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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政府观念里，胥吏和道士、优伶一样，另成一流品，没有出身。不准做御史，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有考生或秀才中没有出路的才来当胥吏。钱穆说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政治影响却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绍兴师爷”，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布满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能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把胥吏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影响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钱穆就很赞同陈几亭的这番话，可以说他是说了摆在历史这张桌子下面的问题。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的事。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胥吏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而政事中要说最主要的，也就只在这七项当中。吏胥是专门执行这七项的人。
胥吏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洁身自好也脱不了胥吏的流品，不如拿着政治当玩物。于是就舞弊作恶，胆大包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制历来弹性很大。有时候皇帝高兴，天下大赦，有时候皇帝要严打，就小题大做，以儆效尤。这种弹性也使胥吏有机可趁，上下其手。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给师爷、吏胥去办。各衙门都有师爷，他们四面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却都是科举出身，像刚出世的小绵羊一样，哪里懂得官场上的规则。一个官到了衙门里，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能掌握详细情况，而吏胥往往会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事情，从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钱穆说正是因为官吏流品有清浊，才有这种对立。
当然，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作了吏，混入浊流，就再难翻身洗清。只要你身在胥吏流品中，纵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还是一个胥吏。这种默认的社会规则是可怕的，压得胥吏不自爱，不向上。这样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败。
历史注脚：
流品
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这两种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就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比如说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也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我们也说“三教九流”，“九流”里面又分出上、中、下来，这是“中国特色”，想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英文可能很困难，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
张之洞与师爷
师爷虽然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并无官衔职称，不在政府体制之内。师爷和公务员实属雇佣关系。明代，师爷作开始萌芽。清代师爷非常活跃，上自督抚，下自州县，都聘请师爷辅佐政府事务。晚清事情，曾国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军阀幕府，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他的建议被采纳，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所以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制度的终结者。
划行省中的不祥“省”字
今天我们说“湖北省”、“四川省”，这种称呼我们习以为常，并不去多想“省”字的意思，但是钱穆却多次说，“省”这个字是不祥的，不应该用在行政区划上，对此，他有他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