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劳动者，就像厦大创办人陈嘉庚，从农村小孩成长为工业巨头，向中国捐献数百万元。即使是今天，不论政治派别，海外华侨每年依然汇上百万元回家乡，不止给大陆的亲戚，还捐给地方
政府兴办学校、发展大学教育、开办孤儿院，修建马路等。
中国人，不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非常慷慨大方。附近棚屋里住着一位普普通通的泥瓦匠，听说我的岳父岳母准备从美国来访探望，立马给我送了五斤新鲜捕获的鱼。一位退休的残疾校园工人常常将他菜园里种的新鲜蔬菜送给我们，或者送些新的花卉盆栽来点缀我们的庭院。就在昨天，隔壁一位老人家为我们送来两颗他亲手种的木瓜。有一次，我需要一台石磨来磨小麦做面包的消息传了出去，我的农民朋友们纷纷赶往农村的采石场，不久后我们就收到了石磨，而且不止一台，是三台。
这些朋友全都不求回报。他们的付出皆出于友情——譬如，自行车修理工虽然贫穷，却反复挂在嘴边：“小事一桩。真出问题了再付钱给我吧。”这个人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一间落满灰尘的店面，宽不足2.5米，长不过1.2米。墙上打满钉子，上面挂着满是油污的自行车链条、齿轮、轮圈、轮胎、车座和脚踏。而仅有的家具是两张竹凳（一张自己坐，一张给客人坐）和一张兼作茶几的竹脚凳。每次我顺道拜访，他都会摆出一套廉价茶具。我想，他修理我那辆破旧自行车赚的小钱还抵不过招待我的茶水钱。
中国人总是抱着奉献精神馈赠家族和近邻，但在这个范围之外，他们的慈善施舍
则较为稀少，因为在物质紧缺的时代（中国史上的多数时候），这样的举动会被视为对家族和当地民众的剥夺。如今，时代在发展，中国政府力求拓宽这种馈赠所惠及的范围。中国已有好几个慈善项目，旨在鼓励较为富裕的城市居民援助那些较为贫困、人数庞大得多的农村同胞。“希望工程”让中国城市人口可以资助农村儿童的教育，还有“手拉手”计划让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结成伙伴，相互写信和交换礼物。
从厦大保姆到百万富翁
我与杨英女士相识于1997年，那时我协助她与厦门市市长洪永世创办厦门国际学校。杨英出生在漳州平和的一个农民家庭，只受过四年教育，十五岁时就辍学到砖厂打工，每天赚一元钱来补贴家用。1982年，年仅十九岁的杨英借了二十元，购买前往厦门的车票，决心追逐她的中国梦：给厦大教授当保姆，每月挣二十元，其中十元寄回家里。这个梦想实现后，她又尝试卖鱼和猪肉。如今，她投资了多所国际学校、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多个房地产项目（包括在家乡平和一个十亿元的项目），她还是英才企业集团董事长和北京漳州企业商会会长。
杨英女士向平和慈善基金捐赠六千万元，用于修路架桥。截至2017年，她的杨英集团已向中国儿童基金会捐赠六千八百多万元用于兴建校舍
。她没到过宁夏、西藏，但听说那里的孩子买不起书，就通过中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送去买书资金。她还捐出五百万元，支持广兆中学建设。
杨英女士致富不忘本，对父老乡亲总是慷慨解囊。她经常在乡村走动，关心大小事务，并为高际村七百名六十岁以上老人和东槐村六百九十名退休人员提供生活补助。“我是农民的女儿，关爱弱势群体是我的本分。”她告诉我，“财富来自社会，要舍得回报社会。”
我想，连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都可以向她这样的福建人借鉴学习，向几十年来与我共事的众多厦大人和厦门人学习。中国有句古话叫“风雨同舟”，人类共同居住在这个小小星球，应该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而不是袖手旁观，毕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