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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生活，处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人在沉默中去体味，感受怡然自得。身处亭台楼阁之间，可以自遣自适。日常家庭生活的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
钱穆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宋代的平民“追星”的风气却是不亚于今天，而他们所追的明星，正是如苏东坡、司马光这样的大文学家、艺术家。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在当时就极受欢迎。他写得一笔好字，人人都喜欢向他讨墨宝收藏。直到今天，苏东坡随手写的题跋，还存有六百多件。据说有一回，苏东坡的帽子被风吹歪了，他走在街上浑然不觉。被行人看到后，大家竞相将帽子斜戴，效仿大文豪。而司马光在当时也很有声望，除了他六岁砸缸那件事，人们还知道他是一个能吃苦写书的人。有一次，司马光去拜访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四邻街坊听说司马光要来，都争着要进门一睹大家的风采。结果，那位朋友的房梁都被挤坏了。
民间追星的风气，也可以看作是大家对风雅的积极追求。所谓上行下效，宋代也出了一个两千年三百多位皇帝当中最赋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赵佶。
沉溺于艺术当中寻找人生的乐趣和意境，也与中国对道德的注重有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九伦十义，这些在蒙学《三字经》当中就已经出现。而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已经成为时代教育的主题思想，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这些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的。中国人的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正因中国社会偏重道德这一面，诗文字画就成了平衡这种道德束缚。“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一般文学艺术，使你能暂时抛开一切责任，重回到幽闲的心情，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安闲从容地在欣赏着大自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中国的道德人生调和起来，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主要在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求尽人之性。钱穆说中国文化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就连中医，也偏艺术性，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
我们的四大发明，都侧重在艺术上的运用，火药用作烟花，造纸印刷用以传承诗文，指南针用作研究阴阳五行，艺术最终又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说到底，我们还是讲求享受现实的人生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历史注脚：
艺术之宋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大力倡导文治而抑制武功，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四君子
明代画家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梅兰竹菊从此被称为“四君”，以标榜君子的清高品德。文人高士，常借梅、兰、竹、菊来表现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为自己品德的鉴戒，到宋代更为盛行。四君子的图像多以窗花、屏风、扇叶、彩绘等形式出现，各种形式的四君子图案纹样，一直流传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