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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招故国魂
钱穆的一生，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九零年，是近代史上变化最剧烈的一个百年。先是外族的入侵，继而内战，随后他旅居台湾，直至去世才回到故乡。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素有“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的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
钱穆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四十一岁时，他撒手尘世，留下孤儿寡母，当时钱穆才十二岁。他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
钱穆那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思想激进，是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是。老师便借此教诲他说：“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时，才会有分分合合。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这番话对十岁的钱穆来说，太具有震撼力，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的确，钱穆的一生都在思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从他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坚信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
钱穆最早对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一部作品是《国史大纲》，写这本书的时候，钱穆四十五岁，正好走完了人生的一半。这既是对他前一半人生积累的一次总结，也是为他后一半人生讲演所做的铺垫。他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希望能一步一步地追随欧美脚步发展。这种人心里想的是学欧美，眼里见的嘴里说的也都是学欧美。在西方文化中迷失，渐渐忘了我们自己的文明，仅仅从形式上去学习欧美，但是没有真正地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反观祖国，凡事革新之士所赞美的讴歌的，我国似乎都没有，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只是像一冬蛰之虫，虽然生气没有绝，但是活动全失。”
钱穆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它独特的精神所在。钱穆所找到的中国历史的精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总结，他历数每一个朝代，力求将那个时代里人们真实的心理和时代精神都还原，让长期干瘪的历史变得鲜活。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评价老师时，用了一句“一生为故国招魂”。
《国史大纲》写作于战火不断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国史的解读，能够激发众人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他的这部作品也被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钱穆自述：“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此后的另一个四十五里，钱穆笔耕不辍，《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仅从他的题名中，就可以看到一条回归历史的清晰线索。
钱穆一生专著多达80种以上，每一本之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爱国之心。1986年，在他92岁生辰，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他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历史注脚：
盖棺定论说钱穆
钱穆去世之后，有人评价说：“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传统国学的终结，此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 著名近代思想史家、清华和北大双聘教授刘桂生先生的挽联更是总结了钱穆的一生：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世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