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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的信件分为平信和快递一样。当时递送公文主要靠马匹。某种公文在一个时辰里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好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邮递员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赶路。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也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
每天，尚书六部都有公文要发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不绝。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也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
从理论来说，空间越大，时间越紧要。如果说中国人没有无时间观念，又怎么能统治管理偌大的国家呢。只是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不在于多少分多少秒，而在于办成了多少事情。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也是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如唐代的邮政体制。
但是体制太强大，又会反过来耽误时间。曾有人戏谑到，如果一个外国人想到中国来开发房地产，肯定是不行的。光是盖公章，就能叫他跑断了腿。我们办事情要讲究一个手续，手续办齐了才算正式合法合理，而我们的部门又太多，在办手续的过程中，就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古人更看重一套规矩。古代在礼仪上，将各种细节都规定得死死的，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样的礼器，诸如此类，以保证一套仪式的完整和庄严。包括我们中国人说话，客套时候上句与下句之间，都讲一个套路，来传达自己的情意。可以说比起时间，我们更看重像邮路那样的一套体系，生活在这种体系之中的人，才会得到安全感。
历史注脚：
皇帝也要守时
古代皇帝要上朝，起床要赶在黎明前，保证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散朝，大家各归各位开始办公。这是历代定下的规矩，要想成为明君就要适应这种规矩。唐太宗、宋太祖他们都是按照这种时刻表来上朝的，后来朱元璋称帝之后，也没有破坏这样的规矩。
古代计时器
中国古代应用机械原理设计的计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利用流体力学计时，有刻漏和后来出现的沙漏；一类采用机械传动结构计时，有浑天仪、水运仪象台等。此外，还有应用天文原理计时的日晷，它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计时器之一。1276年，中国元代的郭守敬制成大明灯漏。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及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的自动报时。
艺术是中国人的宗教
提到中国的宗教信仰情况，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官方有一套说法，民间也各有说法。有的认为我们信仰儒家，但是有的又说儒家不能算作宗教；有的认为我们信仰佛教、道教，也有的认为中国是个多神教的国家，从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从土地爷到灶王爷，几乎遍地是“神”。结果，中国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所谓“拜神如神在，不拜也不怪”，在宗教上，我们自己把握，有相当大的自由。
外国宗教传到我国，最早的是印度的佛教，一开始有一股热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形容的晚唐佛教盛行的景象。但是到了宋朝，宗教便渐渐又趋于平淡了。
钱穆认为，我国从宋代开始宗教不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宋以后的中国，平民教育越来越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代，教育限于门第，当时只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读书，往往到寺院或庙宇里。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大兴，不必再跑进寺院庙宇里去读书，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而且，平民化的教育也让普通人懂得吟诗作赋，欣赏艺术。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艺术文学，可以替代宗教的功用。宗教主要是让人有心理情感上的寄托，得到抚慰。而宋代的文学也有这样的功效。
宋以后的文学艺术，已经平民化了，从规格严整的唐诗到随性活泼的宋词，是一个大雅到大俗，又从大俗到大雅的过程。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几只鸟雀，幽雅淡泊。当你沉默欣赏的时候，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人生苦痛与不得意，也能稍事缓解。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上边总有几笔画，几句诗。晚上卧床的枕头，也往往会绣有诗画。再说到房屋建筑，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