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必须以人为本，必须富有爱心，因为教育就是爱。
——樊丽明
樊丽明，1958年出生，山东高青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兼任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78年3月入山东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82年2月在中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1986年9月赴山东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先后被聘为副教授、教授；1999年7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3月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0年11月至2003年5月在厦门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在美国杜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9月任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2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所研究商学的最高学府——上海财经大学近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
我的简历中有特殊的一行
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在樊丽明的个人简历上，有两个字显得格外醒目—“知青”。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一批批刚刚结束初中或者高中教育的知识青年移居农村，开始了农民一般的生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在繁重的农事劳作中，绝大多数放下书本、拿起锄头的青年学生并没有能够开拓出新天地，反而开始了迷茫、阴郁的生活。
1975年，17岁的樊丽明被下放到山东淄博市周村区的农村，开始了两年半的知青生活。农田里的青葱岁月，在她看来，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和迷茫，更多的是在田间地头的生活感悟。“我在1978年上大学以后也读了很多伤痕文学的东西，他们一般都是在控诉，于我而言，我还是很庆幸有这样两年半的插队经历。”她在接受《财政监督杂志》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伴举着红旗，徒步三十多华里到插队的村子，从学生转变成了农民。但像农民一样生活劳动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学生来讲，那种劳动强度和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也不必多说。我所说的‘庆幸’，是因为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什么是苦？什么是吃苦？知青的生活离不开大田、离不开劳作、离不开早起晚归的艰苦。三秋三夏，日复一日，年轻姑娘的肩头若想扛得起重担，自然要吃更多的苦，这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毅力的磨炼。苦不堪言的经历不可或缺但并不是回忆中的唯一，反倒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适宜”的农活谚语让勤于思考的她早早地参悟了大自然的奇妙所在：“你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历了一轮粮食的耕种、做了所有的农活才明白这些谚语的本意，才真正掌握节气和农活的关系，所以我想未来退休后很可能去过一种田园式的生活，到时候真的会很充实。”面朝黄土背朝天，恐怕也只有心中怀揣着对自然满满的敬畏，经历了扎扎实实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才能在简单明了、清新自然中有如此的大彻大悟。
踏实的作风、坚韧的性格，樊丽明在社会底层的生活劳作中向大自然学到了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两项重要品质。一个人的意志力、一个人坚定不移的品格，只有在面对苍茫无垠的田地时才能得到最为扎实的锻炼。樊丽明自己也认为正是因为吃过这种苦，才让自己在后来的生活中不畏艰苦、不惧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一段知青生活，年轻的樊丽明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开始有了比较立体的认识，她开始关注农村社会，了解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与生产模式，理解并包容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对我后来学习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帮助太大了”。
值得庆幸的是，知青生活奠定了樊丽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更值得庆幸的是，知青生活开启了樊丽明立志于教育事业的大门。
当时，村子里的民办小学缺少一名教师，生产大队的干部认为樊丽明有知识、有文化，并且谈吐行为都像是做老师的样子，就将这个任务指派给了她。从那一天起，她就担当起了“樊老师”的职责，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将近40年。农村民办小学教学环境差，她不仅要在同一间教室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复式班的教学，还要成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的“多面教师”。“尽管条件艰苦，要求也较高，但我还是动脑筋想办法让学生乐于学、学得好，结果是学生们挺喜欢，家长也很欢迎。”一年的教学经历让樊丽明在辛苦的劳作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她发现教育也许是自己一个不错的职业选择，并且自己也深深地热爱着这一行业。“从此我对从事教育工作就有了那么一种向往。”
不读书的年代稍微读了一些书的人
每每谈到自己的成长历程，樊丽明总会笑着说：“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成长在‘文革’期间，得益于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之前，她是知青，是乡村民办小学的老师。1977年教育部的一次会议，改变了她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并且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由此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终于得以恢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终于在这个秋季盼来了自己的春天。
恢复高考的信息从中央传到了山东乡村的小知青点，知青们激动得奔走相告。高考的恢复、大学之门的敞开，让樊丽明兴奋不已。尽管当时的她每天还要继续着高强度的劳动，但是对于知识的渴求让她无法在身体劳累的情况下停下脚步。和大多数准备参加高考的知青一样，樊丽明也面临着复习资料缺乏、准备时间紧迫等诸多问题。但她想尽一切办法淘书、挤出一切时间复习。当时，凡是有《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红旗》、《人民文学》、《诗刊》之类的报纸刊物被寄送到知青点时，她总是和其他知青一窝蜂地疯抢阅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压制的求知欲望和对文化的渴望在高考恢复的那一瞬间喷涌而出。
樊丽明参加了高考，在填报志愿时，她选择了山东大学。高考结束后，她获得了返城的机会，说是返城，也并没有回到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淄博市周村区的蔬菜公司做了一名售货员。1977年的秋天，樊丽明还是一个农民身份的知识青年。三个月之后，返城的机会让她变成了一位售货员。而随着一纸录取通知书被送到樊丽明的手上，自1978年初起，她成了一名大学生。那一年，她20岁。
有人说，知青岁月就是“两眼一抹黑、看不清未来”的日子。而樊丽明说：“那段生活留给我的首先是‘坚韧’，从那以后我不知道什么叫艰苦。其次便是‘独立’。”的确，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少了些风花雪月，多了些困惑与迷茫。然而就在时代转型的当口，能够抓住机遇的人，能够踏踏实实走稳每一步的人，就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知青生活、高考备战给了樊丽明一次全景式、启蒙式的教育。这一过程锤炼了她的意志力，构建了她对社会的整体认知，也挖掘了她的职业兴趣。“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有可能还做知青。如果没有这种机会，说不定是另一种命运，所以我一直心存感恩。”
高考的成功为樊丽明的知青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山东大学，成为她人生的另一个起点。知青生活的历练与体验成为她人生阅历的一抹底色。然而挥洒汗水后的成功却被谦虚的她一笔带过—“我也只是属于那个不读书的年代稍微读了一些书的人。”
从齐鲁大地走出去
特别感谢山大
“我在山东大学学习、工作了近三十年，对山东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对山东大学心存感激：感谢山东大学把我从知青培养成专业人才，使我走进经济学殿堂；感谢领导的信任，使我从教师成长为管理者，并从各个岗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能力，开阔了视野；感谢各位同事的支持与帮助，还有学校中层领导和学术骨干的支持。到上海后，我会像上海校友会的校友们一样，以自己的工作为母校增光添彩。”
时光轮转，曾经青涩而又渴望知识的少女如今已经成了教育部直属大学的校长。即将离开母校的时候，近三十年来在山大的种种还历历在目。
1978年3月4日，樊丽明到山东大学报到。这是一个令她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她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之一。
樊丽明被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录取。选择报考政治经济学，源于家庭的影响。父亲一直在银行工作，母亲则是先从事银行的工作而后从事财政方面的工作，她还依稀记得家里的箱底那些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苏联译著。
“从读大学的那一天起，你就知道你面临的是非常艰巨的读书任务。那个时候，除了上课就是在上自习，就是天天学习，当时班主任都到教室里说‘你们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出去出去，赶紧去锻炼’，老师都在赶大家，就是这样一种学习状态。”
“学无止境，气有浩然。”樊丽明就读的山东大学，前身系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一个世纪走过，在历史的层层积淀之中，山东大学以永不满足的执着精神激励广大师生在学术和人生的历程中勇于登攀，不断追求文化知识、技术能力、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的完美境界。而这一切都在樊丽明的身上有所展现。
在山大的四年，樊丽明进行了系统而扎实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学习，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山东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以其独有的优势，在经济学之外让樊丽明拥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让她有机会、有兴趣“用眼睛的余光”了解其他各领域的知识，并将其与自己的专业融会贯通。
从大学开始，樊丽明始终坚持着对于科学的敬畏，朴实做人、严谨治学。四年的本科学习如饥似渴、几无喘息。即便如此，樊丽明仍深感“知识的基础根本无法适应未来工作需要”，她要复习考研，继续深造，攻读财政学专业。
1984年底硕士毕业后，樊丽明应学校安排留在硕士就读的中南财经大学任教，“一方面是学校需要，另外中南财大学术氛围好，当老师也与我的志趣吻合，所以当时就决定先留在武汉工作”。此时的她刚刚结婚，与远在山东工作的丈夫异地分居，这可让樊丽明犯了难。巧合的是，母校山东大学因为要筹办财政学专业正为师资缺乏而发愁。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大学在第一时间向樊丽明发出了邀请。在结束了中南财大三个学期教学任务后，1986年9月份樊丽明回到山大，开始了与母校财政学学科建设共同成长的历程，也开始了自己个人学术研究的精进期。
“樊氏”研究法
“实地调查”、“数据分析”，这是樊丽明从事学术研究的两大杀手锏，同行钦佩地称之为具有“樊氏”特色的研究方法。
若要追根溯源，“樊氏”研究法的形成还与她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的“魔鬼训练”密不可分。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的研究生制度刚刚建立，招生规模极其有限，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樊丽明本科毕业当年，山东大学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计划。经过他人的推荐，樊丽明选择报考了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系。
1982年2月，硕士学习阶段的“魔鬼训练”正式开始。财政学与樊丽明本科时所学习的政治经济学相比在专业体系上存在着不小差别，樊丽明不得不“一方面再补一些诸如会计类的课程，另一方面还要跟上硕士阶段本就紧张的课程安排”。
攻读硕士期间，樊丽明与其他几个学生一同跟随导师梁尚敏在河南五个主要城市进行调研。调研进行到安阳时，恰好省里要开一个重要会议，邀请安阳派代表讲一讲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撰写这个发言稿的重任就落在了樊丽明的肩上。临时会议，时间紧迫。由于第二天讲稿就要上交，整整一天一夜，她想尽一切办法查资料，趴在小板凳上写完了演讲稿。然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梁尚敏老师的良苦用心，是对樊丽明的一次“魔鬼训练”。
与山东大学的综合性教育不同，樊丽明在中南财经大学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她在财政学专业领域的基础和方向。恩师们严格的科研训练使她掌握了较为完善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向她灌输了注重调研、学以致用、关心现实、关心国家的治学风格。这一点对樊丽明的科学研究道路影响深远。她的研究在关注学界前沿的前提下，视角独特、另辟蹊径，强调发现社会变革以及表面经济现象之下的深层因素。
“我从9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税收问题，注重税收基本理论和重大制度变革的研究”，她首次系统分析了GDP总量、统计的GDP、可税GDP、GDP的产业结构等不同层次的GDP以及税收漏损率对税收数量的影响，详细阐述了税收调控与税收中性的辩证关系以及税收调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