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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加意褒奖文人，但是又不敢怠慢了武官。文武都要国家养，导致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这是内忧。
宋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国防资源。按照我国的地形，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一定要产自高寒之地。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这样的战马，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而这两个出好马的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宋人手里。另外精良的铁矿，也都在东北塞外。
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是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钱穆叹息说，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也只是一群羸弱之马，未必有用。
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在辽人手里，一旦辽人向南冲进来，宋哪里有还手之力？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这种形势下的无奈之举。宋辽两国讲和，宋这边不好正式布置边防。于是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鼓励在渠旁多植榆杨。这样的用意，是想到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的大队骑兵。“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可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宋国开沟渠、种水田。冬令时又放队四处掠夺，边境农村成了一片废墟，宋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只好保持和议。
宋朝有名的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算是宋朝唯一的一条边防了。不过主要的范围还是在河北。连涿州附近的拒马河，都成了一条可怜的国防线。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宋代的国防如此，“尚何言哉？”。幸而宋代人还是比较重视读书人，文治方面复兴，内部没有出什么大毛病。
历史注脚：
宋代养兵
在宋太祖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派中央禁军去。但也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样一番调防，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另外，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关键时刻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既需要武将立功，都担心武将立功黄袍加身，就这样，在矛盾中养了一个巨大的脓包。
宋代文人
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直到南宋。岂止不杀，宋王室可以说是最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就是从宋代尚文轻武而来的。
宋臣：过分谦卑反不自重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称政事堂，门下尚书都移在皇宫外了。中书省又和晚唐五代传下的管军事的机构枢密院同称两府。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但是管不着军事。
宋朝的用人，不是通过宰相下面的吏部，而是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后来改名审官院，后来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内廷供奉和殿直官。这样宰相便没有一点用人的权力。这是宋初皇室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宋代相权低落，必然也就有君权的提升。
君权的提升，本来是当时的大臣不得以而为。虽然情有可原，但是钱穆说，这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假设是在唐代，出自门第传统的人决不会如此。或者是西汉初年那些从山里来的“泥腿子”，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