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青年吧，他正在服民役。”
“不，我是说那个父亲！”
“哦，他是拉滕堡的老师（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生们叫他恩格斯蒂恩，他很受学生们的爱戴。这些都是莱茜说的，她去过那儿。”
“那他的母亲呢？”我问。
“哦，是这样，”璧德向我暗示道，“这里肯定出了点问题。据说她出门旅行好久了。”
我不敢再问更多，但快乐已在我的心中掠过。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简直太棒了，或许我就可以拥有我的维托德了。
回到家里，我又被怀疑折磨纠缠着。如果他真的是我觉得合适的人，那么他是否也会恰恰选中我呢？前提条件当然是—我们必须相互认识！
现在我常常站在镜子前，比我过去整整二十年里照镜子的次数还多。
我带着批判的眼神审视自己。是否我应该整个容呢？尽管我对此始终有那么一点反感。
他今年四十九岁，外表出众—人们始终这么说，这个年龄的男人，可不会喜欢我这种年龄段的女人。
到了晚上，我才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想在夜里带着迪士高去见我的梦中情人。
我摸黑在他的院子里爬来爬去，狗并没有带在身边—再说我穿的是黑裤子，那种盗贼似的专业服。
此外，我也偶尔拨过他的电话，由于害怕，我从没有用自己家里的电话，而选择了外面的电话亭—我看过太多有关电话窃听的报道。我听到他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声音有时爽朗，有时显得很疲惫。每次我总是会马上挂上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在家，也许就坐在那张写字台前。
有一次，我差点儿又和他的自行车撞上，不过这完全是我故意的。他只是微笑着，像第一次一样，然后以他那令我几乎窒息的声音说道 ：“晚上好，你总是看上去心不在焉的，不是吗？”
我莞尔一笑，但遗憾的是，我一点都不机敏，没能和他说上话。
两周后，罗默尔太太出院了，我将迪士高还给了她。现在我没有了伴儿，心中喜忧参半。可是，为什么没有狗我就不能晚上出去散步了呢？
罗默尔太太还有件心事没了结呢 ：她想马上去疗养，这样狗又没人照料了。她的妹妹对动物毛发过敏，她的女儿已经去美国一年了。我当然马上向她表示自己很乐意再为她看管四个星期。
没有迪士高的第一个晚上，我没有出门。这两个星期里我有好多事情没做，需要好好处理一下。我的小家疏于整理，我的衣箱已经堆满，我还得去赶紧修修头发，做做面膜。我感觉自己上了瘾，上了瘾的人只能以最强大的意志力克制自己的欲望。
不过，第二天我又上路了，只是没有了狗的陪伴。我路过维托德家时，天色已朦胧，有辆小车停在大门前。屋内有客人！我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是璧德的女儿，她早已和她的女友来过这里，也许是偶然来这儿看望他吧。但说不定这只是个巧合呢。无论如何，这辆车看上去不是年轻人开的，因为太没派头。
我在拉滕堡逛了一圈，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在此期间，我已经熟悉了这一带的地形。在夜色的保护下我又回到了这里，就像上次一样，在苹果园里爬来爬去，眼睛还溅到了脏物。
我将自己悸动的心视为新活力的象征。
不错，是有客人在。显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女人。偌大的玻璃门敞开着，我断断续续地能听到一些声音。
难道是他的妻子吗？我俯下身，几乎是在用四肢爬行，蹑手蹑脚地靠近他的房间。这个陌生女子看上去四十出头，气色不好 ；瘦小，黑头发，一张脸很有魅力，但根本算不上漂亮。她穿的绿衬衣上别着一件很别致的东方饰物。她一直在抽烟。维托德看起来也抽了不少烟。我讨厌这种烟雾缭绕的环境。我要是他的妻子，早就让他戒烟了。
一只空葡萄酒瓶滚到了地上，那女人伸脚将酒瓶挡住了。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的酒，旁边的两杯酒还差不多满着，他们都没怎么喝呢。
维托德说话不多，声音始终很轻，我都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但那女人在不停地叫嚷着，发出歇斯底里的刺耳声音。
我这才忽然明白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她是个酒鬼。我并不是说她现在喝醉了，在我的整个青春岁月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的一个酗酒成性的阿姨身体是怎么衰败的，此刻我甚至以为我的阿姨在这儿又复活了。
兴许她真的是他的老婆吧。我能想象到她在不停地指责他，指责他应该为他们关系的破裂而负责。
我还清楚地听到维托德说 ：“希尔柯，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千万别再放弃了！现在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了嘛！”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希尔柯”因为受不了戒酒治疗而逃出来了。
我可以看到过道后面放着两只还没打开的旅行手提包。我非常同情可怜的维托德，他可不该有这样的女人啊！她连家务活都不做，还不管丈夫和孩子！我觉得自己渐渐明白了维托德的不幸。
尽管是盛夏，但在潮湿的苹果树下我还是冷得发抖。我慢慢地靠近维托德家。一只苹果喀嚓一声从枝头掉落下来。维托德和希尔柯似乎也听到了响声，不过他们没注意到这些，他们继续谈话、抽烟、喝酒。
这样的场景我以前仅仅在电影里见过。两人解开行李，互相道歉。其实我是在折磨自己，我更加厌恶自己。她叫他“莱纳”，我听得非常清楚，对我来说他就是“维托德”。
我偷听了好久，努力使自己怦怦跳动的心保持平静，我不能让他们俩在客厅里也听到这种犹如炸弹的滴答声。
其间，维托德会习惯性地穿过客厅，将还在燃烧着的烟头从敞开的玻璃门扔到院子里，烟头就落在我跟前，我还期许烟头的微光可能会变亮，然后他就可以看见我了。可烟头还是熄灭了，我也决定马上离开。虽然我非常兴奋，但还是感到很累，毕竟现在已经很晚了。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听到希尔柯突然大声吼道 ：“那我就先杀了你，然后自杀！”话音刚落，我就看到她从夹克口袋里抽出一把左轮手枪。
由于惊恐，我的右腿绊倒在地，感觉很疼。我的天啊，她疯了！我正想冲过去，挡在维托德面前，可他早已迈开大步冲到她面前，将她的手枪抢了过去。她并没有动手反抗。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回家。
大约五分钟的沉默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在这期间，他们两人只是相互对视着。维托德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把左轮手枪，似乎并不想知道她的手枪是从哪儿搞来的。现在他们俩又继续谈起过去，谈起其他男人和女人，谈起他的岳母和儿子们，谈到了钱，当然，也谈到了这座宅院。
大多数谈话内容我都无法理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人和事的来龙去脉。
忽然，希尔柯冷淡而又尖刻地说道 ：“如果我不和他睡觉，你那狗屎就永远出不了。”
维托德顿时脸色煞白。
他举起手枪，朝她射去。我听见枪声受到了一点惊吓，然后我冲向亮着灯的阳台。
希尔柯倒下了，翻着白眼，鲜血从她的绿衬衣里不断涌出。维托德此时已经赶到她的身边，朝她叫喊着。他跑到电话机旁，又停下来，拿出电话簿，翻了翻，才发现自己没戴眼镜。他嘀咕了一下，又重新朝流血的妻子瞅了瞅，似乎失去了理智。
我走进了房间。看来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快，快去叫大夫。”他脸色苍白地说，然后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
我给他点上一支烟，将眼镜递到他手上。
“所有的事我来搞定。”我尽可能保持镇定。
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像是戴着一副厚潜水镜。他喝了口酒，但不抽烟。他可能是受到惊吓了，我想。
然后我又看了看那个女人，她皮肤松弛，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眼前的一切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我看见，此刻将她的珊瑚、银子和珍珠母制成的首饰衬托得很鲜明的不再是绿衬衣，而是完全浸润着鲜血的发出黑光的衬衣。
“您太太已经死了。”我说。
他大声呻吟着。
“叫警察。”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拿着酒杯指着电话。
我走到电话机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会被判刑，可现在我们才刚刚认识啊。他会坐好几年牢的。
“您该想想别的办法，”我说，“否则您会因为谋杀被判终身监禁，至少也是伤人致死罪。”
他再次无助地看着我，突然哽咽了。
“您家里有白酒吗？”我问。因为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酩酊大醉后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蓄意犯罪。
他摸索着走到柜子前，找出一瓶已开封的威士忌，将酒瓶递给我。
“您这下该注意了，”我试图给他暗示，“您现在把整瓶酒喝光。等您跌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后，我会在十分钟后报警。在审讯时您就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维托德本想反对，尽管受到了惊吓，但他似乎觉得这计划还是有点不符合逻辑，或者说不合适。
他不断重复说着 ：“可是……可是……”然后端着那瓶酒。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就像演戏，马上神志模糊地躺在地上，昏睡好几个小时，这是最好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不停地喝，直到喝不下去了，这时我就非常担心，也许他会“酒后吐真言”。
五分钟后，我们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我看着他将整瓶威士忌酒一饮而尽。
然后，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一切都会好的。”我用慈爱的语调说道。
突然，他像傻子似的讪笑着，不由自主地躺倒在地毯上。
好了，现在怎么办？这就报警吧，我想。这时我听见后面传来呼噜声。我差点被吓死。
我回过身来，看到希尔柯动了动身子，呻吟着—她竟然没有死！
这可怎么行啊，维托德必须永远除掉她才是！
左轮手枪就放在我面前的长沙发茶几上，我拿起它走到阳台门旁，瞄准，开枪—击中了她的头部。
她无力地倒下。
维托德发出呻吟声，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样子。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一旦第一次没有击中，那么第二次开枪就不会像是一种冲动行为，也就是说，现场必须看上去像正当防卫，毕竟希尔柯也准备开枪回击。为了制造现场，我必须要从她的座位那儿朝维托德的方向开一枪。
我慢慢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想马上离开这个混乱不堪的是非之地。但这件事必须得做！
于是，我站在希尔柯刚才所坐的椅子边，朝维托德大腿旁边的地毯上射击。只听见维托德一声惨叫，然后又突然呻吟了一下。
我这才发现，原来他的大腿在流血。一定是子弹击中或擦伤了他的腿。我将他的裤腿捋开，不过谢天谢地，只是擦伤了点皮，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多虑了。
会不会有人听见枪声了呢？幸好维托德的宅院很偏僻，房子周围是空地，邻居全都度假去了。
但真的全都走了吗？我得赶紧离开。我穿过阳台玻璃门离开屋子，再重新爬进苹果树丛。且慢！我忽然告诉自己 ：“你还留下指纹了呢！究竟怎么搞的？”
我还得回去。手枪上、眼镜上，还有维托德身上都留下了很明显的指纹。
我将手枪和眼镜藏在我的手提包里。现在要将这两样东西上的指纹擦掉，可是我连这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我飞奔而出。会不会有人看见我了？
我终于走到了我的汽车旁，上了车，浑身颤抖着开车跑了。我的心情很低落，是我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后来我才想到，我一定要报警，我向维托德许诺过。
我在一个早已熟悉的电话亭边上停下车来。幸运的是，我一下就看清楚了电话簿最前面的报警电话号码，这时候我已经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
我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声音说道 ：“我刚听到了枪声……”有人马上打断了我，想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可是我没有回答，而是大声喊道 ：“请马上到那儿去！”然后我报上了维托德家的地址，挂了电话。
我急匆匆地赶回家。一回到家里就开始号啕大哭，真想就这么一直哭下去。
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完全没有了力气，可脑子却异常清醒。
我无法想象，数小时后我还得坐在办公室里上班—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平时从不生病，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席
我打开热水，钻进浴缸，只露出脑袋，让自己冰冷的身体慢慢暖和起来。
当我泡在热水里时，我才惊慌地想起，也许警察还不清楚具体的地址呢，也许维托德还在流血，到最后死了—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流血致死，他再也不能看我一眼，也不能朝我微笑。
我必须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可是我始终怀疑电话机里有窃听装置。
那就到大街上去，找一个电话亭，往他家打电话吧！可要是有人看到我夜半时分在电话亭里，一定会产生怀疑。
可是我不想也不能让维托德失血过多而死！
我痛苦地从浴缸里爬起来，匆匆擦了擦身子，穿上浴衣，拿了女邻居家的钥匙。她去度假了，我每天都替她浇花。我走到走廊上，打开房门，拿起电话，拨通了维托德家的电话。
“喂，您是谁？”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问道。听到有应答后，我立刻挂了电话。一切都挺好的。大夫该是给维托德包扎过了，他应该已经躺在床上了吧。
我稍稍轻松了点，重新锁上陌生的房门，回到自己家那个热乎乎的浴缸里。
可是，如果有人看到女邻居家竟然亮起了灯，那该怎么办？她不是去度假了吗！这一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也会引起别人的警觉！更糟糕的是，万一他们有电话窃听装置，发现此刻本该在意大利度假的女人的房间里居然有外拨电话……
哦，我的天啊！我的手提包里还放着一副陌生的眼镜，和那件杀人凶器。
泡在浴缸里，我无法平静。我第二次起身，第二次擦干身子，第二次穿上浴衣。我将眼镜包在一条毛巾里，对着厨房的桌子砸了几下，然后把碎片扔进了垃圾桶，打算明天倒掉。可是左轮手枪该怎么处理？也砸了吗？这显然太不谨慎了，我得采取更加巧妙的方法。
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处在直接的危险之中。谁也不会将这件事和我联系起来，在拉滕堡，谁也不认识我。维托德更不知道我是谁，他仅仅见过我三次，其中两次完全对我不感兴趣，第三次见到我时，他正处于极度惊吓之中。另外，他真的没法回想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第二次开枪射击时他还没恢复意识呢。
警察对这一切会如何看待呢？另外，我有没有犯下错误，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他那儿了？不，我不抽烟，不会留下烟蒂，这也不能成为犯罪现场的罪证。我也没丢失什么口袋书之类的东西。
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在潮湿的院子里我留下了脚印，甚至还沾到了地毯上。我为了能轻手轻脚地溜走，特地穿着体操鞋出门。平时我从不穿这双鞋子，这双鞋和那件鼠灰色的运动服都是我疗养时带回来的。
这些都必须处理掉。我马上拿起鞋子，将它放在一只装得半满的红十字会袋子里。下个星期就会有人把它们取走。至于那把左轮手枪，我把它放在了废物间的一只箱子里，准备第二天寻找一个更好的销毁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