马马虎虎，像鲁迅说得那样，“差不多”就行。和被称为“钟表的奴隶”美国人不一样，我们习惯看着太阳算小时，看着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算一个月的朔望，看着草木枯荣而知春秋。农业社会的根让中国人讲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绝不会在日程表上划得密密麻麻，而会留下十五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和朋友聊聊天之类。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时间是靠钟表来计算的，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的时间就要靠大自然来计算。而这种计算方式，可能与西方不同。
其实中国也并非没有时间观念，二十四节气中明明白白写着“芒种”、“谷雨”，这些节气的背后都有应时而作的意义。与其将时间交给钟表，不如把时间交给一套完善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之类，中国人是有时间观念的。
例如钱穆说，从古代的通讯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时间观念。中国地方大，古代的交通完全靠驿骑，要传达一个政令是很不容易的。古代的驿路相当于国道，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或者到杭州、福州，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们常认为古人也没有时间概念，路上也会赏花饮酒，这样岂不是无法办公，但历史上很少记载有因为文件没有传到而耽误了很多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