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小学一年级（一）班的课堂上。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杨大柱”
“我想当老师。”
“李赛芬”
“我想当医生。”
“张家伟”
“我想当科学家。”
“孔子祥”
“我想上班。”
“上班？那你想干什么样的工作呢？”
“嗯……，就是上班，有工资的那种。”
“哈哈，科学家、老师、医生都上班，都有工资，你想当哪一种？”
“嗯……那就……就当科学家吧。”
在7岁的孔子祥的概念里，上班就是跟他父母一样到办公室干活，吃公家饭，既不脏又不累，受人敬重，还能比绝大多数同学爸妈种田种、地养猪养鸡领到更多的钱。他知道教师是给学生上课的，医生是给病人看病的，军人是保家卫国的，科学家是搞研究发明的，但对于自己的父母具体干的工作，他不太懂，他有限的认知还无法把父母的工作归类到任何一类已知的职业上去，在他的眼中父母就是上班的。
说到子祥父母，他父亲孔德明农民出身，家里七个弟兄，一个妹妹，他排行老四。子祥听父亲多次说过，家里兄弟姊妹多，地少粮食产量低，小的时候根本就吃不饱饭，一年到头玉米面掺着点硬米一起煮，油荤基本到过年的时候才尝上一回，肚子饿就到山里找些野果野菜充饥。兄弟几个，常年短衣薄衫，大的穿完给小的穿，缝缝补补，拆拆改改，从小到大衣袖裤腿就没盖全过。家里不够吃，更没钱供孩子上学，父亲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后来到了年龄，镇上征兵，他就毫不犹豫的报了名，没想到还真选上了。当兵对乡下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别的先不说，到了部队有饱饭吃，有衣服鞋子穿，这就足够。他父亲当了五年兵，复原回来后，镇上安排他到一个村里的村办事处工作，从此之后才摆脱了一生为农的命运，更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这个村办事处他认识了子祥母亲刘玉竹。
刘玉竹也是农民出身，家里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那时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子祥外婆接连生的都是女娃，就想要个儿子，求神拜佛的封建迷信搞了不少，就连几个姨妈的名字都起得别有一番用意，“采弟”、“招弟”、“买弟”，盼的就是下一个孩子是儿子。外公外婆成天叫着几个女儿的名字，在声声呼唤中，这个儿子终究还是降临了。之后他们还想再继续要个儿子，男丁多，家门才旺，结果生下来的还是女儿。外公外婆虽然失望，但好在有个儿子延续香火，便不再强求，于是给这个女娃取名“玉竹”，没有什么特殊寓意，只是听着终于像了一个女娃的名字。刘玉竹初中毕业，是家里唯一通过读书走出来的，本来这应该落到子祥舅舅头上，可没曾想舅舅天性贪玩，不爱读书，无论外公外婆好言相劝，还是棍棒伺候，他就是不读。没法儿，刘玉竹只有担起大任，一直坚持读到初中毕业。当时，初中生在乡下也算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镇里安排刘玉竹到镇医院实习半年，之后就回到村里当起赤脚医生。一个画着白底红十字的医药箱挎在肩上，刘玉竹就靠着一双脚走遍周边村寨，给村民看病，打针抓药。
刘玉竹行医问诊的大本营也就在这个村办事处，和孔德明一个院子，两人都算是村里有工作有身份的年轻人，自然比其他青年男女要更引人关注。孔德明办事得力，干练有担当，加上当兵锻炼出来的一身英武之气，成了村里年轻男女追随的对象。刘玉竹热心勤快，为村民看病打针十分细心，在村里口碑不比镇上的医生差，她梳着一条粗粗的麻花辫子，浓眉大眼，也惹来不少少男芳心。两人年纪相差两岁，同在一个院子里晃悠，眉来眼去的便生出了感情，两年之后便结了婚。他们的结合理所应当，门当户也对，而且都是吃公家饭的，这对于他们彻底摆脱农民身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两人结婚后不久，子祥便出生了。在子祥五个月的时候，父亲孔德明调到了镇上武装部，此后，他就骑着一辆二八大扛往返于镇上和村办事处之间，单边就是十公里地，风雨来雨里去，一骑又是两年的时间。在他的活动下，终于把刘玉竹调到了镇上农技站上班，干的是出纳的活。随后，一家人才搬到了镇上农机站职工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