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辞功能
语言的使用过程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和动机，说话者的动机也同样被构筑在辞屏中。我们都是有态度的社会行动者，因此我们通过语言符号构筑的辞屏体现了我们的态度。辞屏不是中立的，语言中的态度无处不在。Perelman（1982）在其著作《修辞学王国》（The Realm of Rhetoric）一书
中阐明了三者的关系，“在言说的过程中选择某些事物来加以呈现，会将受众的注意力导引向它们，从而给了它们一个在场的机会，防止它们被忽略”#pageNote#5。“在场”即对所意欲凸显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前景化呈现，同时遮蔽背景化信息。保证所选择内容的“在场”是修辞者的修辞目的之一，“在场”可使修辞者完成对所选内容的强调，体现修辞动机，从而获得受众的注意，完成修辞劝说的任务。修辞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制造“在场”（presence），即“对一些因素的呈现，而发话者正是期望集中注意这些因素以占据受众意识的前景”#pageNote#6。因此，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的过程中，网络媒体将其对此群体的态度和评价融入话语中，通过对事实的精心选择和安排，制造事实的“在场”，使“前景化”的态度和情感能够占据受众意识的前景，从而促使受众接受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和评价，实现修辞劝说的动机和目的。如：
（92）“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具备了更好的基础教育，生活理念接近城市居民，更注重生活质量，对职业的要求比较明晰。”马国湘说。（人民网，2015年3月11日）
（93）“城镇化率”和“户籍城镇化率”的区别似乎只是数据大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意
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进入了城市，在为这个城市做贡献，却由于户籍的限制无法完全享受市民的待遇。（南方网，2016年2月3日）
（94）尽管出生在农村，但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过良好的义务教育和初级技能培训，不再满足于流水线，也不再是抱着“打工挣钱回家盖房”的念头，开始用技能丰富自己，用奋斗实现更好的未来。（人民网，2019年3月1日）
（95）“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是不少打工人员的心理写照和生活现状。与当地人相比，他们极力想融入，获得“新市民”身份，但因缺乏同城待遇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丽水网，2016年2月2日）
以上几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及其客观情况的陈述都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做贡献的认可，同时也有对其所面临问题和困境的陈述。网络媒体使用以上语词构建的辞屏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身份以及弱势地位，积极身份以及弱势地位的“前景化”使网络媒体所意欲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在场”，从而占据受众意识的前景，使受众不知不觉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身份认同行动的激发，达到与受众的同一，从而完成网络媒体的传播目的，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能够逐步被受
众认同。
Perelman（1982）认为，“重复”是制造在场的重要手段，对某一信息的反复关注会延长受众对此信息的关注，从而增强在场的效果，达到Farichough所提出的“累积式媒体权力效应”#pageNote#7。本书所收集语料的引语来源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占43.7%，这些在语篇中重复出现的来自新生代农民工的引语不断被强化，从而使受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关注度增强，“在场”效果凸显，成为语篇多声世界里的“最强音”，而其他引语来源则被弱化和背离。引语作为辞屏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在场”的凸显充分发挥了辞屏的导引功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情感能够得以顺利传播，并最终形成对认同行动的激发，使受众倾向于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
人类的语言虽然不同，但其本质无异，都是通过符号系统发挥作为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的功能，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无不受到语词的使能和制约，通过对语词的选择形成“辞屏”发挥遮蔽、视角、导引和劝说功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构建过程正是对“辞屏”概念的意涵进行丰富的过程，证明了“辞屏”概念对人类语言思维的理论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