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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钱穆和历史 (2)
一门六院士
钱穆的故乡——江苏无锡七房已经少有钱家人的身影，但是人们对“一门六院士”依然津津乐道。在钱穆的大家族中，一共产生了六位杰出的人物，他们分别是：钱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伟长（钱穆之侄），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家；钱易（钱穆之女），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与资源保护专家；钱俊瑞（钱家后裔，与钱易同辈），中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钱临照（钱易晚辈），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钱令希（与钱临照同辈），中科院院士，工程力学家。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最有风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段文章出自他的《国史大纲》，开篇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国史大纲》这本书采用的是竖排的繁体文字，通篇用文言语句，正文的一侧有小的注解。这种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近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在这本书的开篇，钱穆就提出一种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对很多出生在新社会的人来说，无异于孔乙己的迂腐。
但是，“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疑惑之时，热切的革新主义者哑口无言。
但是钱穆可以从容地应答，因为他心中有千年历史，更有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之下的深刻理解。在他眼中，历史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有人在为历史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时，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诚信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他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的生命力，甚至有人悲观地说道：“中华文明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