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宗教绘画典故（1 / 1）

五、宗教绘画典故

佛教与佛教美术来华始末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末或东汉初，佛经佛像也随之而来。其权威文献当以北齐史学家魏收（505~572）所著《魏书·释老志》为准。其他如《法苑珠林》、《唐六典》、《释氏稽古略》等，基本都是引述魏书的说法。在二十五史中，只有《魏书》设立《释老志》全面系统介绍佛教和道教的发展情况。此外仅《元史》设《释老传》但较简略。在此引述《魏书·释老志》相关的文字：“汉武帝元狩中（前122~前177），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皇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这就是佛教、佛经、佛像来华的大体情况。佛教在汉代并未在社会流行，只是上层有少数人供奉而已。而当时人对佛教的理解，往往用道家思想。至南北朝，社会极度混乱，佛教所倡导的因果报应学说，适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所以迅速风行开来。对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寺名三变

佛徒出家、修功德之处为寺。佛教传入之前，三代至秦，官府通谓之寺，奄人（太监）称为寺人《诗经·小雅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首诗是宦官孟子（或为人名，或为奄人之长，孟和伯都是大的意思，巷伯也是寺人的通称）因被谗受害而作以汇私愤的怨诗。（用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403页注文）《左传僖公五年》云：“公使寺人披伐蒲。”披即楚奄人伯楚，名勃堤，二音促读则为披。（用杨伯俊《春秋左传注·僖公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305页）《周礼·天官寺人》云：“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综上所述，三代指奄人为寺人。秦代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汉代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颅、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汉书·元帝纪》，唐颜师古注曰，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风俗通》曰，寺者，司也。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官府通可称为寺。南北朝佛教大行其道，寺逐渐成为佛教圣地的专称。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颅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颅或云寺即鸿颅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为浮屠之居。今僧居概称寺，盖此本也。”

凹凸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大发展，印度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也随之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艺术宝库。梁朝画家张僧繇是吸收印度绘画晕染法的大师之一，据历史记载，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在建康（今南京）丹阳县置“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出自张僧繇之手，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观者无不惊异，乃名凹凸寺。可惜凹凸寺在梁末毁于兵火，画亦无存。不过类似的绘画作品在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中的南北朝壁画，以及甘肃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尚可找到凹凸晕染法的痕迹。如其中的人物形象，是先以土红色勾轮廓（也有以墨色勾轮廓的），再沿轮廓线以赭色晕染出体积感，然后着色。使形象富于立体效果。

张僧繇，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齐名的画家，吴中（江苏吴锡）人。梁天监中（503~519）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梁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画史流传许多有关张僧繇的故事，如画肖像画“对之如面”（逼真）；画龙，点睛后即“破壁飞去”等等。这当然是后人的演义。张僧繇的画风，与唐吴道子同属“疏体”，笔简意赅，“笔才一二，象已应焉。”张且有较强的书法功底，作画时“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唐李嗣真给予张僧繇极高的评价：“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千变万化，诡状殊形。经诸目，运诸掌，得之心，应之手。意者天降圣人，为后生则。”张僧繇的成功，与他虚心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不无关系。