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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冗官，武职特别严重。有史书记载：“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一万八千员，宋极冗，到三万四千员。本朝（明）自成化五年，武职已八万，合文职盖十万。至正德世，文官两万零四百，武官十万……吏五十五万。”宋朝的三冗是出了名的，但从上面的史料看，明朝的“冗”更可怕，官职数目是宋的近三倍。而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一亿到两亿。也就是说，宋代与明代，人口数应该相差不大。这样，宋明的官民比例也就更大了。
县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才是省（司），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也就不足为怪了。真正亲民的县官，头上有一排上司要伺候，官阶又小，所以钱穆说：“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明代更不行。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这是实话。
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并不是最大的，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有事才出差，并且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表示只是临时的办事。譬如倭寇来了，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组织抗倭。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就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明清两代总督巡抚，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中央对地方的戒心太重，在钱穆看来，这样的政治体系实在太不好了。
历史注脚：
行政区划
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往往也有属吏几百人。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美国划为州和特区，州以下设县、市。法国分为大区，下设省、区、乡、市镇。日本是都、道、府、县为一级行政区划，下设市、町（相当于镇）、村。基本上现行的行政区划都是保持在两级或者三级，我国现在的行政区划也是按照省、市、县乡而来的。
明代贪官
明代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光说黄金不算其他珍玩，太监王振家有金银六十余库，刘瑾家有金银数百万两，权臣严嵩家藏黄金１万３千多两，张居正家藏黄金１万多两、白银１０余万两。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２２００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１万３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
不讲阶级，但看流品
地方政府的层层叠加，又有了新的弊端——吏胥之制。
官与吏之分古已有之。“吏”最先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相当于后来称的事务官。两汉时，每一机关的总管理者独称“官”，下属副手都是称“吏”。这两者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出身于吏，也是寻常事。唐代的吏和官，就渐渐分得远了，但两者间还没有判若鸿沟。但是到了明代，官与吏的区别就太大了。
明代有很多制度沿袭元代。元代政府长官，大都用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识汉字，便需要书记、文案来辅政。那时读书人没有出路，混进各衙门当书记和文案，谋得一口饭吃。这就是官与吏流品泾渭的开端。
明太祖时，人才不够用，就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一律任用。进士等于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但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也就是说有公务员身份的不能做监察官；又规定吏胥不准考进士，也就是说公务员不能考大学。这样一来，吏胥的出身就被限制在一条路上。官和吏也就分成两途了。
因为没有文化也没有提拔的可能，吏胥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就被人看不起。这种观念到明成祖时成了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