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轻轻地笑了，说道：
“好吧，如果您要去投诉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可能会说——当然，我是根据您的话猜测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受理您投诉的人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断定那是对老先生的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番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周围乘客的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得意——这一点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看，刚才您正好指出了现行的投诉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语言上的侮辱以外，还有其他方式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
去投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使用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言语的侮辱更使人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会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不会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些侮辱了别人的人，即使被叫到铁路公司的职员面前，也大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态度会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职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乘客报告那些非语言类的侮辱态度和傲慢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哎呀，说真的，您这样严苛的要求，未免太过认真了吧！”
“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我到了纽黑文站，一定会去报告这件事，而且我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听完这话，列车员好像有点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很严肃。我说：
“您总不至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费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民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应该逃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须我投诉。”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您瞧着吧。”
没过一会儿，列车员又来巡视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投诉他了。他是我的下属，如果下次他再
敢那样，我会教训他的。”
少校很诚恳地答道：
“是呀，这正合我意！您可别认为我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个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大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犹豫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有必要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辞退他。”
“辞退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难道您不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服务乘客，好让他将功补过吗？”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这么多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家的面给那位老先生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及时向我报告这类事件，而不是一声不响地走开，事后又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很快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
“喏，您瞧这件事解决起来多么简单。普通老百姓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妹夫要怎么做都行。”
“可是，
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都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会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任何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这样的亲戚我有三百多个。”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让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采用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的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些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冷静下来，稍微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吗？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再说，他总有姐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靠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不会有例外。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招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粗鲁无礼的制动手，再去雇另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意识到，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后继续留用，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语气讲述
了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个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因一次疏忽大意，导致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伤了几个人。群众十分愤怒，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已经得到了教训，以后再不会让火车出轨了，因此他将变得更加有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不小心把一册样本掉在了一个正在熟睡的先生膝盖上，一下子惊醒了那位先生。那位先生十分愤怒，和他两个朋友一起愤愤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车厢里的列车员叫来，向他投诉这件事，要求必须开除那个侍应生。那三个投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火，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都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地提出证明，为那个孩子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见了。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你们的反应也太过激烈了。那孩子刚才所做的只不过是火车上的侍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想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做法，并且
准备站在你们这一边，但是，如果连一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他，就要把他开除，那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是他们很气愤，听不进去任何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放下其他的事，也一定要先到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会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那个侍应生。其中一位先生打量了他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的影响大了。您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吗？”
少校不动声色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个回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找台阶下，含糊其词地承认自己刚才过于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抛开这件事不谈，从而使那个侍应生保住了他的工作。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这少校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坐火车去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天清晨用过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车厢，但是发现那儿冷清沉闷，车厢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进入那节车厢
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的一项规定——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在玩那种无须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游戏，但后来被列车员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信仰宗教，但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有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加入，他很想再玩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车厢的列车员来了，他蛮横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被允许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被允许的。”
此时，少校正在洗牌。他一面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那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如果你们继续玩牌，那么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
只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布这样一项规定的？”
“我的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不要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事实上，这件事对我确实十分重要。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任何一条法规，但同时也不能让自己蒙受耻辱。我也不能允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定来妨碍我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允许玷污我作为公民的权利，所以，现在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究竟是谁授权你们公司颁布这道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