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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之初，西方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这并不是他们的误解，我们的科举制，的确可以让草民变成宰相，钱穆总结说，科举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选举方式。
选举最早出现在汉代。汉代有举孝廉之说。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中国政权，也就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的人参加。
一个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组成的政府，可以说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迈进政府的希望。但是汉代的选举制，还不是一个完善的选举制度。
一是汉代察举的权力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营私舞弊，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是有可能的。选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悉听中央命令。二是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书本不像现在这样普通，读书求学，有绝大限制。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无异封建传袭的贵族。
但是到了唐代，一是做官之人都要参加考试，减少了权贵荫庇的比例，二是印刷术的改进使书本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到宋代更是学术平民化、艺术平民化，人人都可以读书。这便把汉代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国的科举考试，就是从众多的读书人当中公平选择优秀的人来做官了。
科举制动唐代正式定型以来，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它的意义钱穆总结成三项：
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因此制度，政府才能由全国各地所选拔出的贤才共同组织，这便是一种直接民权，一种由社会直接参加政府之权。
二是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是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有应考可能。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的特殊阶级出现，科举制度也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进政治统一。自汉到清末，无论选举考试，永远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永远得平均参加政府。自宋代规定三年一贡以来，直到清末，每历三年必有大批应举人，从全国各地向中央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因此而声气相通，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也有了一种相接触相融洽的机会，不仅在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在文化上增添调协力。而边远地区，更增添了观摩、刺激向上的活力。
科举制度在实施方面，也有种种缺点、流弊，而历年以来，也在不断变通。八股可以说是科举制当中变通之后的极端，不可取，但是也应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有一套思想在支撑，有无数人的心血，科举仅是其中之一。正确地对待科举制度，便也是在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历史。
历史注脚：
文人进官场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试选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典型的状元郎毕沅
“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状元之一毕沅的母亲写给孩子的《训子诗》。毕沅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作诗54句270言，叮嘱儿子要为官谨慎。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这个状元郎很快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至一品。毕沅的这条从文坛到政坛的路，正代表了古代文人的一条理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