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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4)
文人不著政治书
一提到政治思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民族主义”，这些时髦的词汇都来自西方。而西方人最喜欢说的“主权”，似乎和我们“八字不合”，这一点钱穆也详细地讨论过。主要是中国人讲政治，喜欢讲责任和道德，而很少讨论到主权之类的概念。从整个政治发展史来说，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理论书，也都来自西方，而我们的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政治理论书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钱穆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演进和西方有所不同。我们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办多少实事。
柏拉图的政治代表作是《理想国》，其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3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种品性。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
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认为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他说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等。《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可以看出，这两位政治理论家的著作，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将10岁以上的人全部驱逐出境，建立一个思想全新的国家，这显然是难于操作的。而我们历史的政治家则不是如此。
譬如最早的政治家周公，他也有一套政治思想，然而没有著作，历史上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书。而流传到今天的《尚书》中的《西周书》，钱穆提到过这是整个《尚书》中最可信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行。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钱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比如皇帝和宰相分权、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田租力求减轻、商业资本要加以节制、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这些历来的政治方针，就体现着文人的政治理想。
历代的大政治家中，文人与政治结合得最典型的要数南宋的王安石王荆公。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王安石很快由参知政事升任为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重视理财，大力发展生产，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变法派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他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并且亲自着手编写了新的教材。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最终还是在保守派的围攻之中失败了，两次罢相之后，王安石郁然病逝。
王安石是一个文人政客的典型，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是他留给后世的，是一系列的诗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身份。他的《上仁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中，以及他撰写的《周礼义》、《书义》、《诗义》中，都有他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却没有写过一本《论改革》之类的政治理论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中，第一项制度是“食货”，第二项是“选举”，第三项是“官职”。只从这三项制度来讲中国的政治理论，已可讲得很扼要，很透彻。所以说，中国虽然没有纯理论的政治书，却实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