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钱穆和历史 (1)（1 / 2）

第一章 钱穆和历史 (1)

钱穆的一生，一直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他先是自学成为小学教员，随后发表著作进入大学执教，最后离开大陆到台湾讲学。钱穆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但痛苦没有将他变成尖刻的批评者，反而让他如苏东坡那般，越多磨难，便越是温柔。

两岸三地的文化苦旅

有一年暑假，钱穆在香港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创办的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这时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不禁为他难受。余英时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一叶被浪拍打过的孤舟。

这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他的老师钱穆的一段回忆。那时的钱穆身患疾病，形单影只，刚刚在香港创办起了新亚书院。

钱穆先生本为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十七岁辍学后自学，十八岁时开始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自此，他的青年时光大半就在家乡中小学的那三尺讲台上度过了。

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钱穆因《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通过北大教师顾颉刚的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享有很高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在会上，钱穆直言不讳地说：“初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学校，让我对它充满了向往。但是来了之后，感觉大不然。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中国文化哪里体现得出来？最好还是命以中国名称。”事后，燕大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了钱穆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

钱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抗战时期，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因为不合于当时批判历史的主流，新中国成立时，五十五岁的钱穆离开故土只身去了香港，从此告别了大陆的亲人。随后，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且坦言自己的想法：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如今，新亚书院已经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钱穆的尝试是成功的。

在香港转眼又是十八个春秋，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抵台，从此定居台湾。

钱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素书堂”附近，于是他就以“素书楼”命名台湾的新居。在新居的庭院里，他还特意种上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台湾的钱穆专致于讲学与著述，由于患病，他视力逐渐下降，后来不得不由夫人执笔记下他口述的一些观点，结集成《晚学盲言》。

1980年夏天，八十六岁高龄的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次年他再到香港，与长女长侄相见，解放初期的那段历史，让这个热爱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

钱穆先生临终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将他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直到1992年，钱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经香港辗转送抵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最后被散入苍茫的太湖。这位劳碌一生的国学大师，终得偿所愿。

历史注脚：

素书楼的回忆

在台湾时，钱穆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的罪名，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了素书楼。这件事情让他的内心很不舒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素书楼庭园内的草木总是出现在他的眼前。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家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

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位于香港九龙。l949年秋，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了两间教室，开办了这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翌年春改为日校，并正式易名为新亚书院。“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钱穆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1964年，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三个私立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